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講唐詩

文史 06-30

啟功先生講唐詩

（節選自《啟功講學錄》）

今天講初唐和盛唐的詩歌，算是一個略論。何以稱唐詩、宋詞、元曲？因為唐詩最突出。何以詩到唐便興盛起來？這也很值得研究。有人分唐詩為四段，初、盛、中、晚，其中只推崇盛唐而卑視初唐。明人非盛唐詩不摹擬，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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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詩歌發展到唐代是壯盛時期。以詩歌廣義的概念來說，元曲、宋詞何嘗不是詩；一篇好的散文，也等於是詩。狹義而言，詩則專指五言、七言、歌行、樂府、古體……就這一範圍而言，唐詩正處於壯盛的時期。為什麼說唐詩處於中國古代詩歌的壯盛時期？這需要和以前的詩歌狀況作比較，才能作出結論。

袁宏道（中郎）是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明萬曆時人。譚元春是竟陵人，合稱公安竟陵派，小品文盛極一時。袁宏道的詩和關於詩的見解都很好，他說「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即工，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才離筆研，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見江盈科《敝篋集序》所引，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也有類似轉引）明七子王世貞、李攀龍等專事模擬唐詩中所謂氣勢浩大者，便是假古董。我認為袁宏道之言，甚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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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1568－1610年）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明代湖廣公安（今屬湖北省公安縣）人，知名文學家。與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並有才名，人稱「三袁」。他們發揚李卓吾「童心」思想，反對「前、後七子」等人的擬古、復古傾向。袁宏道主張文學重性靈、貴獨創，其作品清新清俊、情趣盎然，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

漢魏六朝詩有成就，但究竟到了什麼樣的程度？譬如一枝花，從孕苞到開放、凋謝，應有一個過程，我認為漢魏六朝詩是含苞欲放的花。有人說漢魏六朝的詩好得不得了，古雅得很，其實不對。

我認為，《詩經》在詩歌史的長河中與唐詩相比，如童稚語，樸實天真，不是長歌詠嘆。傳說毛主席曾說過《詩經》「沒有詩味」。又說現在的梯形詩除非給我一百光洋，否則我才不看。此說是否真實，且不管它。我個人是十分贊成這種看法的。現在有人仍用四言詩作輓詩，我感到表達力太差，難以盡興。「詩三百」是詩的源頭，處於不成熟的階段。「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出語樸實，不俗。後人如再重複，便落入俗套。當然，《詩經》中也有比較成熟的，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一類，便很有韻味，給人留有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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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和西晉的詩比《詩經》大進了一步，能直接地吐露思想感情，這是好事，但未免失之太實。曹植的詩很好，與六朝、初唐詩已經很接近。其他如王璨、左思、陸機等，也大抵如此。左思的詩很像李白，但仔細一看，僅似是而非。如《詠史》詩云：「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後面兩句詩如對聯，詩歌中稱作「合掌」，意思都一樣。這不是左思不行，而是當時對詩的要求就是如此，無需打磨得太光。前所引的第一首是無根底之言，有些像李白的豪語，其實都算不上是好詩。但就那個時期而言，是好的作品，只是與唐詩相比，那就差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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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間有無超出一般水平的好詩？以「超脫」論詩雖不貼切，但也不妨借用一下，即寫詩要給人留下空隙，留有餘地，這就叫「超脫」。反之則為拙劣，把一切都說盡了。一如圖畫，總得在圖畫之外留有餘地，否則就變成純圖案了。曹操的四言詩已很成熟，詩意跳躍很大。他借用《詩經》，信手拈來，毫不拘束。正因為他的詩跳躍性大，其間留有空當，故很能給人以想像的餘地。曹操的詩是在汲取《詩經》和民歌的養料基礎上而獲得成功的。

詩不能如火車，老在一條軌道上跑，它必須有跳躍。南朝民歌《西洲曲》便富於跳躍性。我認為曹詩的成就比《詩經》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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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155－220年）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人。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曹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曹文亦清峻整潔，開啟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史稱「建安風骨」，魯迅評價其為「改造文章的祖師」。

不死不板，謂之超脫。漢魏六朝詩有這個成就，但還相當粗糙，琢磨得太少。陶淵明在詩中消胸臆憤懣，正如魯迅說他並非渾身都是靜穆，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陶淵明的詩表面平淡，其實有許多的憤懣和不平。如寫辭官為其妹奔喪一詩，內容與奔喪完全無關，而且他根本就未去武昌奔喪。漢魏重名教，陶淵明表面奔喪，是敷衍名教；但詩中又實寫其事，又足見其蔑視名教。「嘻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此便是陶淵明詩歌的寫照。他越是寫得平淡，內容也就表現得越深。他在詩中不能不順應當時暢談玄理的風氣，也說一點理，但更多的是避諱它。他在詩中抒寫情感，但又留有餘地，並不過分。後人將陶淵明和謝靈運並稱，其實不妥。清人周濟認為陶淵明應與杜甫相提而論，理由是他們都同於有什麼說什麼，敢於直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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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與杜甫

大家如能將漢魏到唐的詩歌加以比較，則可以看出陶淵明詩歌的特殊性不僅在於其思想方面，在藝術上陶詩也是自有特色的。當然，陶淵明在藝術技巧、音韻和用字方面，不如唐人成熟，這也是符合詩歌藝術發展規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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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到荊州投奔劉表，寫「南登霸陵岸」一詩，其間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句，是誇張，但也實在。杜甫詩卻不一樣。他在成都盼望長安，詩意就很不一樣：《秋興八首》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詩意比王粲要有餘地得多。宋人張舜民被貶到湖南，「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詩意又更進了一層。到辛稼軒「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更別有一番氣象。同是望長安，幾位詩人的處境、思想、感情乃至運用技巧不同，詩意便大不一樣。比較起來，王粲的詩顯得太實，毫無縫隙可言。

《詩經·碩人》云：「頸如蝤蠐，齒如瓠犀……」其寫美女的手法也並不高明。曹植《洛神賦》的「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丹唇外朗，皓齒內鮮」，雖寫得稍好一些，但仍顯得笨。李商隱寫馮貴妃：「巧笑應堪敵萬機，傾城端在著戎衣。晉陽已失休回首，更請君王獵一圍。」此是從側面寫美女，但人的容貌、神態、情感、作用都表現出來了。故前者只是如畫，後者卻如電影，既立體，又能動。

六朝詩和唐人詩寫離別都寫淚，淋漓盡致，李白卻不落俗套：「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這樣的寫法，就比王勃的「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要高明得多。王勃的詩較前人已頗有新意，但仍撇不開一個「淚」字。晚唐詩人許渾「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情調雖較李白低沉，但情感已是很深。

可見唐人詩較之前人，已很成熟。只是漢魏六朝詩在唐仍有餘波，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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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恭《佳人照鏡》詩有「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的描寫，貌似巧妙，寫鏡內外之人都在拭淚，但只有臨鏡之人這「一處」會有哭聲，其實手法極為拙劣、俗氣。孟子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句，《紅樓夢》用作謎語，謎底為「鏡」，這就高明多了。張詩使我們想起一首民間搞笑的段子——瘸腿詩：「發配到遼陽，見舅如見娘。二人齊落淚，三行。」——為什麼是「三行」？因為其中有一人為獨眼也。這與張詩「兩邊俱拭淚，一處有啼聲」有何區別？張文恭詩本想作得巧妙一些，靈活一些，不想弄巧成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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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九齡，唐前期詩人，後半生歷唐明皇世，一般人認為他是盛唐時的詩人。但其詩中，不乏初唐貨色。如《過王濬墓》詩云：「漢王思鉅鹿，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算，平吳成大功。與渾雖不協，歸皓實為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萬乘度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棄，今人爭效忠。」（此詩系「奉和聖制」），可見盛唐也有這種詩，甚為拙劣，是未能消化題材的產物。

劉禹錫是中晚唐詩人，他的《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說的也是晉的統一，但就深沉豐富得多。張九齡和劉禹錫生活的時間相距不遠，卻有如此的差異。當然，劉禹錫詩也有拙劣的，張九齡詩也有佳作。

就詩這種藝術而言，在漢魏六朝未被完全消化，其間頗有硬塊。但到了唐人手中，不僅被消化，還頗為流暢，有生意。儘管其中也有未完全消化者，但屬餘波。

本文節選自《啟功講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一編《論文學》之「1979年4月12日啟功先生續講唐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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