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你們想要的名媛，名妓也沒有

摘要不管是名媛還是名妓，最核心的一點就是相對於男人的獨立性。在私有財產權還沒有完全確立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名媛的。

作者：張豐（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讀書人，媒體人。）

昨日（6月8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名為《名媛變形記》的調查報道，展示了各地流行的「名媛培訓班」現象。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兩周的名媛培訓課程，可以收費8萬元。一些縣城的「名媛培訓」，收費要便宜很多，因為「名媛」的活動場所，不過是德克士這樣「比較上檔次」的地方。

記者援引章詒和老師在《最後的貴族》里對康有為女兒康同璧的描寫，來襯托當下批量生產的名媛：

「她身著青色暗花軟緞通袖旗袍，那袍邊、領口、袖口都壓鑲著三分寬的滾花錦邊。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絲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別針，在陽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幾許生動之氣。」

緊接著，記者援引了章詒和對當下某些社會現象的批判，「幾十年後，面對豪宅滿天的京城，章詒和說，『北京的四合院都應該拆掉，現在的人不配住。』」這很有可能並不是記者就名媛培訓這種現象採訪章老師，而是過去的一條微博。這種巧妙的嫁接，暗示了這些女孩不配名媛這個稱號。當然，作為一篇報道，記者還是採訪了專家的說法：「哪還有什麼名媛，不過是商業的把戲。」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早就告別那個淑女時代了，現在的『名媛』是商品時代的產物。」

一家小縣城的名媛培訓班廣告

這是一篇調查報道，但卻含有濃厚的批判意味。果然，在記者的引導下，參與評論的網友對這種批量生產「名媛」的現象進行了道德批判。大部分網友語文成績似乎不錯，用「援」替換了「媛」，他們的意見是，所謂的名媛，不過是援交女的另一個說法而已。這樣的看法，可能並不單純是這篇報道引發的，在某搜索網站輸入「名媛」，第4條結果就是一個網友提問：「名媛與名妓有什麼不同？」人們不由感嘆，和很多曾經美好的漢語辭彙一樣，名媛這個詞也被毀了。

鄭也夫先生的說法有一點我是贊同的，這種名媛培訓，是「商業的把戲」。女性選擇這樣的培訓班，學習打扮的技巧，西餐的吃法，交往的禮儀，這其實是一種社會需求的產物。對那些學員來說，她們希望能夠通過這樣的培訓，提升自己的氣質和「逼格」，提高自己在社交場合的競爭力，並最終抬升自己的身價。「名媛」與「培訓」本來是相互矛盾的兩個詞，社會通過對女性的異化，把這兩個詞結合起來。

但是，我們同樣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批判背後，似乎有一種更為嚴肅、也更值得追求的名媛定義。除了章詒和筆下的康同璧，人們能想到的大概還有林徽因，或者去年剛去世的張充和。她們就是鄭也夫先生所說的「淑女」，出身名門，受過良好的教育，舉止端莊，長相靚麗，最好懂得琴棋書畫（國學愛好者會喜歡）。

這樣的女子，現實中是否真的存在，讓人非常懷疑。即使是林徽因和張充和，她們的完美形象，也得益於公共輿論長期的塑造，與她們的本來面目相距甚遠。巴金的長篇小說《雨》中曾描寫大都市糜爛的夜生活：「在大賭場里……紳士和名媛們正在一擲千金地縱慾狂歡。」巴金心目中的「名媛」，其實是大上海的夜場生活達人，絲毫看不出人們對名媛所期盼的那種氣質。

《金大班》電視劇照，與內文無關

這種抽象出來的氣質，出身、才色、道德，三者缺一不可，這大概就是中國男性對女性最完美的想像了，某種程度上，這純屬男權社會的意淫。她出身高貴，可以幫助夫君成就大業；長得漂亮，又嚴守婦德；德才兼備，可以教育下一代……這種虛構中，藏著男性的陰謀。

儘管李漁和曾國藩都使用過「名媛」這個詞，但是，作為一個流行概念，「名媛」其實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名媛」最核心的要素是「名」，但又不是「著名詩人李清照」那種「名」，名媛的「名」，是社交意義上的。最典型的名媛是啟蒙時代巴黎那些沙龍上的貴婦人。啟蒙時代，英國思想家活躍的俱樂部和咖啡館，多少有點排斥女性（雖然妓女總在周圍徘徊），而法國的啟蒙主義者會面的主要場合是沙龍。這些沙龍是開放之家，旨在刺激智性辯論，也允許不同性別的人自由討論，更重要的是，這些沙龍通常由一位貴族女性擔任主持，叫「沙龍女主人」。這些人是真正的名媛，包括德芳侯爵夫人、喬芙蘭夫人、艾斯畢納斯小姐、內克夫人等。

當然，沙龍女主持絕對不是花瓶。沙龍要辦得成功，需要極高的技巧和手段，才能贏得喜怒無常的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尊重。百科全書派最早就是在喬芙蘭夫人的沙龍上成型的。狄德羅就曾經讚美這些名媛的作用：「女性讓我們養成了好習慣，把最枯燥棘手的話題說得清晰有趣，因為我們總要對她們說話……慢慢地我們獲得了一種表達能力，並且從對話滲入到寫作風格中。」可以說，這些名媛通過對知識分子的引導，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引導著法國人民。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反映大革命的名畫《自由引導人民》，畫中引導人民的就是一個半裸的女性，她成為自由的象徵。雖然從啟蒙主義到大革命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但女性的「引導力」可見一斑。

除了這些沙龍女主持，啟蒙時代的巴黎還活躍著另外一些名媛，勞埃德·斯賓塞在《啟蒙時代》一書中稱之為「開明的情婦」。嬌小活潑、長相柔弱的德皮奈夫人，曾迷倒過伏爾泰和狄德羅，她是弗里德里希·梅爾希奧·馮·格林的常年情人，她曾為盧梭著迷，不過沒有得手。德皮奈夫人曾為格林主編的刊物《文學通訊》大量撰稿，寫書評和隨筆。伏爾泰的多年情人是沙特萊侯爵夫人，他們相遇的時候，伏爾泰39歲，沙特萊侯爵夫人29歲，已成婚8年。這位侯爵夫人不僅將牛頓的著作譯成法語，幫助伏爾泰工作，還獨立寫了許多科學主題的隨筆。

不管是沙龍女主持還是「開明情婦」，她們的共同特點是有錢又有才。尤其是錢，讓她們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她們結交這些知識分子，但卻並不依附他們，甚至相反，她們幫助他們，甚至塑造他們。她們中的一部分是寡婦，這種身份讓她們更為自由。另外，這些巴黎的名媛還比較幸運，她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時代，社會對她們並沒有太大的道德上的束縛，並不要求她們德才兼備。

麥克法蘭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一書中考察了英國14世紀前後的財產權，他發現，子女並不天生具備繼承權，如果一個人在生前對兒子不滿，他完全可以立下遺囑，剝奪掉兒子的繼承權。女性在婚姻內是有財產權保證的，一旦丈夫去世，寡居的妻子就有權繼承丈夫最少三分之一最多全部的財產。麥克法蘭認為，這種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得以更早產生個人主義的重要原因，法國等國要落後一些。但是，到了啟蒙時代，美國和法國，也都大大普及了這種私有財產權的概念，巴黎才會有那麼多富有的寡婦或名媛。

不管是名媛還是名妓，最核心的一點就是相對於男人的獨立性。在私有財產權還沒有完全確立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名媛的。那些想依附於男人的，不管是男權社會幻想的淑女，還是商品社會中想提高自己逼格的培訓班學員，都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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