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死磕還是忍辱苟活？五位亂世文人的悲催人生

文史 06-07

展覽：新理異態——明末清初五家書畫展

時間：2016年4月30日至6月30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武英殿

在中國藝術史的敘述中，「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是對於書學發展的基本認識，到了明代，最著名的書法家首推吳門的文徵明與松江的董其昌，其風流蘊藉的書風不僅獨步當時，更令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為之傾倒。但是，就在明代文人努力建構精緻典雅的審美趣味的同時，一種強調個性抒發、注重風格創造的美學觀念也在醞釀之中，並逐漸發展為一股對於「奇」趣的審美追求。於是，在我們欽羨於「吳門四家」的儒雅之際，往往還會驚嘆於徐渭的落魄癲狂與八大山人的白眼向天。當然，還包括故宮武英殿「新理異態——明末清初五家書畫展」中呈現給我們的五位書法家：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與傅山。

光榮死磕還是忍辱苟活？五位亂世文人的悲催人生

倪元璐行書求歸不允詩軸故宮博物院藏

「新理異態」的說法來源於康有為，除了晚清倡導君主立憲的改良派政治身份，他也是碑學書法的有力倡導者，《廣藝舟雙楫》對於書學發展的影響毫不遜於他的另外一篇名作《孔子改制考》對於思想領域的顛覆。康有為在講到晚明書法時認為：「明人無不能行書者，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乃至海剛峰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若董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奇寒儉，若遇大將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氣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這段話傳達了兩個信息，其一是康有為雖然認可董其昌書法的妙處，卻更推崇剛健雄強的個性風格，「休糧道士」與「大將軍厲武」的比喻可謂生動；其二是康有為從倪元璐的行書引出了「新理異態」的觀點，為我們今天理解明末清初的書法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角度。

光榮死磕還是忍辱苟活？五位亂世文人的悲催人生

傅山行書古詩十九首冊頁一故宮博物院藏

所謂「異態」，指的是形式風格上的變異，就是說明末清初這五位書法家的風格與當時普遍流行的秀麗典雅的風格有很大差異，而造成變異的根本則在於新的美學觀念的產生，這就是「新理」。要追問晚明文藝方面「新理」產生的原因，還要從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想與文人心理入手。涉及明代的思想，頭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王陽明的「心學」，其通過「致良知」的內心追問，為整個明代關注人本身、富於個性解放色彩的思想潮流奠定了基調。

除了王陽明，在晚明引起巨大爭議的思想家還有一個李贄，這位自稱「倔強難化」公開質疑聖人之言與孔孟之道的叛逆者提出了「童心說」，是當時個性解放潮流中最為激進的代表，後來常常被看作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思想先驅。指向內心與天性的思想潮流，為晚明張揚個性的藝術風格提供了基礎。但光有思想還不夠，文學藝術中強烈的風格創造與表現力總是在現實的殘酷擠壓和內心的焦慮苦悶中誕生的，晚明這個繁榮而又危機四伏的時代恰恰提供了這個必要條件。

光榮死磕還是忍辱苟活？五位亂世文人的悲催人生

傅山蘭芝軸故宮博物院藏

首先，晚明的文人面臨著政治文化精英階層的身份焦慮，城市工商業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達令市民文化獲得了空前的提升，附庸風雅在商賈富戶之中頗為流行，這一點在萬曆年間寫就的《金瓶梅》中就得到了生動的體現，看看書中對於清河縣城暴發戶西門慶書房的描寫，我們就不難體會在晚明的富庶城市中，風雅和流俗間的界限多麼模糊。於是，舊的文人趣味逐漸被吸納到市民文化之中，雖然此時文人的生計大多依賴於前來購買詩文書畫的主顧，但至少在精神上，他們仍然希望堅持其優越地位，藉助創造新的美學趣味以突顯其超越流俗的精英身份就是他們採取的一種策略。

除了面臨精英身份的焦慮之外，他們還不得不面對內憂外患的現實和鬱郁不得志的仕途。武英殿展覽中呈現的五位書家，都經歷了晚明萬曆、天啟、崇禎三朝，除了最年輕的傅山主要活動於清初，其他四位都供職於明廷。而他們出仕的這段時期，恰好是明朝衰亡的轉折時期，這一點在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中得到了生動入微的描述。長期怠政而貪財的萬曆、因「梃擊案」、「紅丸案」而僅僅在位一月的光宗、熱衷木工重用閹黨的天啟、疑心重重而無力回天的崇禎，晚明可謂君昏臣暗百弊叢生，而在朝為官還要應付黨派間的傾軋和閹黨的迫害，稍有不慎就可能丟官去職乃至性命之虞，危巢累卵更何談抱負功業。於是，對於這幾位生逢末世的書家，唯一的寄託只能是「文人末技」的詩詞書畫，只有這個途徑才能衝散他們胸中積鬱難平的塊壘，也只有這個途徑才能宣示他們絕非逢迎流俗之輩，其筆下張揚恣肆、激蕩跳躍、矯健奇怪的行草書法，終於使他們開創了藝術史的一派新局面。

但歷史似乎也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以藝術史觀之，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傅山五人實為明末清初開創行、草書新風格的一代大家，但在傳統「知人論畫」以人品觀書品的鑒賞體系中，他們的地位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極。其中黃道周、倪元璐與傅山，在入清以後仍然受到包括新統治者在內的文化精英階層的推崇，這不僅因為他們在書法上的成就，還包括對於他們品行的認可。倪元璐聞明亡而自縊殉國，黃道周則抱定「大明孤臣」之念兵敗就義，遺民傅山入清後亦因拒赴博學鴻儒科的考試而博得士林的尊重，其品德節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轉化為對他們書法中「氣骨」、「剛健」等審美因素的依據。

黃道周行書五律軸故宮博物院藏

相比之下，張瑞圖在後人眼中則落得個「其字天下奇，其人姑置之」的評價，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在魏忠賢專權之際獲得迅速擢升，並曾為魏忠賢生祠繕寫碑文，由此被崇禎帝劃為閹黨，為後代士林鄙薄。其實，遍查明史，張瑞圖作為閹黨的罪證無非就是以書法獲得魏忠賢的賞識，並為魏忠賢書寫了碑文壽屏之類，很難說是大奸大惡之輩。這倒也很像同為「晚明四家」的董其昌，這位文壇祭酒也曾因「民抄董宦」事件而被懷疑魚肉鄉里。但終歸晚明閹黨肆虐對文人造成的心理傷害太深重，即便是曲意逢迎也已經突破了文人的底線，大節有虧始終令張瑞圖難以見容於後人。

張瑞圖行書五律詩軸故宮博物院藏

在清人眼中，王鐸絕對比張瑞圖更為不齒，這位早年曾因直言敢諫而與黃道周、倪元璐並稱為「三株樹」的大明忠臣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後繼續扶保南明弘光朝廷，擔任了內閣次輔的要職，卻在多鐸率領清軍進攻南京之際率百官獻城投降，成為明朝降臣中官階最高的一位。當年與王鐸一起率眾在雨中跪迎清軍的，還有那位因水涼而拒絕與柳如是一起投水殉國的錢謙益。王鐸降清不僅使他遭到了明朝遺民的唾棄，即便在清朝統治者和史家眼中，他也絕非正面形象，一旦政局穩定而需要借「崇獎忠貞」維護統治的時候，他便與洪承疇、祖大壽等人一樣被乾隆皇帝打入《貳臣傳》。晚節不保令王鐸早年力圖營造的忠臣形象毀於一旦，使他在清廷的猜疑冷落中度過了糾結壓抑的晚年，同時也殃及後人對其書法的評價，與傅山等人同樣剛健奇矯的連綿行草，卻被歸為「惡趣」而無人賞識。

光榮死磕還是忍辱苟活？五位亂世文人的悲催人生

王鐸草書臨王羲之帖軸故宮博物院藏

剛直忠貞也好，投機諂媚也罷，擺脫人品與書品間互為表裡的傳統道德預設，明末清初這五位書家，都曾經是生活在那個特定的、真實的晚明社會裡的人，與當前的我們一樣既複雜又普通。但是通過那些流傳下來的書畫作品，我們或許能夠從奔突跳躍、盤曲頓挫的筆墨線條中，尋到一條感受他們的內心情感、認識那個風雨飄搖時代的捷徑。

楊絳

萬人如海一身藏——讀楊絳先生

瓦爾特

在瓦爾特的指引下來到薩拉熱窩

歡樂頌

《歡樂頌》揭露了一絲殘酷真相

語文思維

一生停留在「語文思維」會變成一個無趣的獃子

天鵝

沒想到你竟然是這種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