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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與意義:《堂吉訶德》的元小說性

遊戲與意義:《堂吉訶德》的元小說性



《堂吉訶德》插圖

作者丨Svetlin Vassilev


摘要


本文以世界文學史上最負盛名的經典小說之一——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為寫作對象,試圖通過文本細讀,展示它在敘事藝術上為小說發展帶來的革命性轉變,闡明它為小說現代化做出的開創性貢獻,揭示《堂吉訶德》作為元小說的特徵,及它對小說寫作與閱讀理論的探討。同時本文力圖挖掘小說敘事遊戲背後的理論意義:《堂吉訶德》的自我閱讀、自我指涉的特徵以及其文本內部包含的對於小說這種文體本質的思索。


關鍵詞

堂吉訶德 塞萬提斯 現代小說 虛構 元小說


自指性小說


《堂吉訶德》中,我們處處可以感到作者的存在,感到小說的存在。敘事總要提醒別人注意它是敘事。當他寫一篇序言但說自己並沒有寫序言的時候,塞萬提斯就開始暗示讀者要提高警惕。之後他提到自己的《伽拉苔亞》[20],並由人物——理髮師——評論他自己,這是另外一個自指的信號。當小說偽托的作者——摩爾人西德與阿拉伯翻譯進入文本的時候,塞萬提斯將自己也小說化,變成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他同西德與翻譯共同探討如何寫作《堂吉訶德》。烏納穆諾說,文學與非文學之間的衝突鬥爭是互補的,他們相互作用,由於對方的存在而存在。當作者將自己小說化,並與一個試圖將自身擴展、超越小說的人物之間進行辯論的時候,這種鬥爭達到了極點[21]。


小說中的人物都有一種想成為被書寫對象、成為書中人物、留名千古的強烈慾望。而堂吉訶德正是懷著這樣的願望離開了拉曼卻的村莊:


說不定將來有一天,有關我的種種壯舉的如實記載會公佈於世;那位執筆的學者提到我的第一次出遊的時候,準會這樣寫道:『面頰緋紅的太陽神阿波羅剛剛把他美麗的金髮鋪滿遼闊無際的大地,羽色斑斕的纖巧小鳥剛剛撥動過琴弦似的細舌用甜美宛轉的歌喉迎來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正離開與猜忌多疑的丈夫共享的柔軟卧榻,透過拉曼卻廣袤原野上家家戶戶的門窗和陽台,在世人之中露面。此時此刻,著名騎士堂吉訶德·德·拉曼卻,撇下使人懶散的鴨絨被褥,騎上赫赫駿馬洛西南特,踏上聞名遐邇的蒙帖爾古老原野』。……

我的豐功偉績理應鏤鐫在青銅上、雕刻在大理石上、描繪在畫板上,為後世永遠銘記!幾時世人有幸聞知這一切,那該是多麼美好的年月、多麼美好的時代啊[22]!


第一部第三十章中,書中人物卡爾德尼奧說,「我不知道世上會不會有頭腦伶俐的人把這些都演義成一部故事呢」[23]。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閱讀的是一部小說,塞萬提斯當然也意識到他在寫作的正是堂吉訶德的故事。但是他佯稱堂吉訶德們在期待著一部關於他們經歷的書。更耐人尋味的場景是第二部中屢屢出現的對第一部的批評與討論。第二部第三章中堂吉訶德、桑丘與參孫·卡拉斯科三人的對話可能是世界文學中最非同尋常的:兩個人物在談論創造出他們的作品現在正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十分暢銷。堂吉訶德初行時設想的美好未來,現在已經成為現實:他是白紙黑字的書里故事的英雄。參孫告訴他們讀者們的不同反應[24]:有人喜歡看堂吉訶德大戰巨人,有人喜歡漂布機之夜,有人說最偉大的是堂吉訶德放走了苦役犯;但是很多人不喜歡堂吉訶德總是挨打;大家都喜歡桑丘的語言幽默風趣,但是覺得他想當總督的理想太不切實際;讀者們普遍不喜歡作者硬插進的一段故事《死乞白賴想知道究竟的人》,覺得與堂吉訶德無關;有人還埋怨作者記性差,沒有交代桑丘的驢到底是怎麼被偷的、他在黑山找到的那一百金幣的下落怎麼樣了……他們還繼續討論了作者是否會寫第二部的問題,但是我們其實正在閱讀的就是《堂吉訶德》的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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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插圖

作者丨Svetlin Vassilev


當公爵夫婦見到堂吉訶德時,他們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問,以驗證那本流行的傳記中所寫是否屬實。他們想知道杜爾西內亞這位小姐是否確有其人。當塞萬提斯提出這個問題後,他將自己置於一個尷尬的境地: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懷疑另一個人物不是生活中的人物,如果她的懷疑成立,那麼小說的第一部的真實性將會徹底坍塌;如果她的懷疑不成立,意味著書中的世界與生活中的世界是一一對應的,那麼生活的真實性將蕩然無存。所以塞萬提斯使得堂吉訶德以一種模稜兩可的語言回答這一詰問:


上帝很清楚究竟有沒有杜爾西內亞,她是子虛烏有還是非子虛烏有,這種事情是沒法尋根問底的[25]。


瑞利在論述《堂吉訶德》中生活與藝術的關係時說,堂吉訶德試圖將他正經歷的生活轉變為藝術。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藝術或說理想的藝術意味著選擇,一個人不可能從他自身的經驗中選擇所有的章節。生活與藝術是兩個問題。困擾塞萬提斯的是,究竟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什麼[26]。

在公爵夫婦與堂吉訶德的這段對話中包含了兩個元小說的特徵:不僅將小說的人物創作也作為小說的主題之一加以討論,而且牽扯出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閱讀小說。它繼續了對小說自身的關注與思考。


寫作·閱讀


約翰·愛倫說,這本書包含了讀者閱讀、誤讀,作者寫作以及難以寫作的故事[27]。《堂吉訶德》第二部中的人物幾乎都以同樣的目光來閱讀它,這也是當時人們普遍的閱讀經驗:把小說當成對現實生活的真實摹寫或再現。所以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它所寫的人物、情節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存在。其實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被他們指認為「瘋子」的堂吉訶德殊途同歸——只不過堂吉訶德更加極端一點,他不僅把小說當作現實來讀,而且還要親身實踐小說所寫,重新走小說中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整部小說是一個關於如何寫作與如何閱讀小說的寓言。如果說上一小節中,我們分析的小說中出現塞萬提斯的名字與作品、出現小說的第一部等等是小說自我指涉的特徵的話,它也只是一種表象的、淺層的、具體的自我指涉;而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指向了更本質、更深層、更抽象的小說寫作與閱讀。


堂吉訶德從一開始就是那樣一種讀者,拒絕分辨真實與虛構、現實與幻象。事實上,他不是一個好讀者,以至於他從不想將虛構從他經驗的現實中分開出去。對於這部傳播他奇遇的編年史,他立刻指出每一處他認為發生過的事情與別的讀者告訴他作者報道的事情之間的差異。這是他在讀騎士小說時從不作的區分。他相信騎士小說中的每一件事,但現在他卻認為關於他自己的故事不完全真實。


傀儡戲一章表明堂吉訶德沒有做到作為一個觀眾應該保持適當的距離。這就象他作讀者一樣。他從不觀察他生活著的這個世界,他永遠用騎士小說中騎士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所以富恩特斯說,堂吉訶德不觀看(ver):堂吉訶德閱讀(leer),他的讀物告訴他那些(風車)是巨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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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插圖


作者丨Svetlin Vassilev


第二部第七十二章中堂吉訶德與堂阿勒瓦若·塔爾非(他是阿維耶內達的偽續書中的人物)的對話頗耐人尋味。塔爾非在偽續書中與堂吉訶德關係密切,是他慫恿堂吉訶德離鄉出遊,並赴薩拉戈薩比武的。而且在他的幫助下,堂吉訶德才得以獲勝。但是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站在塔爾非面前時,他竟然不認識堂吉訶德。塔爾非還發誓他認識的堂吉訶德已經被送進瘋人院了。那麼應該是塔爾非在說謊了。可是,塞萬提斯為了達到批評偽作者阿維耶內達的目的,並不責怪塔爾非,而讓塔爾非承認「我的種種經歷也均屬虛幻」[29]。而且既然塔爾非否認了偽書的真實性,那麼他自己是否真實存在就也成為一個問題。他只能認為自己「中了魔」[30],否則沒有辦法解釋自己所處的荒謬情境。塔爾非的苦惱在於他可能意識到自己僅僅是小說(更悲哀的是其實只是一部偽書)中的人物而不是生活中的人。


而堂吉訶德與桑丘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在一本書中,但是他們知道有一本關於他們的書存在。在第二部書中,堂吉訶德與桑丘是「真實」的人,可以同與他們「真實」過去偶合的「書本中的人物」競爭,與另一個從第一部書而非他們真實生活生出的「偽書中人物」競爭。「塞萬提斯的小說因此具有博爾赫斯的鏡子式的無限,將表面真實與被創造出來的世界中的假定虛幻的事物混合,在這個世界中,被感知的事情比書本中所記更為虛假」[31]。


當然,這是文學史中第一次出現一個人物知道他正在被寫作。堂吉訶德,也是讀者,自知被閱讀,而阿馬迪斯永遠不會知道這些。富恩特斯說,「正是在這一點上,塞萬提斯發明了現代小說」[32]。堂吉訶德是小說閱讀的雙重受害者,他兩次精神失常:作為讀者,作為被讀者。「當世界變得越來越吉訶德,堂吉訶德,作為閱讀的符碼,卻失去了對於自身的幻象」[33]。當他進入公爵的城堡時,堂吉訶德看到城堡就是城堡,但是從前他將小旅館看作城堡。「現實偷走了他的幻想。在公爵的世界裡,不需要再幻想一個非真實的世界,因為公爵夫婦為他提供了真實。如果閱讀與真實一致的話,它還有什麼意義?那些書還有什麼意義?從這開始,到處都是悲傷與失落,對於真實的悲傷,對於理性的失落。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曾經指出,現代小說的奇遇可以概括為兩大主題:偉大的希望與失落的夢想。堂吉訶德是第一部講述幻想破滅的小說」[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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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插圖


作者丨Svetlin Vassilev


在富恩特斯看來,塞萬提斯與喬伊斯是兩個極端的例子,通過他們,現代小說實現了它的目的並且認識了它自身。他們建立了一種文本內部的自我批評。《堂吉訶德》,是對閱讀的批評,而《尤利西斯》,是對寫作的批評[35]。


堂吉訶德也許可以既被看作是一部小說,又被視為小說或普遍的寫作的理論。小說可以被分為堂吉訶德的故事及創造這個文本的故事。弗萊德曼認為,「以文學表現一個落伍的遊俠騎士(貪婪的讀者)的生死,這不僅宣告了現代小說的誕生,同時也宣告了一個新的二元對立的產生,即故事與歷史,或者說是故事寫作與歷史寫作,從根本上說,是詞語的權力與無力之間的對立」[36]。


故事/歷史、虛構/真實、小說/現實、文學/生活……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小說家們普遍關注並為之所困擾的問題。「塞萬提斯生活中最大的事件就是科學的興起,十七世紀歐洲思想的主要特徵是一種人格分裂。塞萬提斯在小說的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彷徨就象在新舊兩種世界觀之間的猶疑」[37]。這種彷徨對於現代小說而言,至關重要——它說明現代小說與生俱來的歧義性:在虛構與真實的兩極之間搖擺。「這些困擾塞萬提斯的問題,是批評的問題。他作為一個小說家而不是理論家陳述了這些問題。但他對於這些批評問題的自覺意識,使得他可以在《堂吉訶德》中做到超乎尋常的幻想人類的經驗,這種幻想不是人類經驗的遮蔽或歪曲而是對於它本質的闡明」[38]。


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對於小說寫作與閱讀的探討,使它成為一部關於小說的小說。我們在小說中看到了人物作為人物存在、作者作為作者出現。這就象我們看木偶戲時,看到了木偶身後的線,看電影時看到了攝影機。這讓我想到塞萬提斯的同胞委拉斯蓋茲(Velázquez)的名畫《宮娥》(Las meninas)(1656)。我們看到藝術家自己,注視著畫布,畫布背對著我們,在畫的左邊;國王和王后在我們身後,在畫之外,但是我們從正對著我們的小鏡子中看到了他們。委拉斯蓋茲同時在畫框內外,畫畫,也畫他自己作畫。福柯在《詞與物》中開篇就細緻分析了《宮娥》,在他看來,整幅畫在尋找一個本身就是場景的場景。再現再現自己、以純粹的再現形式展示自己[39]。在元藝術(meta-art)中,我們不考慮難捉摸的畫框,就不能思考再現。最終,元小說性迫使我們思索作品展現它自己的媒介的本質——究竟何謂「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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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訶德》插圖


作者丨Svetlin Vassilev


結語 小說:虛構與真實之間


本期編輯


李瑞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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