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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黨內高層大力推動楊絳《幹校六記》在國內出版?

核心提示:在出版單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將《幹校六記》在《廣角鏡》雜誌上刊登了出來,被一貫注重意識形態動向的胡喬木讀到了。他隨即讓鄧紹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傳話給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許覺民,認為這些文字應該在大陸出版。

哪位黨內高層大力推動楊絳《幹校六記》在國內出版?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6年04期,作者:楊建民,原題為:《幹校六記》問世前後


《幹校六記》是新時期一部有相當典範意義的作品。它展現了「文革」中一代知識分子的親歷往事,訴說了他們的生命所感。作品的文字是委婉而平和的,可反映的卻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實景,這樣在文字與現實之間形成巨大張力的作品,獨具品格,開一時之新風,也引起了人們的矚目。


從篇幅上看,《幹校六記》單行本初版僅60餘頁,可由於內在分量沉厚,在國家迎來「初春」的1981年問世時,還經歷了頗多波折。由於其中珍貴的文學價值,更得益於背後有一股追求光明的力量的支持,《幹校六記》終於在香港的雜誌發表後不久,由大陸的三聯書店正式出版。這其中,有黨內高層胡喬木作為大力推手,有三聯書店負責人范用先生的不懈努力……這一切,是不應該被歷史忘卻的。


【錢鍾書:「幹校」里少不了三類人】

粉碎「四人幫」後,楊絳在文化工作方面收穫了很大成績。她以自學的西班牙文完成了《小癩子》的翻譯;此前翻譯十數年的西班牙名著——72萬字的《堂吉訶德》,也於1978年3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由於長期伏案,在《小癩子》定稿後,楊絳的視力出現了問題,眼睛出現了「飛蚊症」,這是常常查字體偏小的詞典所致。可她是個閑不住的人,不宜翻譯了,就開始創作。接連地,《「大笑話」》《「玉人」》《鬼》《默先生》(後改名《事業》)等多篇短篇小說出爐。這些小說文字精雅,人物內在挖掘深入,富有幽默感,廣受有學識的知識分子喜愛。作品的成功鼓舞了楊絳,1980年,她讀了清代沈復的《浮生六記》後,決定要寫一寫自己的幹校經歷,題目也以《幹校六記》名之。所不同者,沈復以「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等命名裡面的篇目;而楊絳的則是「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冒險記幸」「誤會記妄」……


《幹校六記》寫成後,楊絳自信這部作品將超過她以前的作品。在寫作前,她曾將自己的想法告訴錢鍾書,錢鍾書卻「潑冷水」道:寫什麼「六記」,沒有用的。作品完成後,錢鍾書覺得很好,立即寫出一篇「小引」。這篇「小引」,就是後來《幹校六記》出版時的「序言」。錢鍾書認為,在「幹校」里少不了三類人:一類是「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假若他們來寫幹校生活,應當是「記屈」或「記憤」;一類是一般的群眾,「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裡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极參加」。還有一類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帳,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所以,錢鍾書認為作者「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這篇「小引」寫成於1980年12月,反思個人在這場運動中的所為,應該說錢鍾書走在了許多人的前面。


【胡喬木推動《幹校六記》在國內出版】


由於數十年的文風影響,當時人們還習慣於用嚴厲或高亢的筆調批判「文革」或過往,《幹校六記》這種以委婉筆觸寫出的反思文字,還不大為人們所接受。當時,甚至有一位著名女作家這樣評價:《班主任》是小學級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學級的;《幹校六記》則是大學級的。香港的一位編輯有意出版此作,但當時內地與香港聯繫起來還頗費周折,這位編輯就讓楊絳將書稿送交與海外有聯繫的三聯書店負責人范用,請他轉寄香港。


范用接到《幹校六記》書稿後,自己先作瀏覽,印象很好。作為出版家,有好稿在手,當然不願意讓海外先得到發表權,稿子就在范用手裡擱了一段時間。但能不能用,敢不敢用,范用一時也拿不準。香港那邊等不及了,那位編輯給范用發電報,說如果你再不把《幹校六記》書稿寄我,我就專程飛到北京來取稿子了。無奈,范用只好將書稿寄出。

在出版單行本之前,香港方面先行將《幹校六記》在《廣角鏡》雜誌上刊登了出來,被一貫注重意識形態動向的胡喬木讀到了。他隨即讓鄧紹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傳話給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負責人許覺民,認為這些文字應該在大陸出版。不久,美國著名的華裔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回國,在國家領導人舉行的招待宴會上,胡喬木見到了錢鍾書。他鄭重地對錢鍾書談到了《幹校六記》的出版問題,並對這部作品給出了十六字的評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


《幹校六記》能在國內出版,當然是楊絳所希望的。何況,這部作品中的豐富意味,國內的讀者體會起來,定較海外讀者更為深切。聽到錢鍾書告知胡喬木的評價和對出版的意見,楊絳馬上想到范用(之前范用曾跟她提及出版的意願),便給三聯書店的董秀玉發去一函,當然,也有給《幹校六記》出版者打氣,使他們減少政治包袱的意思:「昨晚喬木同志遇見鍾書,囑他向我傳話,說他看到《廣角鏡》上的《幹校六記》,他有十六字考語:『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他認為國內也當出。我記起范用同志也曾說過國內可出……請轉問范用同志,三聯書店是否願出?」


接到楊絳來信的第二天,范用立即寫出了一份選題報告:「楊絳同志近作《幹校六記》,經我的手轉寄香港,原來是說出版單行本,未料《廣角鏡》雜誌先發表了。」接著范用談到自己對出版這類作品的一些認識:「我曾設想三聯可以出版一些紀實的作品。這類作品,並非歷史,但是當事者的實錄,也可以看作『歷史的證言』或『歷史的側記』……這類作品,作者對它有感情。對後人,對了解歷史多少有些作用。猶如正史之外的野史、筆記之類(不完全恰當,是指它的作用而言)。題(體)裁不拘,但要求是真實的記錄,不必完全視作文學作品(因為它是真實的,不能有半點虛構)……楊絳的《幹校六記》也可列入。」范用還強調了眼下準備出版該書的具體情形:「此事原擬在討論三聯方針、任務、選題時提出,因楊絳來信,並候迴音,所以先單獨提請考慮。」同時,范用還附上了胡喬木對《幹校六記》的評語,作為在國內出版政治上的保險杠。


隨後的辦事效率很高,選題報告送上去的當天,人民出版社的負責人曾彥修便讀了大部分作品,並簽署了自己的意見:「楊絳同志當然不會假借別人名義講話,我看了前五段,覺得比較平淡,評價不如喬木同志之高……我覺得三聯可以出版,但恐怕不會如何轟動。」當然,這些判斷從以後的情況來看,略有不足。《幹校六記》即使今天看來也仍不「平淡」,它在海內外均產生了較大反響。


當年5月范用提交選題報告,到7月,《幹校六記》第一版便印出兩萬冊發行了。這一版的封面,請了在北大荒待過多年的畫家丁聰先生設計:近前是伸向遠方的一片白樺林,另一側下角有幾排整齊卻簡陋的宿舍——這應該是丁聰心中和記憶里「幹校」的情形。書名由錢鍾書題寫——他們夫婦曾有「互題書名」的約定。

但對於這一版的封面設計,范用及作者楊絳都不夠滿意。後來談到這個封面時,范用說:「第一版的封面是請丁聰設計的。丁聰是大家,但這次設計是失敗的。楊(絳)先生也不滿意。再版時我就重新設計了……設計其實很簡單,畫一個框,框上再壓一個專色框,用作者手書籤名。楊先生對這個封面是滿意的。」范用親自設計的這個封面,簡樸雅潔,看去十分爽目。可惜書名用了標準字體,沒有繼續用錢鍾書那瀟洒的手跡,只是作者簽名用了楊絳自己的字跡,算是略略別具風味吧。


雖然該書在香港、大陸兩地幾乎同時出版,可畢竟香港方面先拿到稿件並先行在雜誌上刊出,所以范用還是與香港方面進行了協商,最後達成協議:「國內版」不要出口,免得影響「港版」的銷路。為此,范用特地向「三聯」出版部發一內部通知單:「據此,請將此書列為『不出口』。」


【《幹校六記》的出版「為三聯增光」】


《幹校六記》問世後,在知識界引起很大反響。國內一篇文章這樣評價:「在該書中,作者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卻寫得不溫不火,娓娓道來,有如閑話家常。她寫的似乎都是『小事』,但從一滴水可以見到整個天空,『文革』的禍患,已在她細緻的筆觸下浮現。慘痛的人生經歷,在她筆下成為寒冷中枯寂而生長在荒野的帶著綠芽的古樹,溫情的點滴流露成生命不息的火光。」

不僅如此,國外讀者也有不少反饋。1982年,由日本漢學家、《圍城》的日文本譯者、大阪女子大學中島碧教授翻譯的《幹校六記》,在日本的一家雜誌上連載,並出版了單行本。此外還有英文譯本、法文譯本、俄譯本等。1983年,英國的《泰晤士報》也在文學副刊上發表學者書評,稱《幹校六記》是「20世紀英譯中國文學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蘇聯漢學家索羅金在俄譯本的前言中說,該書「通過幾個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日常的喜怒哀樂,精心刻畫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傑出部分的精神面貌……」美國首任駐華辦事處主任洛德的夫人讀到此書後,向中國作家協會提出,希望同作者楊絳見面,之後還多次請楊絳出席茶會,邀請看電影,一起吃飯……


在三聯書店的歷史上,出過許多有分量、有價值的著述,《幹校六記》應該是其中的傑出代表。1994年,范用先生為出版自己恩師陳白塵的《牛棚日記》,給三聯書店董秀玉去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十幾年前,您組來楊絳先生《幹校六記》,出版以後,風行一時,至今行銷不衰,為士林所重,評者時有論及。此書與其它幾本書,為三聯奠定基礎,為三聯增光……」為三聯「奠定基礎」,這話由為「三聯」新時期發展奮進獻身的范用先生說來才恰當;「為三聯增光」,前面所舉的事例可為佐證。


在筆者看來,《幹校六記》作品本身,連同書籍的出版過程,都體現出了那種讓人仰視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與風骨」。一部好書的問世,我們除去感激作者,還應當記住那些有歷史擔當的出版工作者,對他們,我們應充滿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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