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講述林彪與「四人幫」三次大亂北京軍區始末

在「楊余傅事件」後兩天，即1968年3月26日，林彪急令北京軍區黨委召開第12次全委擴大會，黃永勝、吳法憲、謝富治、劉賢權等人一起到會，反覆叫嚷：「在楊成武操縱、干預之下搞山頭主義」，是北京軍區的「主要矛盾」。要求會議「抓住主要矛盾」，「揭山頭主義的罪行」，「批山頭主義的危害」，「肅山頭主義的流毒」，大肆煽風點火。葉群則躲在暗處，找軍區原來不在華北工作的主要領導同志談話，專門捏造謠言，惡毒分裂軍區黨委。

這樣還嫌不夠，4月9日，林彪、江青等人又親自出馬，捏造罪狀，說北京軍區的山頭主義，已發展到「反政反民」，「不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危險地步，進一步施加壓力。他們這樣傾巢出動，上下動手，一直搞了50多天，目的無非是想把鄭維山同志和原在華北工作的一些同志整掉，把北京軍區的權也交給他們所信任的人。

據我們確知，在他們這次開展反「華北山頭主義「運動之前，林彪曾提出由他所信任的×××當北京軍區司令，因為在毛主席那裡沒有通過，未能得逞。並且毛主席和周總理在4月30日接見海、空軍一個會議代表和「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再為鄭維山、李雪峰同志開脫，令結束會議，他們才勉強住手，計劃未能實現。由於「目的」沒有達到，當然鬥爭不會結束。這是第一次林彪、「四人幫」一夥利用「華北山頭主義」的罪名，大亂北京軍區。

第二次，廬山會議即九屆二中全會後，在1970年12月至下年1月中旬召開的華北會議上，林彪和江青一夥，把開了33天的這次會議，形成為反「晉察冀、華北山頭」的「高峰」。

會議後把四個中共中央的專題文件（1970年76、77號，1971年6號、24號）和鄭維山、李雪峰的檢討，發到全黨全軍，以擴大影響。

這次會議一開始，江青便自稱未受任何人委託，闖進會議，還帶了謝靜宜等幾個不相干的人，在開會的京西賓館私設指揮點，與黃永勝、李作鵬及×××、×××等人勾結，瘋狂對抗周總理。

她硬把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同反黨分子陳伯達扭在一起，編造了一整套的謊言，並且只許鄭維山、李雪峰和軍區領導班子中在華北工作過的同志伏罪，不允許申辯。說什麼：陳伯達是北京軍區的「太上老子」、「政治頭頭」。說鄭維山、李雪峰夥同陳伯達反對林彪，是「陳伯達的文臣武將」。說在九屆二中全會前，李雪峰、鄭維山奉命陪陳伯達到內蒙「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圖遙相策應」；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李、鄭幫助陳伯達反黨篡權；說陳伯達在廬山那樣有恃無恐，就是有「華北山頭」給他「作後盾」。說「華北山頭」實力雄厚，有「七個軍」（實為八個軍），有從副司令傅崇碧，一直到文工團吹小號的一大批「壞人」、「特務」，還有一套「打爛×××軍，亂保定，放開一條路，讓壞人沖北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反動戰略計劃」。說「北京軍區要走東條英機的道路」，等等。

就這樣江青還覺得沒有把問題講透，於是第二天又到會繼續發揮，最後竟然把她和林彪等人製造的什麼「二月兵變」、「六七年七、八、九三個月大奪權」、「圍困中南海」、「火燒英國代辦處」，還有什麼「午門會議」、「北圖事件」……等等，一古腦都和所謂「華北山頭主義「聯繫起來，乾脆把北京軍區說成了「一塊反革命根據地」。

華北會議由於受到江青、林彪幾個死黨的嚴重干擾，使毛主席和中央規定的「以批評達到團結」的會議方針遭到破壞，完全與毛主席後來批示的「批陳整風運動，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的精神實質背道而馳。

結果是：改組了北京軍區、軍區內蒙前指、河北省委、河北省軍區，李雪峰、鄭維山同志被整倒，軍區領導班子中原在華北工作的同志幾乎都受到批判。會議後，軍區機關又按照華北會議的調子和作法，開展了兩個月的運動，宣布「山頭主義窩子」被「搗爛了」。這樣，林彪、「四人幫」反「華北山頭主義」的「目的」總算達到了。然而，這場鬥爭還是沒有了結。

第三次，1971年「9．13」林彪自我爆炸之後，在北京軍區又掀起了反山頭主義的軒然大波。

這是因為「四人幫」一夥以及×××、×××同志掌握的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專案組彙集整理，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行材料之一、之二中推論：既然林彪和陳伯達是一夥子，而華北會議把「華北山頭」和陳伯達的關係說得那樣密切，據「理」推斷，當然不能不和林彪也有密切關係。然而他們又找不出鄭維山、李雪峰等同志和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參與林彪反革命政變的任何「罪證」，於是便不顧他們原來宣布的說李、鄭反對林彪，搞得林彪「都不便找×××軍的人談話了」的「事實」，給「華北山頭主義」來了個全面升級：把「華北山頭」的歸屬，由陳伯達為「太上皇」，升格為「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山頭主義窩子」；把山頭的性質，由陳伯達的「反革命根據地」，升格為林彪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牆角」；把李雪峰、鄭維山，由陳伯達的「文臣武將」，升格為林彪的「大將」。於是，在軍區機關和原華北部隊又開展了「挖山頭主義窩子」、「平山頭主義基礎」的運動。此後，從批林整風到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對華北會議後已經宣布搗爛了的「山頭主義窩子」，又斷斷續續地搗了多次。甚至把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由林彪、江青一夥一手製造的打倒楊勇、廖漢生同志，大亂北京軍區的事件，也說成「華北山頭」「搞的鬼」。

以上說明，林彪、「四人幫」用這根魔棒打擊北京軍區，完全是隨心所欲的。他們想給它加上什麼罪名就加上什麼罪名，絕不需要任何事實根據；他們想把它列在誰的名下，即使沒有歷史淵源，又無任何罪證，也可以捏合到一起；他們想怎麼搗就怎麼搗，甚至搗爛了還可以接著再搗。人們不禁要問，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山頭主義呢？！結果，他們越是這樣三番五次地揮舞這根魔棒，就越暴露出問題的虛假，越使人們逐步認識到這場鬥爭的實質。

林彪、「四人幫」給「華北山頭主義」所列「罪狀」，十分虛假可笑：

一、在「楊余傅事件」上，中共中央為此案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所謂「楊成武同志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完全是林彪、『四人幫』捏造的。」

因此，中共中央1971年6號、24號文件上所講的：「北京軍區緊跟楊成武搞山頭主義、獨立王國」，以及林彪、「四人幫」在各種場合加給北京軍區的此類罪名，都失掉了根據。現在中央已為這個事件公開平反，有關這方面的問題就無須再說了。

二、所謂北京軍區和華北地區「夥同陳伯達進行反黨」問題。這項罪名，緣於毛主席在由江青、康生導演和授意某軍政委組織編寫的《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上的批示，即：

「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

因為毛主席的批示是導致華北會議召開的源頭，又是會議著重追究的問題，自然成為會議《結論》、定案、後來演變升級的核心罪名；又因為華北會議上把這個問題弄得非常複雜、嚴重，因此需要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為這樁冤案平反的決定中推倒這四項罪名的原文照錄如下：

1、「所謂把陳伯達捧為太上皇」和所謂「背著中央勾結陳伯達」問題。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被任命為中央文革組長，分工管華北地區的文化大革命，並要北京軍區有關「三支兩軍」的問題向他請示，這是歷史事實，不存在北京軍區和鄭維山同志把他「捧為太上皇」的問題。至於兩次陪陳伯達「周遊」華北問題，鄭維山同志都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後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報告，根本不存在「背著中央」的問題。把鄭陪陳去內蒙古說成是「勾結」陳伯達為廬山反黨「作準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

2、所謂「緊跟陳伯達在廬山反黨」問題。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在華北組煽風點火，汪東興隨後作了言辭更為激烈的發言，並代表八三四一部隊要求新憲法寫上設國家主席一章。在這種情況下，鄭維山同志表態支持設「國家主席」是錯誤的，但二十七日鄭就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信作了檢討，並如實反映了陳、汪在華北組發言的情況，此信如還有，當存中央檔案館了。鄭當時的表態，是屬於上當受騙。

3、所謂「包庇陳伯達」的問題。

這是指對九屆二中全會的傳達。事實上，對九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北京軍區是按照中央決定辦的，事前請示了軍委辦事組，事後向毛主席匯了報，根本不存在包庇陳伯達的問題。

4、所謂「打擊陷害×××軍」問題。

林彪、「四人幫」為破壞北京軍區同×××軍的關係，搞了大量陰謀詭計。該軍調華北不久，林彪便當面對鄭維山、陳先瑞同志說，×××軍的某個領導要「調換」，事後又通過軍委辦事組再三催促，軍區才報了個意見。「楊余傅事件」後，林彪卻反咬一口，污衊鄭維山同志「陰謀改組×××軍領導」，「調換×××軍師以上幹部」。在支左問題上，因×××軍支持了與駐河北的其他部隊相對立的一派，軍區雖反覆做工作，但意見未能一致。林彪、「四人幫」又利用這個問題大肆挑撥，污衊鄭維山同志「排斥、打擊陷害」×××軍，對×××軍採取了「搞臭、摧跨、攆走的反動方針」。陳伯達反黨問題公開揭露之後，他們又捏造鄭維山同志夥同陳伯達搞了一個「打爛×××軍，亂保定，攻北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戰略計劃」，把北京軍區搞成了一塊「反革命根據地」，並把這些直接同反對林彪聯繫起來，說搞得林彪「都不便找×××軍的人談話了，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不實之詞。」

中央、軍委的平反決定中推倒上述四項罪名，是經過認真查證的，其具體根據是：

關於把陳伯達捧為「太上皇」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陳伯達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以後成了政治局常委。隨著文化大革命迅速成為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中央文革的權力與日俱增，後來竟居於國務院、中央軍委之上。陳伯達作為這個小組組長，當然也就成了權重勢盛、風雲一時的人物。他發號施令，到處伸手，這種情形是那時歷史條件形成的。當時不獨北京軍區是如此，在全黨全軍全國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還分工管華北地區的三支兩軍的工作。1967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軍區政委謝富治，給鄭維山和北京軍區常委傳達了他給林彪的親筆信，大意是：中央決定陳伯達負責解決華北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由謝富治、鄭維山等協助，建議在華北地區擔任三支兩軍任務的海、空軍領導同志參加。這封信是經過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圈閱同意的。

8月9日，周總理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又根據中央的決定，重申了陳伯達的上述分工。中央的分工決定是：周恩來管西北；陳伯達管華北；康生管東北；江青管華東和西南。周總理在這次會上還說：作這樣的分工，是落實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一年發動，二年鞏固，三年收尾」和主席的最新指示，實現主席明年春或稍晚一些時候，結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這就確定了陳伯達對華北地區的三支兩軍工作，不但有權作「指示」，而且軍區對他的「指示」，有組織服從的關係，這是黨的組織紀律所決定的。如果把這說成是鄭維山和北京軍區及華北把他捧為「太上皇」，顯然是不公正的。

關於李雪峰、鄭維山「背著中央」，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問題。

按照當時陳伯達的地位和分工，在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的情況下，他有權到全國各地，特別是到華北各地視察工作。他要亂跑亂說，如果中央不加阻止，李、鄭和北京軍區、華北地區是阻止不了的。至於說到鄭維山和李雪峰陪他兩次「周遊」，那也是上面決定的。

第一次是1967年12月25日，中央在京西賓館召見軍區黨委全會成員時康生宣布的。當晚中央辦公廳和軍委辦事組又通知鄭維山、李雪峰隨行。26日李、鄭陪陳出發，次年1月7日返京，去了唐山、保定、石家莊、邯鄲四個地方。9日以陳伯達、李雪峰和鄭維山的名義，把當地的情況，向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作了報告。後來中央對報告中請示的一些問題，如省會搬石家莊、由北京軍區出面籌組省革委會等，還作了同意的答覆。對於陳伯達這次出行，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同志是知道內情的。……還須說明的是，這次「周遊」前，李雪峰同志在京賦閑，等待分配工作，沒有介入河北的任何事情。當時的華北五省市自治區，北京、天津、山西、內蒙古已成立了革委會。只剩下河北，因保定、唐山、邯鄲問題未解決，影響省革委會成立的進程，而毛主席又催促甚緊，並且在一次懷仁堂會議上親自提議李雪峰同志出任河北省革委會主任。李這次陪陳出行，中央的意圖是讓他亮亮相，為他即將復出造輿論。

第二次是1970年7月，陳伯達由天津經石家莊到太原，他幾次要鄭維山同志陪他，鄭都以開會、騰不出時間沒有去。後來他又說由太原去內蒙，在內蒙同華北各省市的負責同志議一下毛主席委託的華北經濟協作問題，向主席報告。當時鄭維山同志作為軍管內蒙的主要負責人，也想藉此機會解決內蒙和包鋼的生產問題，並向其他省市求援。於是便把這些情況向軍委辦事組作了彙報，黃永勝答覆：「如無時間，太原可不去，內蒙還是要去。」陳伯達在石家莊要李雪峰同志陪他去太原，李以山西不是他工作的屬地為由沒有去。陳伯達要去內蒙談華北的經濟協作，開始李雪峰同志說不去，由劉子厚同志去，鄭維山因內蒙有求於河北支援，給李打了電話，李經請示中央辦公廳，才由石家莊直接去了內蒙。此次隨陳去內蒙的還有國務院業務組的紀登奎、余秋里同志（紀因故未去）。這次陳伯達在內蒙共活動6天，16日接中央通知飛回北京。後來我們還看到了毛主席批轉的他這次華北之行的報告。說明陳伯達這次周遊，中央是知道的，根本不存在李、鄭等「背著中央」，聽任他亂跑亂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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