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內廷用馬由御馬監負責 官馬牧養有兩套系統

明清兩朝的官馬

明朝

明代內廷用馬由御馬監負責。官馬牧養有兩套系統，一是由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負責的「官牧」，類似於唐代的牧監。其總轄於兵部。二是民間牧養之「民牧」。南方由南直隸應天府負責，北方由直隸順天府及山東、河南府負責。正統末年又有「備養馬」，挑選供給邊防邊軍使用，剩餘寄牧於京城周邊地區。官牧供給邊鎮，民牧供給京軍。官牧之地曰草場。僱傭軍民耕種者曰熟地，每年收入給牧人買馬。牧人稱恩軍、對軍、改編軍等。

苑馬寺為地方牧養官馬機構，始於永樂四年（1406）。先有陝西、甘肅苑馬寺，統轄六監，每監轄四苑。後有北京、遼東二苑馬寺，規制與陝甘同。苑馬寺分三等，上等苑有萬匹馬，中等七千，下等四千。每一役夫牧馬十匹，五十役夫設圉長一員。馬至三歲，太僕寺卿偕御史給馬匹印烙。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配給馬匹由行太僕寺職掌。（參《明史.兵制四》）

明代黃瑜《雙槐歲鈔.卷五》載：洪武初年，邊馬用度不足，始以茶葉與西部邊疆地區交易馬匹。在陝西洮州、河州、西寧等處設茶馬司。朝廷製作金牌四十一枚，上寫「皇帝聖旨」，左寫「合當差發」，右寫「不信者斬」，金牌分上下兩號，上號藏於官府，下號發給各番族，三年一核對。番族憑此金牌以馬易茶。上等馬每匹易茶八十斤，中等馬六十斤，下等馬四十斤。若有私茶出境，販茶者與把關頭目皆凌遲處死。朱太祖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即因販私茶賜死，當時查禁茶馬走私交易極嚴。永樂中，遣御史三員巡督茶馬。後每匹馬需以百斤茶葉交易。正統十四年（1449），停止金牌使用，惟令番族驅馬來換茶即可。西番少數民族離不開茶，故而各西番國官民皆重視茶馬交易，把養馬派作官差。明朝廷以茶葉為酬價，實為制西番以控北虜之良法。茶馬之策干係重大。

除了西部茶市外，東部有馬市。海外諸國入貢，許可攜帶方物與中國貿易。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朝鮮遣使進貢馬九千八百餘匹。太祖命以紵絲綿布一萬九千七百餘匹酬答。永樂間，東部設馬市三處：一在開原（今遼寧鐵嶺）南關，一在開原東五里，一在廣寧（今遼寧北寧）。定價格四等：上等馬值絹八匹、布十二匹，以下三等皆遞次減半。後廢二馬市，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正統三年（1438）開大同馬市。成化朝恢復遼東三馬市。茶市、馬市皆為易貨貿易。

茶馬、絹馬交易堪為高明良策。茶葉、桑樹皆為植物，年年長年年收年年有。而馬匹牧養與繁育孳生比茶桑困難得多，種植茶桑官民兩利。

洪武十四年（1381）令南方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地民間養馬。占田四十頃以上者徵收上等馬一匹，三十頃中等馬一匹，二十頃下等馬一匹。（參清談遷《棗林雜俎.逸典》）永樂十二年（1414）令北方民間養馬。官府根據男丁及田畝數授於馬匹，曰戶馬，後稱種馬，按年徵收馬駒。種馬死，孳生不夠數量，牧民須按定額賠補。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後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匹馬，免其一半田租。十八年，取消北京苑馬寺官馬，一律改為民牧。洪熙元年（1425）令民牧二年徵收一駒。自是，馬匹數量增加。成化朝以後，南方水土不宜養馬，改為征銀。北方因豪族世家田莊漸多，民間養馬土地不足，民牧日益萎縮，百姓苦於養馬。各官馬草場亦急劇縮減。原額為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後荒廢近九成。

明成化朝兵部郎中陸容《菽園雜記.卷四》載，民牧最苦之事是母馬不孳生而百姓自行賠補。母馬每年交配卻不孕，稱作「飄沙」。新樂縣有一家牧養此馬，每三年賠二駒，九年賠了六匹馬駒，全家破產實在無力養馬。當時陸容曾建議核實此類情形，若勘驗無詐，將該馬送驛站做驛馬用。另分給騍馬令民戶領養孳生以惠民。當時兵部職掌該事者未作處理，此事遂寢。

起初邊鎮將領請求供馬，太僕寺有現馬配發。改徵銀後，馬匹日益減少。發給邊鎮軍隊十萬兩銀子，可以買馬一萬匹，但馬匹質量甚差，且多死傷。之後又改為養、買各半，仍未見好轉。至明末，邊疆缺馬，軍民交困，祖制漸廢。軍旅戰力大受影響，而馬政為其緊要之一。（參《明史.兵志四》）

清朝

清代馬政因仍明制。康熙朝把御馬監改置上駟院，職掌御馬。上駟院所畜馬匹備御用者曰「內馬」，供儀仗之用曰「仗馬」。御馬選入，以印烙之。皇帝巡幸行圍，扈從官弁皆給官馬。皇帝謁關外盛京祖陵，需馬二萬三千餘匹。謁東西二陵需馬四千三百餘匹。乾隆時最盛。凡出行，每扈從用馬動輒二萬餘匹。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韃靼旅行記》載，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他隨皇帝東巡吉林，一行總共約七萬人，「七萬人全都騎馬，無一步行」。本人以為七萬匹馬，數字似乎過大。同行的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未記具體人馬數。

順治十五年（1658）定軍馬規制。親王出征，馬四百匹，郡王三百，貝勒二百，貝子一百五十等。最少者護軍、領催各六匹。康熙三十五年（1696），敕令出徵士卒一人馬四匹，四人為伍，一伍主從騎八匹，馱糧秣用具亦八匹。五十一年，核定軍中職官馬數，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各十六匹。侍郎以下遞減。經略、大將軍各二十五匹。副將以下遞減。乾隆十六年（1751），八旗牧養官馬二萬七千七百餘匹。其中一萬匹在京師城外牧養，熱河一千匹，各庄頭二千匹，其餘分散直隸標營。

乾隆二十八年（1763）設圈馬。滿八旗每旗牧養二百匹，蒙八旗各百匹。康乾間，盛京、吉林、黑龍江、直隸、江南、浙江、廣東、福建、湖北、四川、陝西、甘肅、山東、山西諸省設駐防滿洲營軍，共有馬十萬六千四百餘匹。惟福建系水師駐防，馬僅數十匹。

順治初於大庫口（烏蘭察布）外設種馬廠，隸屬兵部。康熙九年（1670）牧廠改隸太僕寺，分左右翼二廠，均在口外。後分設五個牧廠，稱群馬營、群牧營、群牛營。公馬曰兒馬，母馬曰騍馬，不及三歲馬曰駒，壯年閹割之馬曰騸。騍馬與騸馬分別為群，一匹兒馬配五匹騍馬，每群不過四百匹。設牧長、牧副、牧丁任牧養事，轄於協領、翼長、總管。其官兵皆由察哈爾、蒙古人充任。每年終彙報增減數額，以此定賞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將軍楊福奏請買馬供兵丁騎用，康熙不許。諭曰：「朝廷屢以太僕寺廠馬並茶馬給各兵丁，故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糜餉而孳生甚多。如驅入內地牧之，即日費萬金不足矣。」雍正三年（1725），定在廠馬數以四萬匹為額度。至乾隆五年（1740）超出定額七千餘匹。兩翼牧廠共有騍馬一百六十群，騸馬十六群。後有人建言撤牧廠。

道光七年（1827）皇帝經杏山東閱馬廠，見河兩岸馬群壯整。遂諭：此處牧廠寬闊，水草肥美，馬恃以繁衍生息。若輕議裁撤，則散之甚易，聚之甚難。再有為此而建言者，以違制論。咸豐四年（1854）親王僧格林沁剿捻，請供給察哈爾戰馬六百匹，皆不堪使用，遂奏報。咸豐帝大怒，嚴諭都統慶昀整頓。此時馬政已漸漸衰弛。光緒九年（1883），太僕寺報兩翼騍馬、騸馬一百四十群，孳生馬五群，較乾隆時群數大減。

清代的茶馬始於順治初。陝西設洮岷、河州、西寧、庄浪、甘州茶馬司。當時不許民間買馬。蒙古人攜馬來京，不許商販私買，胥役私購者治罪。康熙朝裁撤茶馬御史，馬政歸甘肅巡撫。乾隆十二年（1747）禁止朝鮮買馬。

康熙二年（1663）定各省驛傳規制，以職官品秩供應馬匹數額不等。其時全國驛馬總額為四萬三千三百餘匹。至光緒九年（1883），軍務既平，驛傳事少，所留驛馬參照以前減去三分之二。當時全國驛站每年用銀約三百餘萬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之洞等奏言驛站耗財，不如仿照外國之郵政。不久，驛傳制度遂廢而不用。

清初，允許現任職官養馬，其餘皆禁止。康熙元年（1662），禁止民間養馬，有私販馬匹者被人首告，馬給首告之人。十年，准許民間養馬。二十六年（1687）規定，若有官馬踐踏啃食田禾或放縱侵擾民田，鞭責兵丁，職官罰俸。乾隆初，禁止牧丁等盜馬私售及給予別人乘騎，有犯者懲罰極重。再如尅扣草料，營馬走失被竊等情形，皆治罪並賠補。（《清史稿.兵志十二》）

道光朝雲貴總督趙慎畛《榆巢雜識.下卷》載，嘉道間，官牧馬廠及內蒙部落飼養馬數共二十萬二千八百餘匹，每年有繁育孳生。漢、滿各營及各省驛遞、塘站馬共二十二萬五千二百餘匹。每年撥付銀兩，各於所在處飼養。兩項合計，官馬總數為四十二萬八千餘匹。

至於相馬之經、養馬之法、御馬之術，中國自古就有完備理論體系。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故而韓愈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之慨。後世之千里馬與伯樂似皆不及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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