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文史 06-08

坐落在繁華鬧市區里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格外引人注目：兩株高壯英武的木棉樹，並排拱衛在農講所的牌坊前，鮮艷的英雄花，與樹下朱牆黃瓦的古院落相映生輝。90年前，來自全國各地327名革命青年，於北伐戰爭前夕聚集到這座位於中山四路42號的庭院，接受革命教育。當年農講所的主持者是年僅33歲的毛澤東。正是在這裡，他培養了一大批對農民革命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骨幹。

1955年12月，毛澤東在廣州伏案工作。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在1949年與柳亞子的和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中，毛澤東追敘了二人共品佳茗的情景，寄託了他對在粵歲月的深厚感情。縱觀他的一生，主要有11次來到廣東。其中，多次適值中國社會轉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在中共早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曾三次前來廣東從事革命活動，參與確立、發展、鞏固和維護第一次國共合作，為黨培養了大批農民運動骨幹。尤其是關於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農民革命運動的實踐，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源頭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八次南下廣東，多次暢遊珠江，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正是在廣東，他作出了有關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諸多決策：修改審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率先提出利用外資的設想；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可以說，毛澤東有關中國革命、建設的思想，很多與廣東息息相關。

南粵足跡

參加中共三大積極主張國共合作，出任中央局秘書

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當年毛澤東等中共三大代表入住的春園。南方日報記者王良珏攝

鬧中取靜的恤孤院路，在廣州市越秀區顯得獨具一格，林蔭清涼、紅磚隱現，掩映其中的一座磚紅色三層建築，是中共「三大」紀念館。

走進紀念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浮雕牆，九位「三大」代表正圍坐在長桌旁開會：身著米色西服的陳獨秀站立演講，時年30歲的毛澤東則穿一件淺藍色中式長衫，手執毛筆，側耳細聽。

廣州是國內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六個地區之一，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

這次會議曾發生激烈爭論：有些人反對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工人加入國民黨；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全體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毛澤東則積極贊成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反帝反封建軍閥的聯合戰線，批評了不願積極同國民黨合作的錯誤觀點，同時也不同意「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觀點，主張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除了在會上積極闡述意見外，毛澤東還積極主動與其他代表交談看法。特別是耐心勸導蔡和森支持國共兩黨黨內合作的主張。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建偉認為，毛澤東的觀點當時代表了黨內大多數人的意見。

會議最終通過議決案，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在三大舊址的西側，新河浦路22—26號,坐落的是黨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園。在這棟仿歐風格的洋房二樓，「三大」閉幕後選舉產生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擔任秘書，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局秘書」一職，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根據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

東山洋房曾在廣州名噪一時，抗戰期間毀於日軍轟炸。因此，建國後，三大會址究竟在東山的何處一度成謎。直到1972年10月，年逾七旬的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請來尋訪舊址，當他走到瓦窯街與恤孤院路交界西北處的逵園，徐老精神一振，立刻指認出這幢洋樓隔街正對的春園就是當年會址，原來樓頂正面的「1922」字樣，是大多外省代表認路的路標。

參與改組國民黨

力阻排共提案，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

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文明路215號的一座高聳鐘樓，在兩岸民眾心目中，始終佔據著重要地位。92年前，在這座佔地2600平方米的鐘樓禮堂內，由孫中山主持，國共兩黨精英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中共三大統一黨內意見後，1924年1月20日，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參與改組國民黨。

在會議期間，作為章程審查委員，他多次針對國民黨內的右派觀點發言申明主張。在聯俄聯共問題上，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持排斥心理的國民黨右派，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提出「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寫上：「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當場駁斥，毛澤東也積極發言，要求停止討論，即付表決。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代表起而支持。結果國民黨右派的提案被否決了。在大會討論「比例選舉製為大會政綱之一」的議案時，又發生激烈的爭論。所謂「比例選舉制」是套用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根據各政黨選票比例，來分配議員席位的名額，意圖保護國民黨內佔少數的右派地位。

毛澤東當即反駁說，「比例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以少數派以機會也。」最終得到多數代表的回應，從而使得這一提案未獲通過。

楊建偉認為，毛澤東對於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反擊一直是比較有力的，這是毛澤東當時的鮮明特徵。

毛澤東在會上的表現，也受到孫中山的關注。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其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提名交付大會表決的候選人名單中就有毛澤東。他最終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主持第六屆農講所

帶領學員下鄉調研，授粵經驗給20省學員

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1926年5月，國共兩黨在廣東繼續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任所長。圖為廣州農講所舊址。

紅牆黃瓦、飛檐斗拱。在廣州中山四路42號的大院里，石雕、木刻、陶瓷、彩塑，無不見證著歷史風雲。90年前，正是在這座曾為孔廟、後又為「番禺學宮」的古建築群中，毛澤東培養了一大批對農民革命運動產生重大影響的骨幹。

毛澤東很早就關注並研究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共產黨人彭湃等倡議，以國民黨名義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兼任第五屆的教員。1926年5月3日，隨著全國農民運動迅猛發展，為了迎接北伐戰爭，國共兩黨在廣東繼續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任所長。

「農講所可以說是國共合作的一個典範。」農講所舊址紀念館保管部主任王國政說，農講所的旗幟被稱為「犁頭旗」，是國民黨黨旗與犁耙形象的合成，形象地表明了國共合作的深意。

王國政說，最初五屆農講所主要培養了廣東、廣西、湖南等8個省的農民運動骨幹，而第六屆農講所有學員327名，招生範圍擴大到全國20個省，成為培養全國農民運動骨幹的學校。

為了提高空間利用效率安置好學員，農講所在大門的東西兩側，分別用木板搭起簡易的辦公室。

毛澤東的辦公室也在大門的東耳房。屋內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辦公桌、一張木板床，三把椅子和一個書架，最顯眼的要數一對存放衣物和書刊的竹箱。

王國政介紹說，在主持農講所工作期間，毛澤東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強調學員要積极參与調查研究和社會實踐。他親自帶領學員到韶關和海豐農村進行社會調查。

這些調查材料，被毛澤東編輯成《農民問題叢刊》。「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也收入其中，作為經驗向全國推廣。

在紀念館內的草坪上，至今仍保留著當年的單杠架子。王國政介紹說，在毛澤東的要求下，當年的學員們過上了完全軍事化的生活：身穿軍裝，腳穿草鞋，輪流站崗放哨，起床、睡覺、集隊都聽從軍號行事，訓練時間佔全課程的1/3。

由於許多學員來自北洋軍閥統占的北方，開展農民運動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了保護這些學員，毛澤東頗費苦心，「他為每一個來自北方的學員都取了外號，在書信往來中用以指代，避免他們暴露身份。」王國政介紹。

同年9月畢業後，學員們紛紛回到原籍領導組織當地農民運動，「與前五屆講習所頒發畢業證不同的是，這屆學員每人頒發了一枚『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證章』，證章背面刻有名字和編號，這也是出於保護學員的目的。」王國政說。

在王國政看來，正是農講所的經歷，讓毛澤東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此後全國各地陸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班，1927年在武昌辦的中央農講所，在辦學目的、辦學方針上也都與廣州農講所一脈相承。據統計，大革命期間，農講所培養的學員動員了總計900多萬農民。」

王國政說，在現存的農講所文物中，有三件與毛澤東有關。「一件是毛澤東在農講所使用過的硯台，現在收藏在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中，另兩件是毛澤東的兩封親筆信，說的是學員的分配問題，目前收藏在台灣國民黨黨史研究室中。」

來粵破例乘坐飛機

解放後率先在廣州提出引進外資

與視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在楊建偉看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來廣東視察，每一次都帶有很強的問題導向，「都是帶著問題來，經常找人談話、調研工作。」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澤東第三次來廣東視察。

「此前一個月，毛澤東搞調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楊建偉說，調研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了4月25日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

《論十大關係》被稱為是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以及利用外資的問題。在楊建偉看來，廣東毗鄰港澳，屬於面向資本主義的前沿，毛主席來到廣東，就有研究利用外資構想的意味。

毛澤東去地方調研通常乘坐火車專列，很少乘坐飛機外出。他曾說：「外國人的飛機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國人自己駕駛的飛機。」但為了這次調研，他在解放後首次破例乘坐飛機，這次飛行啟用的也正是新中國的飛行員。

在為期近一個月的視察中，毛澤東召開了20次會議。

當時廣東剛剛成立華僑投資公司，香港充斥著大量遊資，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希望實行更積極的政策吸引僑資。適逢毛澤東來廣州，提出要聽取港澳方面的工作彙報，陶鑄指示港澳工委要迅速作好準備，並指定負責港澳具體工作的同志向毛澤東作口頭彙報。

在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即今「珠島賓館」）旁的船上，毛澤東在仔細聽取了彙報後，了解到由於華僑對回國投資有顧慮時，明確表示：遊資這麼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積極的政策。

這也是毛澤東在解放後率先提出利用外資的構想。結束廣州之行時，毛澤東還不忘叮囑陶鑄，敞開大門，引進外資，這個想法很好。「你們趕快寫個報告，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究。」

領導粵湘浙三省調研

在廣東總結三年經濟困難經驗教訓

毛澤東在粵視察期間經常帶頭深入一線搞調查研究。特別是1961年初，為了總結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提出並直接領導了粵湘浙三省的調查研究工作。

「在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開幕式的講話里說得很清楚，要把1961年搞成一個實事求是年。」楊建偉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廣東調研，是對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落實情況的視察。

2月13日抵達廣州後，毛澤東很快便接到了中央赴廣東調查組的《調查紀要》。《調查紀要》是調查組赴新興縣裡洞公社和南海縣大瀝公社調查後寫出的。其中指出，新興縣裡洞公社是由兩個經濟水平相差較大的合作社合并後實行平均主義，嚴重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等情況。

《調查紀要》提供的情況和分析，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察覺到，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沒有解決平均主義的問題。為了系統地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各種問題，他從2月下旬開始組織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並決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挂帥。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華東、中南、西南三個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調查研究特別是幹部親自作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並印發了他在30年代初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要求各級書記要「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緊接著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決農村工作中的問題。他特別要求與會同志要討論來自廣東等地基層幹部的意見。

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集思廣益，「農業六十條」最終被通過。條例的出台確定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新體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體制內生產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使全國農村工作、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逐漸走出低谷。

毛澤東在廣東

1923年6月在廣州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並擔任中央局秘書。

1924年1月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1925年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籌備工作。

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2月1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編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創刊。

1926年1月出席國民黨二大，繼續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3月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毛澤東同周恩來等力主反擊。

5月至9月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

1954年11月3日至11月26日在穗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修改審定「一五計劃」。

1956年5月3日至30日來到廣東進行調查研究，並首次暢遊珠江。

5月3日，在白雲機場與通訊組組長柳昆尚握手（見下圖）▼

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1958年1月23日在廣州接見了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及其夫人。

4月初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全國工業建設問題。

4月30日下午視察廣州市郊的棠下農業生產合作社（見下圖）▼

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12月13日至31日在廣州寫下了《對所作詩詞的註解》。

12月26日在東山小島度過65歲壽辰。

1960年1月27日至3月中旬在廣州主持編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3月9日毛澤東在省委小島招待所接見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見下圖）▼

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為何先後11次南下廣東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在廣州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和全國農業問題。

珍貴記憶

省委原副秘書長關相生七次接待毛主席：珠江哪裡水急，就越是喜歡往哪裡鑽

「解放後毛主席來廣東8次，我就負責接待了7次。」省委原副秘書長關相生回憶起毛主席當年在粵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每次來粵的行程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毛澤東的閑暇時光本就不多。當時擔任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秘書處處長的關相生回憶說，老人家對生活的要求非常簡單，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泳。

1954年11月3日晚9時，毛主席乘坐的專列到達廣州，這是解放後他第一次來廣州。關相生還記得，在每天下午的會議空隙時間，毛主席常常到越秀山游泳池游泳。「一直到11月24日，一般游兩節，中間休息一次，然後再更衣回駐地小島。」

其實，毛澤東很想暢遊珠江。根據有關檔案記載，當時廣東省委組織過人力對珠江的河情和水質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的情況，出於安全考慮，負責警衛安全的時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薛焰給毛澤東寫了一張紙條：「毛主席，這河水很臟，洪水泛濫，可能有血吸蟲，不宜游泳。」毛澤東看後，無奈地擺了擺手說：「好吧，不去就不去。」

但這並沒有打消毛澤東想在珠江游泳的念頭。1956年第三次來廣州時，毛澤東顯示出了不可動搖的決心，說服警衛人員下珠江游泳。

關相生清楚地記得那段經歷：毛澤東及其陪同人員登上了小船。在小炮艇的拖動下，小船徐徐離開小島，向西溯江而上。毛澤東換上泳裝，坐在船頭甲板的藤椅上，觀賞著珠江兩岸的秀麗景色。

小船穿過一段稍窄的河道之後，江面突然開闊了許多。這裡就是毛澤東所熟悉的白鵝潭。待船緩緩停下，毛澤東離開坐椅，走近舷梯正要下水，忽然，遠處幾艘小漁船上傳來呼喊聲：「毛主席，是毛主席，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循聲望去，興緻勃勃地向漁民們揮了揮手，然後，縱身躍進珠江。陪同人員也一個接一個跳下水中。

在寬闊的江面上，毛澤東時而側游，時而仰泳，逆流而上，穿過如意坊碼頭，闖進大坦沙河段，直抵海角紅樓泳場後，轉身順流而歸。暢遊一個多小時後，毛澤東回到船上，見到薛焰。大概是想起兩年前薛焰所寫的那張字條，拍拍自己發胖了的肚皮，風趣地說：「你看我的肚皮這麼大，是得了血吸蟲病吧。」引來船上陣陣笑聲。

從此，毛澤東每次到廣州，只要天氣不是太冷，必定要下珠江暢遊。「他一般游一小時左右，上船休息一次，飲杯龍井茶，吸支煙，再下水游一小時左右即上船更衣。船隨後掉頭返回小島，有時也在船上吃頓飯。」關相生回憶說，白鵝潭、黃埔、二沙島等河面毛主席都去過，哪裡水急，他就越是喜歡往哪裡鑽。

在這一年省委值班室的記錄上，毛澤東共下珠江游泳12次，到越秀山游泳場游泳7次。也是這一次次暢遊珠江之後，毛澤東說服了所有勸阻他下長江游泳的人，決定到武漢去，實現多年來暢遊長江的夙願。

時至今日，一個情景依然讓關相生記憶猶新：有一次毛主席來游泳池，有人向毛主席介紹他說：「這是關處長，這次接待工作由他負責具體安排。」毛主席聽後微笑著，伸出寬大溫暖的手握著他的手說：「啊，關雲長的後代，你們的工作做得不錯，謝謝你們了。我們游泳去。」

「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剎那。」關相生說。

專家視角

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黨史專家楊建偉：廣東實踐為毛主席思考決策提供參考

南方日報：如何看待中共三大的歷史地位？

楊建偉：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是我們黨總路線總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三大，就是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並從理論走向了實踐，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大革命、北伐戰爭的向前發展。

南方日報：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在國民黨任職期間發揮了哪些作用？早期在國民黨機關的工作經歷，對毛澤東的人生和中國革命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

楊建偉：毛澤東在國民黨任職期間的主要貢獻是在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之後，促使國民黨的工作成效產生了質的飛躍。特別是對於宣傳國民革命理念，在輿論上推動大革命、北伐順利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也使毛澤東畢生高度重視輿論工作。

其次，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在共產黨人的竭力組織動員下，國民黨地方組織也開始快速擴張，國民黨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也為北伐戰爭的順利進行奠定了組織基礎。

對於毛澤東而言，在國民黨的工作經歷也使他認識到：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現象突出，組織結構較為鬆散，其中左派可以作為將來聯合的力量，這在後來的西安事變、1946年的舊政協會議、1949年的新政協會議等事件中，與民盟、民革等友黨開展的合作中均有所體現。

需要強調的是，在與國民黨的合作過程中，特別是在「整理黨務案」發生以後，毛澤東形成了一種清晰的認識，就是一定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領導權、牢牢掌握統一戰線的主導權。在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更是鮮明地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應該說，這與他早年在國民黨的經歷有著直接關係。

南方日報：主持農講所的經歷，對毛澤東深化農民問題認識，發展完善農民學說產生了哪些影響？

楊建偉：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中，毛澤東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革命既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論述，也不同於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這種不同集中體現為毛澤東開創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這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如何保證主要由農民構成的中國共產黨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毛澤東後來總結出依靠思想建黨。農講所的實踐就是通過灌輸革命思想，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形式，培育中國的革命力量。大批農運骨幹回鄉後積極組織農民運動，在北伐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這不僅讓毛澤東加深了對農民革命主力軍作用的認識，而且為「思想建黨」原則的最終確立奠定了基礎。

南方日報：廣州乃至廣東在毛澤東建設新中國的構想中，佔有怎樣的地位？

楊建偉：解放初，鑒於廣東的自然條件，以及傳統的商業、輕工業優勢，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大局中，賦予廣東著重發展農業、輕工業和出口創匯的重任。對於解決吃飯這種頭等大事和加強對外經濟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廣東視察時，毛澤東曾提出要重視發展沿海工業，並指出，「認為原子彈已經在我們頭上，幾秒鐘就要掉下來，這種形勢估計是不合乎事實的，由此而對沿海工業採取消極態度是不對的」。廣東開始結合自身優勢，逐漸加強特色工業的發展，廣州等城市也發展成為國內重要的工業城市，並推開了廣東的「小三線」建設，廣東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應有地位日益凸顯出來。

南方日報：廣東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對毛澤東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產生了哪些積極影響？

楊建偉：1955年，毛澤東在廣州主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為該書寫了序言和按語，還把廣東九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文章選進書中。應該說，在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廣東十分積極地探索農業合作社的建設，堅定了毛澤東通過發揮農民的主觀能動性和積極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信心，推動了農村建設的發展。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南方日報聯合出品

參考文獻：

1.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2.高世琦編著：《中國共產黨幹部教育世紀曆程》，黨建讀物出版社2014年版。

3.王國梁主編：《中共名人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總策劃】莫高義楊建偉張東明

【總統籌】王垂林王濤胡鍵郎國華

【執行】梅志清孫國英嚴亮丁少紅練學華胡智勇劉江濤周志坤徐林

【記者】駱驍驊實習生蔡旭珠賴盼聞張雪君

【攝影】王良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