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權貴肖像史

文史 06-09

在那個時代，攝影是「術」，而非「藝術」，同時也構成了一種圖像社會史。

中國第一個拍攝照片的權臣應當是大清朝的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 年，耆英在澳門與法國使臣拉萼尼談判簽約時，法國使團中的貿易代表于勒·埃及爾為耆英拍攝了銀版肖像，耆英根據西方禮儀，把自己的「小照」分贈給外國官員，這也應當是中國權貴的肖像首次在中西交往中的外交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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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華醇親王載灃在上海

晚清著名學者王韜，在清咸豐九年（1859 年）3月13日《蘅華館日記》中，描述了羅元佑在上海開設照相館一事，那時的照相館，已經知道利用權貴的肖像為自己裝點門面：「晨同小異、壬叔、若汀入城。往棲雲館，觀畫影。見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這裡所說的桂、花二星使，系指清咸豐八年（1858 年）十月，與英法兩國簽訂《天津條約》的清朝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二人。可見，從19 世紀50 年代開始，不但照相館開始為清廷大臣拍攝肖像，並且權貴的照片已被照相館作為商品廣告陳列了。並且，很多照相館也把銷售權貴的照片作為自己照相館擴大影響力，甚至營業收入的一種重要方式。作者收藏了一張上海蘇三興照相館印製的李鴻章的肖像，這張肖像，本是1870—1872 年間，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遜拍攝，最後不知何因，變成了蘇三興堂而皇之的商品，可見照相館對權貴影像追逐的迫切。

說起照相館和晚清權貴廣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時泰照相館。1870 年前後，廣東人梁時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時泰照相館。可能因為香港照相業的激烈競爭，1876 年，梁時泰北上，來到上海謀求更好的發展。在1876 年5 月29 日《申報》刊登的廣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設香港已歷多年，得西人秘授，盡斯業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絹片，而情景逼真，誠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時泰還特別提到「倘蒙官商賜顧，價目格外公道」，梁時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確實不同於一般照相館專門強調的商界、學界、工界，以及命婦、封君、名媛、淑女等顧客群，正是因為與官界大佬的良好關係，時泰照相館在中國早期攝影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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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容豐-格格肖像

梁時泰成功拍攝李鴻章和格蘭特的肖像，是時泰照相館打開晚清權貴之門的第一步。1879 年，攜妻週遊世界的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來到中國訪問，先到香港、上海，後來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時再訪天津。格蘭特的天津之行，是訪問中國的重頭戲，因為晚清重臣、時任直隸總督併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準備與格蘭特多次會面。為了迎接格蘭特的來訪，直隸總督府在各個方面都做好了準備，對通曉洋務的李中堂來說，照相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可能正是因為時泰照相館在上海灘迅速建立起的聲望，引起了直隸總督府的注意，邀梁時泰來到天津，準備拍攝格蘭特在天津的活動。

1879 年5 月17 日（光緒五年歲次乙卯暮春閏三月念七日），梁時泰在李鴻章衙署西花廳，利用李鴻章的「下澣」假期，為李鴻章拍攝了一張單人肖像，可以說，這是為拍攝李鴻章與格蘭特會晤進行的預熱，這張肖像也是中國攝影師為李鴻章拍攝的最早的肖像，日後也成了李鴻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鴻章當作贈品，廣泛應用在國內外官場或外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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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蘇三興-李鴻章

梁時泰也頗具廣告意識，在這幅印製多張並廣泛銷售的照片上，他還寫上至少兩種不同的款識，交代拍攝時間、地點，並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照片上的時間『光緒四年』應當為誤記，因為己卯年和閏三月都在光緒五年，即1879 年。1879 年5 月27 日，格蘭特從上海到達天津。在天津，梁時泰至少兩次為李鴻章和格蘭特拍攝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鴻章的天津官邸，在歡迎格蘭特招待會結束後，「二人坐下合影，李鴻章大人以此照紀念格蘭特將軍到訪。」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吳楚公所」，李鴻章為格蘭特來訪舉辦的正式午宴上，「進餐時，攝影師也為我們拍攝了照片。總督與將軍大人還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將軍一側有一歐洲人站立，總督一側也有中方隨從陪同。」關於這次午宴時梁時泰的攝影，當時《申報》報道中也有提及：「談畢，主賓各盡歡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總統與爵相併坐中西，各員環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這裡面還透露出「奏技者」，即攝影師的一個重要信息，梁時泰名科，時泰應當是他的字。

2014 年EBAY 上拍賣過一張李鴻章和格蘭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貼有上海時泰照相館的商標籤即「在上海洋四馬路」，可見照片是在上海時泰照相館印製的。同樣在2014 年11 月25 日，美國斯旺拍賣行（Swann Auction Galleries）也曾拍賣同樣一張李鴻章和格蘭特的合影（Lot54），上面有梁時泰在底片上的手書：上海，1879。所以，由此判斷，1879 年時，梁時泰的天津照相館似乎還沒有正式建立。不過，這次為李鴻章和格蘭特的成功拍攝，讓梁時泰意識到了自己在天津發展的巨大優勢和潛力，很快，他的經營重心迅速北移，在天津建立起了梁時泰照相館。為李鴻章和格蘭特拍攝的肖像，不僅成為天津梁時泰照相館重要的銷售商品，也成為梁時泰照相水平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標誌。

七年之後，梁時泰在天津又有了一次和更高層權勢人物結交的機會。光緒十二年四月（1886 年5 月），主持海軍衙門的醇親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視天津、大沽及旅順、煙台等處的北洋海防。在天津，已和直隸總督府建立良好關係的梁時泰，又得到舉薦，多日跟隨醇親王的視察，從不同角度拍攝了北洋艦隊的建制、規模、官兵等情況的照片，並多次給醇親王奕譞近距離拍照：「先是到水師營務處時，曾飭照相人梁時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馬，船經新關並招商局，顧問善軍憲一切地方情形，軍憲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開至大沽換海晏船赴旅順矣。」醇親王視察成功完成後，在從天津返回北京前，「奉王札諭……賞照相粵人梁時泰等銀四百兩」，當時，醇親王「每兵賞銀四兩」，而給梁時泰等人的賞賜達每個兵丁百倍之多，可見，醇親王對這次拍攝的滿意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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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徐世昌

也正是因為此次結識醇親王，天津梁時泰照相館銷售的照片中又添加了重量級的內容，而梁時泰也從此和京城權貴建立了直接的關係。同年，梁時泰應邀進京，為醇親王及其家人、醇親王的府邸拍攝了大量照片。這些照片不僅成為「宮廷認可的官方記錄」，還曾被「寓杏花邨」的天津「梁時泰照像館」，製作成「私人發行」的像冊，作為特別貴重的禮品由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贈送給外國貴賓。這次拍攝的醇親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時泰大量印製，當作商品銷售，使得普通民眾得以窺見重門深鎖的王府生活。

另一家為李中堂拍攝大量肖像的照相館就是上海的光繪樓照相。1890 年8 月20 日，光繪樓在上海四馬路東首開張，「房宇寬敞，鋪置雅麗，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內外，均有專鏡，且用藥料、裱紙均系西國極品，而金水、銀水尤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與眾不同。」 1896 年春，頭頂「欽差頭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一等肅毅伯」等虛職的李鴻章在訪問歐美之前，停留上海半月左右，聽說光繪樓「攝影精妙」，因此「令至行轅影照__合家歡、對坐、獨立、放大，諸相均能鬚眉畢現，丰采如生。」李鴻章與兄長李瀚章家族合影、李鴻章多幅家人合影，即為光繪樓所拍攝，這些照片，成為李鴻章出訪中重要的外交禮品。

上海耀華照相館是20 世紀初期上海照相業的「四大天王」之一，名人效應也是老闆施德之尤其看重的廣告理念。其在1903 年《申報》廣告中，反覆提及「凡各國王子、官紳、統兵大帥之光顧者，皆有賞寶。」此前，1901 年醇親王載灃赴德「謝罪」之前和回國後，都曾經停上海，1902 年，鎮國公載振代表清廷赴英國參加愛德華七世加冕禮之前，也曾在上海停留，耀華照相館都被委託「照大、小各像，極蒙稱讚，推為海上巨擘。」施德之也在《申報》刊登廣告，宣稱：「與別家照像判若天淵，辱承獎飾，益求精研」。從這條廣告中也不難看出，當時很多權勢人物蒞滬，都會有多家照相館參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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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時泰-上色李鴻章

1904 年5 月15 日，耀華照相館還在上海灘最先銷售勛齡為慈禧拍攝的各種肖像：「當今皇太后御容小像，每張價洋五角，欲購者寄信上海耀華照相不誤。」這些照片是為了「專贈各國公使夫人者」，經宮廷默認，各照相館複製銷售。直到6 月20 日，首開上海複印精品之先河的有正書局才開始銷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比耀華照相館晚了一個多月。

進入民國後，隨著西風東漸和民智漸開，政府官員對影像在內政外交中的作用愈加看重。

1916 年8 月23 日，北京三家照相館——太芳、容光和容生——同時「奉黎大總統命，晉府照像」。對照相業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照相技術「比武」大賽；對總統府來說，則是一次樹立新任大總統形象的影像推介會。其中，太芳照相館共拍攝黎元洪大總統「全身、半身、禮服、戎裝共十七種，俱用十二寸片」，太芳照相館深蒙黎元洪大總統「嘉獎，並蒙賜獎匾『妙術通神』四字」，拍攝一星期後，太芳老闆溫章文就推出廣告，開始售賣大總統照片：「容貌端嚴，精神奕奕，固是元首天賦，亦傳真者之工良也。凡我同袍，請臨敝館瞻仰風采為盼。」同生照相館也在廣告中說，大總統肖像的「軍、禮各服，俱已印就」，顧客可以自由瞻觀、購買。不過，這次照相比武最大的贏家應該是容光照相館，一是它在廣告中聲稱「小號所照最佳，荷蒙大總統誇獎」，最重要的是接到了總統府的大額訂單：「已先定一千二百

余張，足見小號工精術美，非他家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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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光華-何應欽

照相館齊聚總統府「比武」後，北京政府的很多重大活動都可以有本地照相館參與拍攝，並且無一例外地被照相館公開銷售。1916 年10 月10 日是袁世凱去世後的第一個「雙十節」，黎元洪以共和重建之名，在南苑「大閱軍操」。北京同生和容光照相館，在10 月16 日就推出《大總統閱操相片》銷售，同生照相館「計攝得十二寸像片一百餘份之多，並皆佳妙精巧異常」，除了同城可以上門購買，外地還可以「函商郵寄」。1917 年2 月，黎元洪「大總統親臨陸軍大學校舉行畢業式照相數種」，又被太芳照相館大加銷售。

此時的北京，總統府沒有專業攝影師，也沒有專門攝影的官方圖片社，不僅總統、總理、執政、大帥等需要照相館晉府照相，其他軍政要員的肖像，以及重大社會活動的拍攝，都被各照相館承擔下來。朝雲暮雨、風雲變幻的北洋政壇，都留影在各照相館方寸之間，成為照相館的賺錢利器。

1928 年，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統一，隨著遷都南京，中國「權貴」照相業的重心也隨之南移。在與國民政府的合作照相館中，南京光華照相館當仁不讓地成為照相業界的老大，據作者統計，從1929 年8 月2 日到1935 年底，僅僅在上海《申報》上，就刊登了光華照相館拍攝的國民政府相關照片75 張，可以說，光華照相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及軍政要人的「御用」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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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光-黎元洪

光華與蔣介石的淵源應當是從1927 年上海灘的「世紀婚禮」開始的。1927 年12 月1 日，「下野」的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舉辦婚禮，婚禮分兩次進行：先在西摩路宋公館會客廳中舉行西式婚禮，後在戈登路大華飯店舉行中式婚禮。大華飯店的婚禮在樂曲聲中宣告完成後，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大華飯店花園攝影，由上海中華照相館的師傅拍攝了結婚照片；晚上，返回宋宅後，再次請中華照相館師傅「正式留影」，蔣宋二人「頗覺滿意」，因為此次成功的合作，蔣宋常常照顧中華照相館的生意，也就認識了在店裡工作的錢樹滋和王貴遜。後來，隨著1928 年蔣介石重新執掌南京政權，錢樹滋和王貴遜也離開中華照相館，到南京單飛，在石板橋開辦光華照相館。因為和蔣宋的特殊關係，光華很快成為國民政府指定攝影的照相館，「國軍編遣實施會議開幕禮」（1929 年8月2 日）、「全國運動會開幕」（1930 年4 月1 日）、「首都歡迎凱旋大會」（1930 年10 月23 日）、「第三屆中執委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開幕」（1930 年11 月13 日）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社會活動的照片，都由光華拍攝，刊登在上海的《申報》上，國民政府軍政要員的合影及肖像拍攝也幾乎成為光華照相館的專利。光華的知名度，以及熟識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特殊背景，讓照相館的生意日益興隆。

1937 年，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光華照相館也跟隨國民黨政府遷到重慶，照相館就開在上清寺，離孔祥熙等人的公館很近。光華不僅多次為蔣介石拍攝肖像，1945 年8 月底，毛澤東主席來重慶進行國共談判，王貴遜也曾被命令用相機記錄下重要的歷史場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光華照相館也跟著回遷。1946 年10 月，在蔣介石舉辦60 大壽之前，光華照相館接到一筆大業務：蔣介石1943 年在重慶任國民黨主席後，由光華拍攝的一張大元帥戎裝照。王貴遜曾經向女兒王明回憶起這一段事情：「照片本來是黑白的，洗的時候重新上了色，而且洗了很多張，是拿卡車來運的。」這些照片運回去以後，都發到國民黨的部隊了。

1948 年5 月20 日，蔣介石、李宗仁在分別當選總統、副總統後，舉行了就職大典。就職典禮完成後，在總統府子超樓前，光華照相館的王貴遜和徒弟們為全體國民黨黨政軍要員拍攝了合影，由於隨後爆發「三大戰役」，蔣介石在1949 年初即宣布下野，因此這一張照片實際上是國民黨黨政軍要員在大陸最後一次合影，也是國民黨高層在南京的最後一張「全家福」。

從晚清到民國，中國照相業的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照相館與權貴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歷史。權貴們憑藉照相館鮮活影像的塑造和傳播，大大提升了在政壇或社會生活中的威望和影響，那些充滿時代特色的音容笑貌，更是一次次風雲變幻的社會映照。一批批權貴影像的示範效應，帶動了照相業一步步向前發展，之後更多的普通民眾走入照相館，更多的社會生活有了影像的記錄，開啟了一個嶄新的照相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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