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博物學：薛曉源對話陳燮君、曹可凡

2010年，19世紀最著名的博物學家之一奧杜邦的一部作品以1150萬美元的價格被公開拍賣，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昂貴的印刷書紀錄。對於奧杜邦的作品，傾心於博物圖書的人們非常熟悉，這其中包括薛曉源，早在11年前，他便在一次海外出差途中由一處書店裡收藏了奧杜邦的經典繪本《北美的四足動物》。

薛曉源任職於中共中央編譯局，同時是北京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的兼職教授，他還很可能是中國當代對於博物學圖書收藏領域最資深的藏家之一。「他們的畫和我們中國人的山川花鳥不同，第一個是色彩璀璨，第二個是客觀逼真，第三個是疊加複合的美學效果。」對於博物類圖書的興趣來源於薛曉源本人的藝術愛好，他自小酷愛美術，拜書畫家范曾為師，在北大和人大客串藝術教授的身份。

據他本人回憶，第一次有意識地收集19世紀西方博物類繪本是在2003年，每年兩到三次的海外差旅讓薛曉源有機會頻繁考察海外的博物館與舊書店，在一次次的探訪中，薛曉源發掘了博物繪本的收藏樂趣。迄今為止，薛曉源在博物圖書領域的收藏已經超過3000冊，其中包括幾十萬張高清的博物手繪圖冊。成為藏家後的薛曉源積累了豐厚的博物學知識，但相對於西方，中國大眾對於博物學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相當模糊的水準。他籌劃將自己收藏的作品進行一次公開出版。

2012年，薛曉源開始嘗試與商務印書館溝通，以簡易開本和優美的裝幀設計將博物繪本的精彩內容印刷出版的想法，得到了編輯的認可。薛曉源的構思來自另一部當時正在製作的叢書《發現之旅》的啟發，這是一套多達42冊的百科全書式的科普作品。「這系列叢書的繪圖都來自我的個人收藏，我雇專家翻譯，由我自己統稿。」2016年5月14日，這套被冠以「博物之旅」名稱的叢書前兩本《發現最美的鳥》、《發現最美的昆蟲》在上海書城首次發布。

博物學在進入20世紀走向消亡，此前，伴隨著地理探險和生物學的發展，博物學家的足跡遍布全球。他們在特殊的時代條件下獲得了一些今天的人難以想像的技能，比如速寫繪圖、剝製標本、野外探索等。因此他們留下的博物圖書往往以精準的細節描繪而是使讀者傾倒。進入1900年後，由於現代學科的紛紛完善，留給博物學的空間越來越少，這門學科最終走進歷史。儘管在1960年代以Rachel Carson及「自然博物學」的形式捲土重來，作為學科的博物學與一個多世紀前仍不可同日而語。

依照薛曉源的想法，在「帝國博物學」時代，中國人只是西方博物學家完成偉大探險時的被動參與者，可以說錯過了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但最終，人們仍然需要了解，在近代文明走向現代文明的過渡期，這批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冒險家們的成就和故事。「西方的博物學著作，是卷帙浩繁，我只能『採擷精華、分門別類』。」顯然他對自己推出的成果頗為自得，根據他的介紹，「博物之旅」還將繼續推出《發現瑰麗的植物》、《發現奇異的動物》、《發現神秘的水生生物》。

著名節目主持人曹可凡是得以提前一睹「博物之旅」圖書的受贈者之一。他用了「嘆為觀止」四字形容這部作品給他留下的印象。「我過去讀過生物學，也讀了醫學，接觸過博物學最基本的知識。從《天演論》翻譯到中國以後，西方博物學是有一段時間不斷進入中國的。我覺得中國人大概對它有一些粗淺的認識，但如此完整的看到西方這麼多博物大家留下的精美繪圖，確實嘆為觀止。」

在發布會現場對話環節，薛曉源、曹可凡，以及上海博物館前館長陳燮君進行了一場深刻豐富的對話。以下是對談內容。

主持人：我們編這樣一套書的立意是什麼？你想通過這套書告訴大家什麼內容？

薛曉源：其實我主編寫這幾本書，有三個立意。第一個，回歸自然，「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我覺得博物學有自然教育的功能，孔子說，「詩可以興, 可以觀, 可以群, 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我的第一本書，就是《發現最美的鳥》有100多種鳥類，其中很多珍稀鳥類是我們國人沒法看到的，或者罕見的。它藏在深宮大院中，藏在王室皇家中。我就說天堂鳥，天堂鳥當時在15世紀的時候，葡萄牙人看到之後，說此物只有天上有，人間目前哪得幾回聞。這一次我們把天堂鳥的身影第一次展現給國人。第二本我主編的《發現最美的昆蟲》裡邊，專門選了一個中國昆蟲季，為什麼選中國昆蟲季呢？因為1792年喬治·馬嘎爾尼來中國拜訪乾隆，結果鎩羽而歸，最後他帶回很多珍惜文本和標本，結果英國人根據這些標本和文獻寫了一本暢銷書叫《中國昆蟲志》，在1798年出版，引起英國轟動。所以我的第一個境界叫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第二個，回歸古典，享受天地大。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老是有人問我，西方的博物畫究竟有多美？我說三點最美，第一，客觀精確之美，這一點可能我們國人的博物畫做不到，我們要向西方學習。第二，色彩璀璨之美。西方人的色卡制度，同一種顏色紅色，有200多種色卡，有200多種顏色表現紅，200多種顏色表現綠和藍，嘆為觀止。第三，複合疊加之美，把不同的鳥放在一起，本來是為了節省空間，放在一起。

第三個立意，是審美教育，使我們在欣賞博物畫的時候有審美和享受。這是一種通識之美。商務印書館要求我寫一句話概括這個書的基本內涵和外延。我說：科學與藝術，自然與人文完美結合。我想這是我主編這套書的願望，希望大家能夠欣賞西方美麗的博物繪畫和博物藝術。

陳燮君：過幾天是每年一度的博物館日，在這個節日前夕，推出這套書，無獨有偶，上海博物館通過北京大學也推出了「世界文明」系列叢書，第一本《古希臘》很精美，有「世界文明」系列，也有「中國文明」系列，我想這點可能是英雄所見略同。現在大家經常提這個問題，到國外旅遊最嚮往的就是博物館，人類文明的遺產地。這也是經驗使然。我想我們出版業慢慢把中心聚焦到博物領域，大概是社會發展、人類發展，包括我們認識今後的一種共識。博物學是古老的學科，但在現代，通過我們薛主編的工作慢慢融入新的時代，它的意義是可以從不同視角加以理會的。

主持人：薛老師和陳老師都是哲學背景，而且陳老師還是上海美術家協會的理事上海書法家協會的理事長，您還出版過自己的書畫集。您看到西方博物學的藝術的時候，日本跟我們中國畫對比的話，大概我們是花鳥畫門類會不會比較接近一點？但是這二者區別又是特別明顯的，您能不能從中西藝術的角度，來一談談我們中國繪畫，比如說和西方繪畫在真與美、科學性與藝術性方面，有什麼樣的區別？

陳燮君：你講到中西藝術的比較問題。在中國繪畫史上，我們一直講畫院，比方講黃荃花鳥畫，當時在皇帝的倡導下，畫院的引領下，中國畫花鳥是怎麼畫的呢？比方說花，清晨帶露的花，中午正午的花，下午夕陽西下的花，畫得非常非常精美，越精越是美。就是剛剛薛教授講的客觀精確。畫院的鳥，比如說包括宋徽宗畫的鳥，我們上海博物館也有中國古代的繪畫。其實，精和美是同時並存的。另外大家馬上會想到，韓滉的《五牛圖》，這個《五牛圖》告訴我們中國古代繪畫不是不懂得解剖的，解剖得非常客觀非常精確。這個意義上講中西是共通的。如果我僅講到這裡大家不會感到滿足，因為文人畫的興起，對水墨的意向把握，使得今天的國人，認為中國畫在精確尋美的基礎上，有時候重寫意重主觀意向。這點其實在西方也是這樣的，我們講意向派，包括現代主義像畢加索，這些後印象派包括當中還有新印象派，包括現代派的興起，其實他們在精確的意義上，也有表現主義，有的不單于表現主義的寫意傾向。按道理講，中西都有客觀的一面，都有奔放寫意的一面。今天國人往往理解為中國書畫在寫意上在文人畫上、主觀表現上，好像比西方走得更加自由，更加奔放。

所以我想，這套書的出版，對我們美術愛好者研究者來講，應該說也是一個福音。特別搞花鳥畫的，有了這套書以後，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客觀描繪的對象。因為賀友直老師剛剛離我們而去，他說繪畫就是兩個訣竅，一個是發現，我們的書就叫《發現最美的鳥》、《發現最美的昆蟲》。賀老先生說，繪畫沒有什麼訣竅的，要是有訣竅，兩點，第一是發現，第二是比較。所以說這本書的出版對於繪畫研究愛好者來講，發現比較意義上提供了極大方便。

曹可凡：補充下陳館長剛才說的，關於中國跟西方之間對於博物學的概念。博物學應該是近代科學概念，中國古代人顯然沒有博物學的概念。但是就像剛才陳館長提出的一點非常重要。其實中國繪畫科目，會有花鳥跟走獸。我們有山水花鳥走獸，有不同科目。

剛才館長說過一點，其實我們去看敦煌的壁畫甚至史前的繪畫已經對動物有非常精準的描繪。中國的關於動物的繪畫，花鳥的繪畫，實際上從古代就開始了。

陳館長剛才說的就是黃荃，黃荃有一張非常有名的畫，不知道這張畫在北京故宮還是哪裡。就是《寫生珍禽圖》裡面9種鳥類、12種昆蟲、2個烏龜，天牛這些都有，這些動物之間是沒有關係的。顯然這張畫是一個科圖稿，老師給學生講鳥怎麼畫、昆蟲怎麼畫、烏龜怎麼畫。因為它不是一個畫面。所以其實你看當時人類的解剖，對於鳥類的解剖、昆蟲的解剖一定是非常精準。

到了唐代，剛才館長舉了《五牛圖》，還有一張更有代表，那張在美國的《照夜白圖》，韓干畫的，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木柱子拴了一個馬，這個馬是靜止的馬，但是生機昂然。骨骼的結構肌肉的結構，今天的人畫出來真不是那麼簡單的。

北宋很多的畫，比如說館長剛才講到宋徽宗的畫，上海博物館有一張《寒鴉圖》。宋徽宗所有的畫，所有北宋的院體畫家解剖都非常準確。為什麼後來中國人都覺得，好像我們中國人畫畫都不太精準，三筆兩筆畫，從原代開始有寫意畫出身。但是寫意畫不代表畫家不重視解剖，中外畫家都是一樣。

我看過一個材料，當時有一個學生，去看來楚生先生畫動物，他畫得青蛙都非常生動他家裡養了很多青蛙，他做寫聲，他的學生就問了。因為來先生是粗筆畫，他幾比就出來了，他說我是畫筆達到寫意的，但是我也要研究它細部結構。西方繪畫也是這樣，我們認為畢加索也好，認為很多現代派大家，他們是不講形的，實際上是對他們的誤讀。

我的一個朋友，在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畫廊裡邊做繪畫修復工作。他有一天畫廊送來一批德庫寧的抽象畫，我們以為德庫寧是隨便畫的。那天他拿了一堆德庫寧的稿子，他畫了一匹馬，成品已經看不出畫了一匹馬。但是從樣稿開始，我們就看到他怎麼從最寫生的一個解剖馬，不斷變形變到你最後看不出來這是一匹馬。中西方畫家都一樣，也許博物學是近代19世紀末從歐洲傳過來。但其實中國從古代開始，他們就講究對於動物的精準描繪和細緻的觀察。

原來作家納博科夫說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也許他一生就是昆蟲學家。他當年在劍橋三一學院，學的就是昆蟲。所以他回憶錄里講到，他每天早上印象最深的就是長長的窗戶，「當我看到第一縷陽光，我首先想到的是蝴蝶」。有人統計過，他所有文學作品當中，提到蝴蝶的有500多次，由他發現和命名的蝴蝶，有20多種——他完全就是個大科學家。納博科夫去世以後有4000多個蝴蝶標本，他贈送給哈佛大學。

我希望薛老師能夠花點錢把這個圖片買回來，看看一個文學家，跟昆蟲之間的關係，跟自然的關係。他就是一個博物學家，而且他晚年就是以跟蝴蝶打交道為生，所以他所有蝴蝶標本上面都有一個「to Vera」，Vera是他太太的名字，因為他不會開車，所以他出去捕蝴蝶都是他太太做司機。我只是看到一部分，非常精彩。

主持人：納博科夫不僅是文學家也是博物學家，我們這套書也得到了莫言先生、范曾先生、楊振寧先生的推薦，這三位分別是科學、藝術、文學界的大師。

薛曉源：我是兩年前參加了楊先生、范先生和莫言先生在北大搞的科學與文學對話。當時莫言先生和范曾先生問，當代世界最奇異的一件事是什麼？大家認為是手機，千里眼順風耳，我們在封神演繹中夢想的東西在這個時代實現了。

我們這本書能不能請范先生提議一下，我當時去范先生家，有點惴惴不安，我拿給他看後他很驚訝，馬上同意寫。稍後我說莫言先生的《豐乳肥臀》里對鳥類的描述細緻入微，能請他題字就更好。老師用毛筆寫了一封信，我拿這封信拿到莫言先生的家門。莫言先生說我願意給你寫推薦語，但是我要先看這本書。他用一個小時認真看完後，他說嘆為觀止。他寫是「鳥獸蟲魚是人類的朋友，亦是科學與藝術的靈感」。

我拿給范先生看，范先生說如果楊先生也寫一語就更有意義了。結果我們就請了楊先生去寫，楊先生人非常好，看完以後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他認為西方的博物學走在我們好幾百年了，尤其是奧杜邦父子，他畫的鳥類美輪美奐，我們應該奮起直追。所以他寫出了一個寄予，寄予年輕人最喜歡博物學、學習博物學，走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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