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陳寅恪被批不學無術

陳寅恪一生的政治態度並不是那麼好把握。他好像誰都看不慣，沒有一個政治家可以入他的法眼。近代以來的各路當權者，從袁世凱到蔣介石都被他給一一罵了個遍。袁世凱當大總統，他譏為巴黎選美：「花王哪用家天下，佔盡殘春也自雄」；張勳組閣，他譏為妓女作秀：「催妝青女羞還卻，隔雨紅樓冷不禁」；國民黨長江防線失守，他也幸災樂禍：「樓台七寶倏成灰，天塹長江安在哉」。

魯迅與陳寅恪關係非同尋常。1902年，魯迅與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同時從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陳寅恪的大舅）的親自帶領下，去日本留學，陳寅恪也同船隨行。魯迅與陳寅恪的交往從此開始。到日本後，他們同學兩年。在弘文學院，魯迅與陳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處。魯迅一生罵人無數，卻沒有罵過俞明震，也沒有罵過陳寅恪。

陳寅恪從未有隻言片語談到魯迅。一直到晚年，陳寅恪才透露，因為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一代聖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國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

陳寅恪對柳如是評價極高，認為是「民族獨立之精神」，為之「感泣不能自已」。但《柳如是別傳》寫作動機，至今仍是一個謎。陳寅恪自言「世所傳河東君（柳如是）之事實，多非真實，殊有待發之覆。今撰此書，專考河東君之本末，而取牧齋事迹之有關者附之」。何齡修認為「第五章《復明運動》實際上是全書主旨所在。」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有一詩：「平生所學惟余骨。晚歲為詩欠砍頭。幸得梅花同一笑，嶺南已是八年留。」錢鍾書對此書頗不認同，認為陳寅恪沒必要為柳如是寫那麼大的書。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認為，「推尋衰柳枯蘭意，刻畫殘山剩水痕」，正是源自陳寅恪先生的文化使命感，是陳先生在卧榻沉思中追尋那種他唯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覺地承擔起華夏文化的託命。

新中國建立之後，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同年10月，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擬由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11月中旬，陳的學生、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南下廣州請陳寅恪北上。陳與汪對話的最終結果，便是由汪記錄的《對科學院的答覆》，裡面說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1966年6月，中大捲入「文革」，紅衛兵湧向教授們的住所，陳寅恪住的西南區52號也不能倖免。他們趕走了陳寅恪的助手和護士，抄了他的家，毆打他的妻子。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從大字欄貼到樹上、電線杆、房門、牆上、床邊……一次，陳寅恪聽說他被稱作「不學無術的反動學術權威」，他說：「我搞了一輩子學問，想不到落了個『不學無術』的評語。不過，『不學無術』的人怎麼能成為學術權威呢？學術權威怎麼會不學無術？簡直不通，不通。」

文革中，批鬥者知道陳寅恪記性好，就強迫他背誦《毛澤東語錄》。知道他看不見，就把高音喇叭吊到他床邊。差不多有兩年時間，他日夜被高音喇叭所包圍，痛苦不堪。1967年夏妻子心臟病發作，瀕臨死亡。陳在凄苦之中寫下對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學者劉夢溪認為：陳寅恪先生的學問所以有力量，是由於他的學問裡面有一種頂天立地、獨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學行經歷，體現了一般知識人士所不具備的節操和氣節。這就是他晚年在給蔣秉南先生贈序中所講的「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以及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蓋亦指此義。還有他在給楊樹達先生的序言里講的，「始終未嘗一藉時會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為學從來不「藉時會毫末之助」，「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這是陳學最富光彩的精神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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