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可不是「一考定終生」

文 | 王旭 陳正煜

在日本國，關於高考（The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有一個「四當五落」(よんとうごらく)的有趣說法，成為典型的數字構詞式流行語。四當五落這一說法，是日本考生拚命複習的生動寫照。簡單來講，所謂四當五落就是：假設考生每天睡四小時（四），就能考上自己心儀的大學（當），每天睡五小時的話（五），就會名落孫山（落）。到底是「當」與「落」，取決於付出的時間和努力。

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並非一錘定音，實行「二次考試制度」。其高考稱為「大學入學中心考試」，又名「全國共同學力第一次考試」，於每年1月舉行。考生想要進入大學，根據各個學校的規定時間，大致在二月中旬到三月底，還要參加大學自行組織的考試，須順利闖關多次，才能「柳暗花明」。考試門類繁多，學生疲於應對，如日媒所說，幾如「考試地獄」。那麼，就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日本高考制度的流變。

戰後日本高考制度的調整

作為最重要的考試制度，日本的高考制度的確立並非一蹴而就。自二戰後，歷經多次調整與改動。大致有一個線索，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確定了教育機會均等、男女共學以及禁止公立學校從事宗教活動等理念。同時，引進美國的考試制度，文部省的國立教育研究所仿照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考試體系，實行統一的「升學適應性檢查」。1949年又試行了「大學入學資格檢定規程」，以考查學生的智能與學力。考試重點在於檢驗學生運用基礎知識和基本原理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題型多採用應用題，踐行「經驗主義」教育理論。高中生為了上大學，必須參加分別由文部省和大學組織實施的兩種考試，負擔沉重，再加上大學方面更看重各自的入學考試，而不重視「升學適應性檢查」，「升學適應性檢查」流於形式。鑒於此，文部省1955年停止了這一考試制度。

第二階段。1955年之後，日本許多公立大學採取多種模式招生，比如舉辦入學考試、推薦入學、依據高中「調查書」面試錄取等。到了1960年代，盛行「能力優先」的培養觀。1963年，根據中央教育審議會的建議，文部省委託「財團法人能力開發研究所」研究並實施統一的大學入學測驗，簡稱「能研測試」，其模式為學歷考試+ 升學適應性考試+ 職業適應性考試。由於這一測驗不符合當時的教學實際，造成高中「調查書」的失語和一次考試定型等弊病，一開始就廣受批評，公立、私立及職業院校持觀望態度，60年代的學潮也成為矛頭所指，因此文部省於1969年停止了該測驗的實施。

第三階段。日本進入「共通一次考試」模式。20世紀70年代，日本國立、公立大學以自主招生為主。1977 年日本政府修訂《國立學校設置法》，正式成立了國立大學統一考試的實施機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並試點推廣。1979年，開始實行全國統一的「共通第一次學力考試」，即「第一次考試」。在政府推進下，從1979 年開始，以去掉考試的難題、怪題為目標實施。同時各個大學又單獨實行自主考試——「二次試験」，一般稱為「足切り」，即「第二次考試」。大學根據考生的成績，參考學生所在高中校長的「學生鑒定書」、「身體檢查表」，擇優錄取。

第四階段。隨著「二次考試」制度的運行，也出現了種種弊端。如「第一次考試」科目一律為五科，考生如果放棄一科，將會失去第二次考試的資格。這導致各大學過分依賴該考試，第一次成績成為新生錄取的前提，基本按總分進行選拔，使得大學間出現了明顯的序列化傾向。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優化考試制度上的銜接，1985年，文部省成立了「大學入學考試改革協議會」，1986年，日本臨時教育審議會在《關於教育改革的第二次諮詢報告》中，提出了日本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的基本目標，鼓勵「國際化、信息化、自由化、個性化、多樣化」等發展模式。從1990年起，日本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考試」（大學入試セ ン ター試験)代替了原來的「第一次考試」。1991年頒布了《大學設置基準大綱化》條例，基本規範了上述決策。考生選擇相對多樣化，可以考一科至六科（最多六科），分別為國語、地理·歷史、公民、理科、數學、外語，各年會有所調整。各大學自主決定利用該考試的學科、科目及分數。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個性化和特色化，避免了前述弊端。

為實現「分割分離式」選拔，各個高校亦脫去了諸多「硬性規定」，可以自行組織「第二次考試」，主要分為四種類型：個別學歷檢查、以小論文檢測、面試檢測和聽力檢測為中心的綜合能力檢查、針對職業高中和綜合學科畢業生為對象的選拔考試和AO 考試( Admissions office) 。興起於美國的AO型入試，在日本發展很快，有選拔型、對話型、體驗型三種模式，倍受青睞。

當下，日本考試制度改革出現新動向，可能走向第五階段，即「達成度考試」與「發展級別考試」模式。2013 年，「教育再生實行會議」向首相提交了新一輪改革議案，下一步將由日本文部科學省所屬的中央教育審議會討論具體實施方案，或會逐步取代「中心考試」。

需要強調的是，與國立、公立學校相比，私立院校情況更為複雜。與正式考試相比，推薦、保送、特長選拔等方式亦趨於多向。總體來說，制度及理念的變革是迂迴曲折的，由高等教育精英化逐步轉為大眾化-普及化理念。概言之，前兩個階段基本是「一元多線」，是在統一考試的基調下，部分鼓勵多樣化模式。而後兩個階段，逐步走向「多元多樣化」的發展模式，考試模式趨於穩定。以私立院校招生為參考系，國、公立-私立院校之間也存在相對多軌的考試模式。這一變動線索，不僅是考試制度改革的總體走向，也是日本逐漸脫離美國「影子」，尋找更加本土化、合理化、規範化考試模式的過程。

學歷崇拜與全入學時代

現代性教育理念，鼓勵個性與創新。在當今日本，即使制度上諸多調整，情況似乎也沒有那麼樂觀，應試教育的特點依舊比較突出。高考之付出，莫如「四當五落」之累，這在日本幾乎是不成文的學習傳統，足以看出「高考黨」的辛苦程度。平心而論，這種現象是符合投入—回報的一般性規律的——對個體來說，假設想進名牌大學，就一定要花大量的時間用來讀書和學習。而與此相應的社交、旅遊、娛樂、兼職、戀愛等活動，在時間上就不得不進行某種削減。

也正因於此，高考作為日本的一種熱點社會現象，頻頻出現在日本的文學和影視作品中，以日本重要文化符號之一的動漫為例，大量動漫都以準備高考的考生或多次落榜的「浪人」為主角，其重要原因就是這一類人體現出來了「失意」又「不甘命運」的雙重特質，是情節設定的「天然」佳材。而另一個因高考而興起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在日本福岡擁有自己的神社——天滿宮，是日本許多學子考前必然會去參拜的熱門神社。而學問之神也是目前日本社神體系內五福神之一，其地位類似於中國的「福祿壽」三星的地位，高考在日本的受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全入學時代」與學歷崇拜之間的矛盾，不是制度悖論，而是現實的產物。考生集中報考名牌大學，「四當五落」也就不足為奇。日本大學體系分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國立、公立大學數量少，私立大學的數量約佔大學總數的80%，75%左右高中畢業生只能報考私立大學。在當下日本社會，所謂「大學全入時代」，是指考生考上一所普通公立大學或民辦院校並不是什麼難事，但要考上名牌大學，仍要面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殘酷競爭。

自90年代起，私立大學的數量激增，大學的容納能力從1992年的58.9%增加到2006年的87.3%，而與此同時的是，人口出生率的持續走低。據文部省資料統計，日本四年制大學和短期學校的容納能力幾乎接近100%，也就意味著招生人數和報考人數持平。從這個層次上看，日本似乎進入了「全入學時代」，考試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和。

據日本高等教育局2009年《大學資料》統計，國立大學「入學中心考試」需要考六科佔78%，考五科佔97%，想要步入國立重點大學，不是易事。日本的國立大學和公立大學的入學考試，都要求必須參加中心考試，考試達到分數線才有機會參加各個學校的二次自主考試。六個學科各自包含若干個科目，如理科包括：理科綜合A、理科綜合，B、物理、化學、生物、地學；數學包括數學1 、數學1 ?數學A、數學2 、數學2?數學B、工業數理、本記、情報關係基礎等，總計31門。日本高考科目設置同中國高考相類似，語數英三門科目為固定科目，文科和理科可根據考生自身情況任選兩門。題目以論述為主，「中心考試」大題居多。2012年，在其漢文考題中，以《左傳》中「晏子對齊侯問」為題，讓考生試論述國家政治中的「和」與「同」的區別，極具深度。藉此窺一斑而見全豹，其試題風格與考量模式，基本都是考驗學生是否擁有結合所有知識的構造能力。

對學子來說，高考是人生命運的轉折點，應屆高中畢業生學習任務異常繁重。為了應對「足きり」（第二次考試），考生除了完成正常的高中課程之外，還要參加各種類型的補習班。與統考相比，各個大學的「第二次考試」內容更靈活，甚至與「第一次考試」大相徑庭，而每個考生根據「第一次考試」成績，只能填報一所大學作為志願。許多國立、公立大學「第二次考試」錄取比例基本固定為3：1，造成了大量考生的結構性落榜。因此，「二次考試」實際是一次篩選與淘汰機制。

與此同時，日本社會素有崇尚名校之風，學歷主義盛行，除了考上名牌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能「長臉」、「光宗耀祖」之外，老牌或名牌大學的競爭激烈且殘酷，最重要原因是——與私立大學相比，國立和公立大學的收費相對低廉，且有較多的優質教育資源，在選擇上更加經濟實惠，所以學子們千方百計，參加各類補習機構，力求考入名牌大學。報考人數眾多，競爭殘酷，為實現篩選與分層，各個學校自主考試偏、怪、難題盛行，考場類似「應試地獄」。考試雖非「一錘定音」，但由於日本社會對學歷和名校的推崇，卻是「一卷定終生」，甚至出現「高分低能」現象。

復讀生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考題偏頗而某些考生執念於名牌學校，落榜就可以想見，高考和考研落榜生是一個特殊且尷尬的社會群體。在中國，他們也叫復讀生。假設選擇繼續報考，也會被稱作「二戰」、「三戰」，依此類推。在日本，這類人被稱為「浪人」。據悉，之所以被稱為「浪人」，並非雅稱，是因為這部分人沒有出去參加工作，專心致志地參加各種補習班或者自學，準備第二年繼續參加高考，多多少少和過去日本社會中沒有固定職業，專心練劍、鍥而不捨的「浪人」有相通之處，故得此名。

復讀的代價是高昂的，「浪」字易寫，內中稱謂卻頗有辛酸與失落之意。在日本，參加補習班蔚為風氣，可達七成以上。這部分人中，不去補習班，在家自學的叫「宅浪」（在宅學習），一次高考失利的稱「一浪」，二次失利稱「二浪」，一些考生屢敗屢戰，心有不甘，三次以上統稱「多浪」。而其中不滿於現在就讀的大學而要選擇重讀，報考其它大學的則被稱為「假面浪人」（仮面浪人，かめんろうにん）。但「一流大學」有相對固定的招生規模和偏好。日本的大學雖然很多，升學率每年也都在50%以上，但能夠順利升入自己理想學校的不到30%，所以「假面浪人」也是一個不小的數字。考上「好大學」的群體中，也有不少「浪人」。由此看來，「四當五落」之說並非謬談。也正因考試艱難，替考、夾帶、小抄等「作弊」現象亦屢禁不止，所謂的作弊神器產業化，成為考場的治理難題。

即使是學霸、尖子，也有「看走眼」的時候。由於估分不準、分數線起落等各類原因，「滑檔」者不在少數，其中不乏成績很高而只是報考失誤的考生。這類「滑檔」考生，或者選擇補錄，報考一所「稍次」的院校，留下遺憾。或者選擇「二戰」重讀，即「假面浪人」或「二浪、多浪」，以期來年能夠進入一所心儀的大學，不負所學所付出——但其中的落差與艱辛可想而知。

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高考和考研作為一件「大事」，在個體的民俗行為上亦是「春風化雨」。為求取得好成績，學生們不僅在學習上要「四當」，家長也善於做「助攻」，防止自己孩子「名落孫山或更在孫山外」。他們熱衷於拜廟求神，其中上文提到供奉「學問之神」的天滿宮最受歡迎。每年高考前後，日本各地的天滿宮都擠滿了高考、考研考生及家長們，而這些寺廟也會在趁機推出各種「祈福套餐」，預求「金榜題名」，有的還會適當收費。還有一些報道說，參加高考的日本考生大都喜歡身穿黑色衣服，監考老師也多穿深色衣服。之所以如此，用意非淺。聽說是因為日本人認為，考試當天如果穿著太花哨，會被認為是心虛、沒信心的一種表現。不得不說，信仰與宗教的世俗，便是日常生活所需。不過將考試順利與否求諸「神佛」，在中國一些地方也頗為盛行。

有差別的是，在日本，「研究生」指的是正式攻讀碩士和博士之前的準備階段，而真正進入碩士階段後，稱為「大學院生」，亦即中國所說「研究生」。中國大學內普遍設置的「研究生院」在日本稱為「大學生院」。日本的「大學院生」考試並非全國統一性的考試，學生的錄取與否並不取決於學校或某考試機構，而取決於該考生報考的導師。一般情況下，考生會先嚮導師遞交「推薦信」和「研究計劃」，等到導師同意後可以參加筆試或面試。日本的考研狀況，近些年相對冷遇。這與日本的就業情況密切相關，日本職場盛行「年功序列」，若不是推薦、保送或無時間空隔入學，在找工作時不具備太大優勢。如由中村義洋導演的著名電影《預告犯》，便與畢業生空窗期導致求職不利的社會現狀頗有關聯。

選拔機制再優化：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作為制度的高考選拔，同時也作為社會問題而糾結存在。人才擇取與選拔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問題，與經濟、文化、環境等多種社會關係息息相關。「四當五落」是現實制度與個人選擇夾雜結合的產物。其實，在人口數量較多、考風濃厚的國家，教育不僅作為全民素質提高的方式，還能作為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內在因素，這種模式不失為一種必然的優化選擇。

在現代日本，學歷仍會直接影響到其職業的好壞、級別、薪水高低和多元選擇。以能力作為比較標杆，學位的高位往往是品位性的，是職場的主要評價尺度。在當下韓國社會，也有了「四當五落」這一說法。其實，中國許多學子為了考試深夜拼搏，也應了「四五」之說。制度鴻溝與個人選擇之間的彌合，逐步成了社會問題。職位性的晉陞與學位結合起來，形成對考試制度的實效反應。

在當今日本，伴隨著出生率下降，少子化現象加重，而私立大學「林立」，加之日本社會崇尚學歷，強烈的名牌大學「執念」，考生群體「四當」者多，供需失衡，私立院校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招生危機，進入「淘汰時代」，瀕臨倒閉。近年來，日本政府對考試和招生制度進行了包括「達成度考試」等的一系列改革，以適應經濟及社會情況的變化，力求機會均等、選擇多元，避免出現「入學地獄」或「考試戰爭」等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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