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里走出的諾獎得主：罪犯的想像力會領先無辜的人們

文史 07-10

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猶太人，但所有猶太人都是受害者

埃利威塞爾。

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威塞爾7月2日在紐約的家中逝世，享年87歲。以色列首相內塔尼亞胡通過一份聲明證實了他的死訊。

截至威塞爾逝世之時，已有上百萬人讀過他的著作《夜》。這本書描寫了他的集中營生活：他親眼目睹了父親的死，他的母親與妹妹亦死於集中營的毒氣室。歷屆美國總統將他請至白宮，與他探討波斯尼亞、伊拉克等地踐踏人權的問題。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將他稱為「人類的傳信者」。

然而，當1945年，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威塞爾剛從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出來時，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或其他倖存者會有如今的存在感。當時幾乎沒有倖存者公開談論二戰，僅有的公開討論則被人們忽視。今天，一座大屠殺博物館屹立在華盛頓的市中心，越來越多的人看過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單》，但早在幾十年前，威塞爾就開始嘗試使公眾直面納粹大屠殺的真相。

「以第一人稱講述的倖存者聲音，譬如『這是我的故事，我曾在那兒』，會隨著最後一個倖存者的逝去而消失，」納粹大屠殺學者黛博拉利普斯塔德特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說，「但威塞爾的聲音有著其他人無法企及的擴音效果。」

「埃利威塞爾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道德之音，並且在許多方面，他是世界的良心。」奧巴馬總統在一份聲明中說道。他將威塞爾先生描述為「一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曾一起走過布痕瓦爾德掛滿尖刺的電線網和守衛塔，他的少年時代在那裡度過，他的父親在那裡被殺害，」奧巴馬繼續說，「之後他說了一句令我終生難忘的話『記憶已然變成所有善良之人的神聖職責』。」

對戰爭沉默了十年之後，威塞爾在二十多歲時完成了《夜》的初稿。如今，在納粹大屠殺領域，唯一比這本書更流行的是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威塞爾比安妮弗蘭克年長不到九個月，但《夜》幾乎不能被視為一個年輕男孩的個人敘述。安妮的日記在納粹逮捕她一家人之前幾天就結束了，而《夜》的前三十頁就把讀者帶到奧斯威辛集中營。

集中營里走出的諾獎得主：罪犯的想像力會領先無辜的人們

威塞爾的著作《夜》。

威塞爾的書雖然十分簡短，但它捕捉到了納粹大屠殺最重要的幾個畫面：人滿為患的猶太區（人們在那裡垂死掙扎，以為最壞的事還沒有發生），運畜車，營房，煙囪。書里還包括了圍繞大屠殺的神學爭論中最著名的一個意象：脖子上套著繩索的上帝。

「『看在上帝的份上，上帝在哪呢？』」威塞爾聽到一個人這麼問道。當時，他們眼睜睜看著一個男孩在奧斯威辛被絞死。

「從我的身體里，我聽到一個回答的聲音，」威塞爾寫道，「『上帝在這呢在絞架上掛著。』」

在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鼓勵下，威塞爾把手稿交給了法國的出版社。一個又一個出版商拒絕了他。午夜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這份手稿，但當時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商業上的成功。

這本書最初在美國也沒有表現得更好。一封來自Scribner出版社的拒絕信將其稱為一份「令人驚駭，卻也極其感人的文件」，不過出版社表達了對這本書「相對於美國市場大小的疑慮」。Hill & Wang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了這本書，一些評論家也寫了溢美之詞，但在普通大眾那裡，這本書還是無人問津。

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倖存者開始公開談論二戰。其中最顯著的無疑是威塞爾。時值上世紀60年代，威塞爾在紐約開始了他著名的系列講座。他的演講總是座無虛席，他更像是在講故事，從一個故事過渡到下一個故事，這使人想起《舊約》《傳道書》的章節。

通過這些故事，他使舊日的猶太人村莊復活，使他深愛的哈西德神重現光輝。在其他倖存者面前，他是憂鬱的，但在學生面前，他總是滿懷希望甚至是幽默的。有時候，他的風格讓人覺得他是個正在祈禱的猶太拉比。

1978年，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任命威塞爾先生為總統的納粹大屠殺委員會主席。這是對他在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社區中所扮演角色的認可。委員會隨後呼籲在華盛頓創辦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館。

另一個轉折點是1985年。威塞爾就裡根總統計劃去西德參觀比特堡軍人墓地一事與後者公開對質。在知道這個墓地有幾十個納粹黨衛隊的墳墓之後，威塞爾和其他倖存者反對這次參觀。

「總統先生，那不是你該去的地方。你應該同黨衛軍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威塞爾先生在白宮的一場典禮上說道。里根總統在這場典禮上給他頒發了國會金質獎章，這是國會給公民的最高榮譽。

幾周過後，里根總統在爭議中參觀了比特堡。

這不是威塞爾先生最後一次與國家元首抗爭。1986年，在贖罪日（猶太年中最神聖的日子）後，威塞爾得知自己獲得了諾貝爾獎。1993年，他在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館落成典禮上對柯林頓說：「總統先生，我必須告訴您一件事情。去年秋天我去了前南斯拉夫，回來後因為在那裡看到的畫面而夜不能寐。作為一個猶太人，我認為我們必須做些什麼以停止那裡的流血事件。」

隨後柯林頓兩次領導了北約在巴爾幹地區的轟炸行動。第一次是1995年針對波斯尼亞境內的塞爾維亞人，第二次是四年後，制止科索沃境內的民族清洗運動。

在柯林頓當政期間，威塞爾還就盧安達大屠殺與其對質。

「為什麼我們如此英勇地涉足科索沃，卻對盧安達不聞不問？我覺得我們可以阻止那場大屠殺，為什麼我們沒有？」1999年，他在白宮質問總統。

威塞爾把種族隔離比作反猶太主義，他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他代表當地的猶太人、柬埔寨人和庫爾德人說話。他還表達了對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支持，認為美國有在邪惡勢力掌權時調停的義務。

集中營里走出的諾獎得主：罪犯的想像力會領先無辜的人們

威塞爾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有評論家指責威塞爾在涉及以色列的事件中的盲點。當脫口秀主持人奧普拉在一次訪談中問他是否有遺憾時，他答道：「我希望我能為巴勒斯坦難民再多做點什麼。我對此深感遺憾。」

談及納粹大屠殺時，他常常強調這是一件歷史上空前的罪行：「我意識到納粹大屠殺是一件獨一無二且專屬於猶太人的事件，儘管它有普世的意義。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是猶太人，但所有猶太人都是受害者。」

遺忘納粹大屠殺就是再一次殺害猶太受害者，他常常這麼說。

關於邪惡和死亡的記憶會變成抵禦邪惡和死亡的盾牌

埃利威塞爾，1928年9月30日出生在一個叫錫格蓋特的小鎮上（今羅馬尼亞境內）。他成長在一個關係密切、謹守教規的猶太家庭，是雜貨商什洛莫和妻子薩拉的獨子。威塞爾十分熱衷猶太神秘主義，這歸功於哈西德派祖父從小對他的灌輸。他甚至會在猶太教堂的禱告中流下眼淚。

當他剛從錫格蓋特貧民窟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時，他才十五歲。納粹對錫格蓋特貧民窟進行了最後一次清掃運輸，「A-7713」被紋到了他的左手手臂上。他說，當人們以為他十八歲時，他的真實年齡沒有十八歲，集中營將他提前變成一個大人。

黨衛隊在1945年1月清空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威塞爾和父親一起被轉移到了靠近德國魏瑪的布痕瓦爾德。父親在1月去世，威塞爾在4月美國軍隊到達時被解救。

得救後，他發現自己在一輛滿載孤兒的列車上，列車停在了法國。當時他並不知道，他的兩個姐姐也活了下來。法國的姐姐在報紙上認出了弟弟的臉，姐弟最終團聚。

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他回憶了被解救後的早年生活：「時間：二戰後。地點：巴黎。一個年輕人掙扎著重新適應生活。他孑孓一人，處於絕望的邊緣。但他沒有放棄。相反，他努力在活著的人們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他掌握了一種新的語言。他結交了一些朋友。他與朋友們都相信，關於邪惡和死亡的記憶會變成抵禦邪惡和死亡的盾牌。為了繼續生活，他必須相信這個。」

威塞爾的新語言是法語，他在餘生里用法語完成了大部分的寫作。他吸收了法國存在主義者讓-保羅薩特和阿爾貝加穆德的作品。威塞爾先生後來被一家以色列報紙雇為外國通訊記者，這份工作對他與莫里亞克的相遇起了關鍵作用。

1956年，他成了美國公民，為《猶太前進日報》工作。威塞爾在戰後從事了數年的新聞工作，但他最終還是想過一種教書和寫作的生活。他在波士頓大學教了三十多年的書，所授課程十分火爆。當他1982年去耶魯大學做訪問教授時，有350個學生報名選修他的65人課程，課的名字叫「文學與記憶」。為了削減人數，威塞爾先生要求學生在卡片上寫上他們選修這門課的理由。學生們的回答令他十分感動，他沒有踢走任何一個學生。

他一生寫了四十多部文學作品，包括小說、戲劇、回憶錄和散文。這些作品都根植於猶太思想。憑藉樸實、簡約的語言，他質詢了奧斯威辛之後生命的意義。小說《第五個兒子》（The Fifth Son）直面倖存者與下一代的關係。另一部小說《白晝》（Day，又名The Accident）講述的是一個絕望的倖存者：他絕望到想讓時代廣場的計程車撞死自己。

在來到美國不久後，威塞爾在時代廣場被計程車撞到，並且在醫院裡住了幾個月。在《白晝》的序言中，他寫道他並沒有看到那輛車過來。這進一步證明了生死之間的界限其實並沒有那麼分明。「每一時刻都是上天的恩賜。我本會死於45歲。在某個層面上我確實死了。」

集中營里走出的諾獎得主：罪犯的想像力會領先無辜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