揭秘：汪精衛投日屬「曲線救國」？或替蔣背黑鍋？

汪精衛是近代史上充滿爭議的人物；關於其投日另組汪偽政權，當其在世之時，就已有種種意見；在其死後，所謂「曲線救國論」，也一直很有市場。汪精衛當年，究竟是不是在搞「曲線救國」還是另有隱情？

汪精衛（左）與蔣介石（右）

一、「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

長期以來，汪精衛認為：日本是個「強鄰」，中國不可與之相比，「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亦幼稚不完備」，故而主張對日本的侵略應在「儘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據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妥協方針。

早年，汪精衛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鬥爭。然從一開始，汪氏的民族主義總想就十分混亂，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鬥爭與以前的民族鬥爭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將民族主義誤為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在中國，須以漢族為主幹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將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後廣收他族以求膨脹。

當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號，妄圖欺騙中國人民，汪精衛便用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相呼應，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嚙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後，威脅了黃種人。

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爭是「兄弟之爭」，「冤讎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於好」，「只應為友，不應為敵。」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日本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因為中弱日強，由日本為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爭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

歸結起來，汪精衛的民族失敗主義是其對日議和的思想動機和邏輯起點，而其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則構成了汪氏對日議和的理論支柱和必然歸宿。

二、促蔣議和是汪精衛時日議和的必然的最佳選擇

如前所述，抗戰伊始，汪精衛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雖然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實權。為貫徹自己的議和主張，促使蔣介石改變既定的抗戰國策是汪精衛的必然結論，為此，他做出了如下舉動：

1、直接面諫與上書蔣介石。汪精衛供認：「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為此寫給蔣介石的信，達十封以上，當面也說過多次」。陳璧君曾交待說，當時，汪乃冒萬死諫蔣。汪曰：「如不能戰，則不如和。」蔣曰：「抗戰易，和平難。」汪怒曰：「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毀譽打算，」蔣終不允……。

2、乘陶德曼調停之機，試圖逼蔣就範。抗戰初期，由於日本「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計劃受阻，不得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談」，以期儘快結束戰爭。汪精衛認為時機已到，積極推波助瀾，樂觀其成。

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通過了接受陶德曼調停的協議，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逼蔣介石接受。

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使蔣介石無法接受。但是，汪精衛認為機不可失，要剛剛上任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汪對孔說：「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你何必一定要去問蔣，他是負責軍事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承認。」。

3、挾日本之淫威以迫蔣議和。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復與日本的和談。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由漢口前往香港，建立了日本研究所。6月22日，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秘密抵達東京。在日本期間，高先後與日本內閣多名要員會談。

會談結果是決定蔣介石下野，由汪精衛「出馬」，另立反共反蔣政權與日本實現「和平」。高宗武東京之行是擅自作主，未經蔣介石同意的，故回香港後不敢返回漢口報告。於是他要周隆庫代其向蔣介石報告。

其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看了後，認為以先交汪精衛商量是否刪去此句為好，而汪精衛卻說，「這是沒有關係的。」遂仍照原文交蔣介石看了。汪表示：「我單獨議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這說明，汪精衛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勢力壓迫蔣介石屈服以期實現中日和談。

上述事實表明，汪精衛始終以促蔣議和作為貫徹自己和平主張的最佳選擇，即使在日木「希望汪先生出馬」來收拾殘局的情況下也不例外。只有當蔣介石完全拒絕接受他的主張，汪精衛才考慮單獨與日本商談和談條件。

三、汪精衛由主和派到最終成為漢奸經歷了複雜而又艱難的心理變化過程

由於蔣介石拒不接受其議和主張，對蔣極度失望的汪精衛除單獨與日本商定和談條件外，似乎已別無良策。

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等人由重慶經昆明，飛逃河內。日本政府遂於12月22日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提出了「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對華三原則。12月31日，汪精衛發表了「艷電」，公然贊同「近衛三原則」。「艷電」的發表，無異於把重光堂密約大白於天下。

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軍民同仇敵汽之時，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陣營內部的分裂化為泡影，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完全告吹，汪精衛眾叛親離，處於極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嘆：「在河內過的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破產後，汪精衛陷人了進退維谷的絕境，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出國」或繼續與日議和。4月25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決定另組政府，進行和平運動。

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懇請」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實行第三次近衛聲明，如實使四億中國人知曉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衛聲明不能如實實行時，我就難免受人譏笑，說是受了日本的欺騙，重慶就不相信日本。」

但是，日本的議和只是滅亡中國的另一種手段，本來就沒有將原密約「如實地見諸實行」的誠意，而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非將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衛簽訂了《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協議》，其內容遠遠超出了重光堂密約，汪精衛所擔心的日本不講信用的局面出現了。

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里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歡迎大使的軍樂起奏了，阿部已經緩緩進來，立在汪氏旁邊任翻譯的周隆庫，低聲向汪氏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氏象霍然從夢中醒來，重新露出了一絲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禮堂，完成了簽署手續。」。至此，汪精衛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單獨議和再到充當漢奸的三部曲，儘管汪氏自我標榜其和平運動為「曲線救國」，但仍掩蓋不了其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實質。

歷史，是人們自覺活動的產物。任何歷史人物的活動，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動機的指引、誘發、刺激下進行的。而「形勢比人強」、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各種客觀條件和情勢，又往往決定性地催生、助長、糾正、逼迫著人們的心理動機。剖析汪精衛一步步淪為不齒於人類的漢奸的心理過程，不但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抗日戰爭一個方面的認識，也必將使我們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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