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00餘名志願軍戰俘，為何去了台灣？

志願軍戰俘抵達台灣，受到台灣當局組織的民眾的歡迎

自1950年10月入朝作戰，至1953年7月簽訂停戰協定，整個朝鮮戰爭期間，志願軍共被俘2萬餘人。其中6000餘人通過戰俘交換返回大陸，14000餘人則被運往了台灣，另有少數人選擇去了其他中立國。

為什麼大多數的志願軍戰俘沒有返回大陸而是去了台灣？那些返回大陸的、去了台灣的志願軍戰俘，後來的命運又如何？

一、戰俘營里的「國共內戰」

「雖然，台灣方面儘可能希望中國戰俘赴台，但是並非所有的中國戰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共產黨員戰俘絕對不能去台灣。……這主要是出於防止他們做間諜的考慮。」——James Bard（美國陸軍老兵，曾參與審訊和安置志願軍戰俘）

1、台灣積極促成美國在戰俘政策上堅持「自由遣返」

1952年，朝鮮戰場交戰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但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因為戰俘遣返問題陷入停滯。5月2日，停戰談判五項協議的四項都已達成協議，唯有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的安排問題，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中國方面則堅持要求「全部遣返」。

美方堅持戰俘「自由遣返」政策，很大程度上與台灣有關。金日成曾反對中方「全部遣返」戰俘的要求，理由是：「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沈志華，《朝鮮戰爭期間的中朝同盟》）——志願軍戰俘中存在著大量的前國民黨士兵，使台灣方面意識到：如果能夠以「自由遣返」的名義，將大部分的志願軍戰俘爭取到台灣去，無疑是一種極好的政治宣傳。故而早在1951年8月，台灣「國防部」就通過了該部第二廳廳長賴名湯提出的「策反共產黨戰俘來台」的方案；至晚在1951年11月，台灣方面的特工已經進入了關押志願軍的戰俘營，秘密從事動員策反志願軍戰俘前往台灣的工作。

台灣方面的工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戰俘「自由遣返」政策，限於資料，目前還很難準確量化。但戰俘營里不願被遣返回大陸的要求，則確實是在台灣方面明確發出歡迎戰俘前往台灣的信息、以及派遣特工進入戰俘營之後，才大量出現的。

2、招撫戰俘去台的常規手段：「唱戲」

台灣方面派遣特工前往戰俘營招撫志願軍戰俘，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具體招撫的方式，卻因為資料的欠缺，迄今尚未見有專門的論述。大陸方面的志願軍戰俘回憶雖然很多，但大都聚焦於台灣特工的暴力迫害，對其常規招撫手段，反而很少著墨。倒是曾參與戰俘營工作的美國陸軍老兵巴德（James Bard）有過一段相當難得的回憶，可供參考：

「眾所周知，國民黨政權在吸收中國戰俘方面非常積極，事實上停戰之後，可以說相當大部分中國戰俘都去了台灣。以前我們只知道台灣派人來招撫中國戰俘，但鮮有人提及具體如何去做的。巴德就此告訴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歷史故事。據他所述，國民黨政權的確派了很多人來，但是這些人不能公開使用官方身份，是以非官方的身份來到南朝鮮的。他們來到之後不能公開說要勸說中國戰俘去台灣，也不能單獨找戰俘談話來勸說他們去台灣。然而，國民黨方面卻派了陣容豪華的代表團來做這項工作，除了軍事人員、行政人員，還有一些特殊的成員，包括電影放映隊、戲劇、歌曲演員等。在美軍的配合下，發出布告，定期在戰俘營的晚上放電影、進行演出等，巴德用中文笑著告訴我，他們來『唱戲』，讓中國戰俘去看。他解釋道，即使美軍也不能直接對中國戰俘說台灣那邊來人了，請你們去談話，台灣來人更不能這樣做了。巴德分析道，主要原因在於如果公開直接這樣做，戰俘未必會去，或者一些戰俘軍官或領袖會阻止戰俘去。如果只說去看戲，大家當然會去了。

「可以想像，即使有飯吃、不受虐待，但畢竟是戰俘營，裡面的生活無論如何不會好到哪裡去，沒有自由，肯定枯燥。如果有戲看，誰不想去呢？當時即使在中國大陸也不一定能看到戲呢。況且，去看戲的話，那些軍官或者領袖根本沒有理由阻止士兵們去。於是，每每有戲上演，戰俘們都會去的。不過他們看到的卻不僅僅是戲劇、電影，還有台灣代表們的宣傳和勸說。演戲或電影的具體內容，巴德沒有提及，我估計出了傳統戲劇和電影本身，很大可能也包含了台灣的宣傳片，這可是鮮活的宣傳呢，吸引力肯定不小。巴德還告訴我，台灣代表借表演或看電影之機向戰俘們發放宣傳材料，然後演講，向中國戰俘們發出邀請，並向他們許諾去台灣之後提供一切儘可能好的條件，幫他們安頓、定居，為他們的生活、教育等提供儘可能多的便利與幫助，最後，發放申請表格。戰俘們可以填寫表格提交申請。雖然，台灣方面儘可能希望中國戰俘赴台，但是並非所有的中國戰俘想去就可以去的。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共產黨員戰俘絕對不能去台灣。巴德說這主要是出於防止他們做間諜的考慮。」（《朝鮮戰爭美軍老兵回憶中國志願軍戰俘問題》，採訪者：劉磊）

3、招撫戰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一：政治宣講

雖然中方對美方的「自由遣返」政策無法認同，但最終還是同意在不爭論遣返原則性問題的前提下，先開始戰俘的「甄別」工作。所謂「甄別」，即詢問志願軍戰俘對自己的去向的真實意見。於是，獲得一個儘可能有利於台灣的「甄別」結果，就成了戰俘營內台灣特工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宣講與肉體恐嚇，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

很多選擇回大陸的志願軍戰士在回憶其戰俘營歲月時，都提到過一個叫做「譚興東」的「明星政治宣講員」，很多人評價他說：「不怕挨打，就怕聽譚興東的課」。譚興東之所以能夠對志願軍戰俘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力，與他的自身經歷有關。譚氏是1941年參加共產黨軍隊的老幹部，1950年8月晉陞為副營級；但就在這年9月，其父母被定性為「富農」遭到處決，譚興東遂擅自離職，後被強制拉回部隊，押送著過了鴨綠江，並降為副排長使用。譚氏不久即尋找到機會在戰場上帶兵投降了聯合國軍。嚴格說來，譚氏並不是俘虜，他被安排在俘虜營內，純粹是為了讓他來給戰俘「講課」。

原六十軍180師539團老戰士丁先文，在一封為自己澄清冤情的信件里如此回憶自己和戰友們當年在戰俘營里聽了譚興東的「講課」後的感受：

「敵人武的屈服不了我們，又來文的，一天強迫我們到『CIE』學校聽叛徒譚興東上課，這個自稱是二十軍五十九團宣傳股長的敗類開口就講：『你們回想一下，按共產黨黨章和軍法，哪一條規定可以當俘虜，現在我們這些人在部隊的名單上已經沒有了，說是打死了、失蹤叛變了，就是不承認被俘。到現在你們還想鬥爭？還堅持什麼軍人氣節！你們在這裡挨打，共產黨知道嗎？聽說有5個四川龜兒子想造反，自稱是共產黨，共產黨會要你們嗎？你們不妨問問那些老的人，你們是什麼階級出身，張達父親是國民黨少校，丁先文父親是中校，林學逋、陳建勛的父親都是國民競黨部的官員，你們現在在這裡挨打，說不定你們父母正在挨斗呢？你們懂得什麼是階級鬥爭嗎？共產黨究竟能給你們什麼好處，你們這樣鬧下去還要不要這條小命……下課後我們回到帳篷抱頭痛哭，不想譚興東的話是不可能的。我們在這裡挨打，祖國人民曉得嗎？共同的家庭出身的陰影，深深地留在我們簡單的心靈上。信是不信？心事重重，難道共產黨真的會讓我們父母挨斗嗎？我最疼愛我父親，他打日本時受了刺刀傷，現在老了，如果挨斗能受得了？心裡忐忑不安，但又自我安慰，出國時已經向家裡寄了革命軍人家屬證明書，相信父親一定能受到保護。……林學逋也憂鬱地說：『我父親雖然是樂山國民黨黨部的官員，但他對共產黨是贊成的，我參軍父親是支持的』……」（轉引自《重圍：志願軍180師代政委吳成德與戰友們》）

4、招撫戰俘去台最有效的手段二：暴力恐嚇

政治宣講攻的是心，暴力恐嚇折磨的則是戰俘們的肉體。台灣方面的特工自介入戰俘遣返問題之後，最積極的一項暴力手段，莫過於給戰俘們刺字。幾乎所有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在回憶戰俘營生活的時候，都會提到自己或者戰友被強迫在身體各處刺上「抗俄反共」、「殺朱拔毛」一類的標語。因為戰俘營內部名義上雖然「自治」，但很大程度上被台灣特工控制，故而這種刺字活動進行得相當普遍。以至於在進行正式「甄別」前的1952年4月6日，中方要求聯合國軍方面對全體志願軍戰俘宣讀由彭德懷、金日成聯合署名的《四六宣言》，特別明確承諾對志願軍戰士被刺字一事絕不追究。

幾乎所有選擇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在談及戰俘營里的肉體折磨與暴力恐嚇時，都會提到一個叫做「李大安」的人。和譚興東一樣，李大安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俘，他是駕駛著卡車穿越前線主動投降聯合國部隊的。李大安的生平資料很貧乏，綜合各種回憶，僅可以知道：他在解放前是東北國統區的一名警察，因為懂得開車，1949年被招收到了共產黨部隊的卡車運輸隊，51年隨其所在卡車運輸隊進入朝鮮。李大安被送入戰俘營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讓他使用暴力恐嚇志願軍戰俘。

在所有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的回憶里，李大安的形象高度一致，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嗜血惡魔。譬如，第六十軍180師538團政委趙佐瑞如此回憶道：

「在1952年初，戰俘團的叛徒領隊李大安，要在所有72號戰俘聯隊的戰俘身上刺上反共產主義的文身。一些戰俘拒絕文身。為了殺雞嚇猴，一個早上，李大安召集了所有人到訓練場上開會。在5000戰俘面前，他命令戰俘守衛隊的隊員去懲罰那些不願意文身的人。一些人不能忍受這樣的毆打，而同意文身。一個叫林學普（編輯註：即前文提到的「林學逋」）的戰士，始終拒絕文身。叛徒李大安把林學普拉到台上，一邊揮著一把尖刀，一邊大聲質問道，你到底文身還是不文？滿身是血的林學普慢慢地站起來，大聲回答道，不！李大安便一刀砍下了林學普的手臂。林一聲慘叫，倒在地上。但是他仍然搖頭說不。惱羞成怒的李大安一刀插進了林學普的胸口。在林學普壯烈犧牲前，李大安切開他的胸口，掏出他的心臟。握住流著鮮血而且還跳動著的心臟，李大安對所有戰俘叫喊著，如果誰再不願意文身，就和他的下場一樣！」

李大安的殘忍可以在其他許多志願軍戰俘的回憶中得到更血腥得佐證。事實上，當時在戰俘營內執行此種殘忍暴力恐嚇的，遠不止李大安一人。譬如：據志願軍老戰士徐壽田、臧根旺回憶：「要『甄別』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為驚慌。俘虜官們加緊了『寫申請到台灣』、『刺字表決心』等一系列的叛國勾當。『刺字』，首先從大小俘虜官開始，不刺者，罷免官職，接著就是遍及各小隊了。並揚言，誰不刺字就打死誰。3月的一個晚上，小隊長馬占奎，強迫一個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詳)刺字，岳說：『我是共產黨員，寧死也不刺字』。敵了為了殺一傲百，將岳押到中隊部，在夜探人靜時，用盡慘無人道的手段將岳處死，併當眾宣揚說：『這就是不刺字的下場。』」這個馬占奎，生平資料不詳，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同樣不是真正的戰俘，而是主動投降了聯合國軍。

李大安們的殘忍，一方面是為了恐嚇更多的志願軍戰俘前往台灣；另一方面，也是當時國內「階級鬥爭」的延續。趙佐瑞回憶說：「一天，李大安和其他幾個叛徒們來到我的帳篷，用棍子和磚塊打我。『你們為什麼打我？』我試著反抗，但是我的反抗招來了更多的毆打。『為什麼？你知道為什麼！』一個叛徒說道，『因為你們共產黨在中國的時候打我。現在我就要報復！』另外一個叫囂著，『你們共產黨奪走了我的土地，殺死了我的父親。我今天要你血債血償！』當時我被打得差點昏了過去，李大安卻在笑著看著我。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在戰俘營里逐步升級。」（《四國士兵話朝戰》，載《冷戰國際史研究》）

志願軍戰俘吳春生在戰俘營里繪製的描繪李大安殺害林學逋的漫畫

5、地下黨組織的反擊：「要帶領所有的戰俘一起回到中國」

確如絕大多數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所回憶的那樣，台灣方面扶植的「幹部」如李大安、馬占奎一類人在對戰俘營的控制上有著很大的優勢。這一方面得益於美軍看守的支持，美國陸軍老兵巴德也不否認這一點；另一方面，也和戰俘里共產黨員數量的稀少有關，據趙佐瑞回憶，「中共黨員在中國戰俘中只佔百分之二十」。但作為戰俘營里「共產主義團結會總委會」的書記，趙佐瑞提出的鬥爭目標是：

「當中朝代表團在和平談判中要求把所有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戰俘遣送回國的時候，聯合國軍代表堅持在自願和自發的基礎上遣返。這就意味著一些戰俘可以到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戰俘有他們自己的權利。他們可以返回中國大陸，也可以加入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我們必須阻止他們去台灣，我們要帶領所有的戰俘一起回到中國。」

如何「帶領所有的戰俘一起回到中國」？這方面已經公開的回憶資料相當之多，尤其是對戰俘營里的各種「地下黨組織」及其串聯、組織活動的回憶，已經相當詳盡，此處不再贅述。但這些回憶資料很少提及的一點是：這種「帶領所有的戰俘一起回到中國」的活動，所採取的手段也相當暴烈。美國陸軍第四十五師師部公共信息員、中尉彭德爾頓·伍斯德曾回憶說：

「1952年初春，韓國有關戰俘暴亂的新聞一傳出，我便到美軍在釜山附近巨濟島的戰俘營。當時這個戰俘營已變得無法控制了。共產黨軍隊的戰俘們將餐具做成刀，使其可以作為在營地中打架的武器。在封鎖線裡面和鐵絲網內，他們組織了自己的『地下法庭』，嚴刑拷打，並且懲罰、甚至屠殺自己的獄友。……我看到在監獄外的牆邊有一個排的官兵在挖溝。我走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我可以看到他們在挖墳墓。他們把屍體裹起來，放在坑裡掩埋。這是很多具中國和朝鮮戰俘們的屍體。據說他們都是被『地下法庭』審判後，在這裡處死的。」（《四國士兵話朝戰》，載《冷戰國際史研究》）

陸軍老兵巴德也有與伍斯德相似的回憶：「巴德認為這些人（被俘中國軍官）與大多數士兵不同是，他們是受過教育的，即使被俘，對中國被俘士兵還有威懾力，中國士兵都害怕自己的長官。……據巴德所述，因為美軍需要調查那些帶頭反抗的，就可能需詢問那些願意配合調查的中國士兵，有些對美軍表示友好或者是配合美軍詢問的中國士兵，就會受到中國軍官的威脅、打壓、甚至傷害，這些人在中國戰俘領袖看來就是告密者和叛徒。巴德給我講了一個事例，……曾經有一個中國軍官戰俘在另外兩人的協助下，殺害了另外兩名配合美軍工作的中國士兵戰俘。美軍就此進行了調查，並把行兇者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巴德說，主要行兇者估計是名少校(當時志願軍沒有軍銜，根據巴德的描述，筆者估計應為連級或副營級軍官)，兩名協助者是中尉(估計應為排級或副連級軍官)。我接著問，審判結果怎麼樣?巴德說，他不參與審判，最終結果他也不知道，但不至於殺掉他。」（（《朝鮮戰爭美軍老兵回憶中國志願軍戰俘問題》，採訪者：劉磊））

返回大陸的志願軍戰俘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極少提到這些戰俘內部的殺戮。不過，作家靳大鷹在其《志願軍戰俘紀事·續集·生命只有一次》一書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在戰俘營里，告密者是最遭痛恨的。丁先文曾經親手扼死過一名告密者，南陽珍曾把一名告密者埋在地鋪下面，自己在上面睡了兩個月。曾德金也曾親手用棒子打死過告密者……可是，在回國後，他們被『集中學習』，而要求互相揭發問題時，他們又都揭發過—同患難的戰友，後來他們坦率地承認這些揭發是『不妥當的』、『不對的』。」

地下黨組織對戰俘還實施了嚴密的監視。據志願軍老戰士王二根回憶：「雖然這裡（巨州島戰俘營）的戰俘都是要回大陸的了，但我們的領導人並沒有放鬆警惕，生怕有人用威脅利誘的手段，使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動搖，改變回國的主意，於是便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組織了糾察隊，我都參加了。糾察隊分四個班，有40 多個人，其任務就是暗中監視那些被懷疑為意志不夠堅定的人，特別是在他們被派出去做苦工時，糾察隊總要想辦法派幾個隊員一同到工地上做工，悄悄監視他們的行動。」（《一個被俘志願軍戰士的自述》 王二根/口述 李文林/整理）

6、大陸統計資料認為：真正自願去台灣的志願軍戰俘約3000人

戰俘營里「國共內戰」的結果，是6000餘名志願軍戰俘被「甄別」為願意返回大陸，更多的14000餘名則被「甄別」為不願返回，繼而被大部分送往了台灣，少部分送往了其他中立國。那麼，到底有多少志願軍戰俘是真正自願前往台灣的呢？就目前披露的資料而言，這其實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不過，據軍事史專家、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少將說，這個數據是約3000人：

「事過幾十年後坦率地說，在志願軍被俘人員中確實有一批不願遣返的人。美方和國民黨當局都曾宣稱在朝鮮被俘的中共軍隊戰俘大多數是原國民黨軍隊成員，這些人都願意到台灣而不願回大陸，這完全是誇大其詞。在2.1萬名志願軍戰俘中，原國民黨軍俘虜成分確實佔70％左右。但是這些人大多數也是出身於貧苦家庭，被解放後受到人民解放軍的教育，共產黨又給他們的家庭分了土地，因此在政治上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同時也思念祖國和家鄉，內心是願意遣返的。至於真正的『不願遣返』的『反共戰俘』，據後來歸國人員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況分析，大約有3000人左右。……除了為數大約3000左右的真正的『反共戰俘』以及6000多名堅決要求回祖國的戰俘外，還有1.1萬名左右的戰俘屬於態度搖擺者。他們一方面願意回國，一方面又心懷恐懼，特別是害怕以暴力控制了戰俘營的敗類們的恐怖行為。他們身上又被敗類們強迫刺上了『反共抗俄』一類字跡，不少人還屈從於威脅，在美方和台灣特務炮製的文件上籤過字，所以在生死考驗面前未能堅定地表明回祖國的願望。在後來的解釋工作被破壞時，這些人絕大部分被迫去了台灣。」（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

二、返回大陸的戰俘們的後續遭遇

6000餘名志願軍戰俘返回大陸之後的命運如何？吳成德是原志願軍六十軍108師政治部主任，也是被俘的職務最高的志願軍戰俘。據他回憶：

「志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回國後，全部集中在遼西昌圖縣。一面學習形勢，一面恢復身體健康，所有人員一律享受中灶待遇，團以上幹部都生活在歸管處招待所。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深感到黨和祖國對我們的關懷，從而使我對自己的前途和未來充滿信心，我也未曾想到竟會有新的災難在等待我們。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和恢復體力之後，組織處理，交代問題學習開始了。歸管處號召我們以抗日戰爭時期「狼牙山五壯士」對照自己，歸管處領導對被俘人員的講話始終貫串著以下指導思想：第一、不管在什麼情況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傾怕死，就是可恥，為什麼不和敵人拚死或自盡；第二、一個怕死被俘的人，怎能和敵人堅決鬥爭呢？即是有些鬥爭，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過錯不準談有功，功過更不能相抵。第三、只能在主觀上深挖錯誤原因，不能從客觀上找理由。

老戰士王二根也回憶說：「我們先回到東北遼西省（今遼寧省）昌圖縣金家鎮，這裡設有被俘歸來人員管理處（簡稱『歸管處』），在此進行整訓學習。整訓前，領導作了動員報告，講了政策，讓我們檢查交代，交代被俘後的表現，主要交代有沒有變節失密的問題。大多數人都實事求是地作了檢查交代。實在說，你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看得見，想隱瞞也不好隱瞞。最後，說是按照『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置』的二十字方針辦事，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百分之九十多的黨員被取消了黨籍，連長以下的人都被安置回了原籍。對於我們的軍齡，只承認被俘以前的，戰俘營中二年多的時間就不被視作軍齡了。對於這樣的處理，我們很不服氣，提了很多意見。有的同志因為憋著一肚子氣，開會時背對會台而坐，但這又管什麼用呢？你那戰俘營中頑強不屈的鬥爭，被人家一筆勾銷了；人家一說就是：你們比劉胡蘭怎樣？比狼牙山五壯士怎麼樣？比這個英雄怎樣，比那個烈士怎樣，其言外之意就等於說，當了俘虜就不應該活著回來。」。（《一個被俘志願軍戰士的自述》 王二根/口述 李文林/整理）

原六十軍180師539團的老戰士丁先文也回憶道：「1957年的反右鬥爭開始時，我還是縣裡來的工作組的依靠對象。未料到我與工作組談話交心時，我坦率地講了自己在朝鮮作戰被俘的經過，工作組長未聽完頓時就變了臉，猛拍桌子說：「你原來是個隱藏下來的投敵叛國分子，」不由分說就把我推上職工大會主席台上站著；工作組長立即宣布奶牛場反右鬥爭取得重大勝利，抓住了丁先文，號召全場職工對我揭發批判鬥爭。當時我氣得哭著說：「我經歷九死一生鬥爭才回到祖國……怎麼又揪斗呢?」「丁先文不老實交待就打爛他的狗頭」，口號聲如雷打斷了我的話。我新的厄運就從這裡開始，被開除公職，關進監獄。在監獄中，我和強盜二強姦犯、反革命分子都是一個共同的身份，共同的待遇。……我連續4次坐牢，在獄中熬過14年，又被群眾管制6年，加之罪名一大串，什麼叛徒，美國特務等等，審訊我的人硬說我是美國特務學校回來的，他們還錯把南朝鮮巨濟島說成是美國的一個地方、批評我把戰俘營的鬥爭用來美化自己，欺世盜名，真是有苦難言！」

三、去台戰俘說到底也只是棋子

1954年1月23日起，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將14207名志願軍戰俘用軍艦、飛機分批送到台灣。次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實為今年來最安眠之一夜也。」在日記中，蔣介石更把志願軍戰俘赴台稱作「五年以來精神上對俄鬥爭之重大勝利。」

台灣方面動用了極高的規格來歡迎志願軍戰俘抵達台灣。蔣介石派了蔣經國、張其昀、谷正綱等到碼頭歡迎。台灣還舉行了盛大的歡迎集會，「行政院長」陳誠在會上致詞。不久，蔣介石還派「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代表他前往各「義士新村」及各醫院宣慰戰俘們。2月4日，他又出面接見戰俘代表30餘人，對他們「慰問勉勵」。他說：「你們這次回到自由祖國的懷抱，就猶如被匪綁票日久的子弟，經過了漫長的掙扎和鬥爭，終於獲致了今日，比父兄子弟團圓歡欣更為有意義，有價值，無比快樂和勝利」；並要求全體戰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 1955年1月23日，台灣當局為紀念戰俘們到台一周年，又將該天定名為「自由日」，發起「條條大路通自由運動」。

但歡迎過後，戰俘們首當其衝面對的，是所謂的「思想改造」。具體事務由蔣經國主持，其模式完全參照蘇聯，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寫血書、舉行向蔣介石宣誓效忠儀式，到各地做巡迴報告……經過不到三個月的訓練後，除極個別老弱病殘者退役外，「國防部」把士官以下的約9000人全部於4月下旬分撥陸海空軍，4000餘校尉級軍官參照國民黨原有的軍官戰鬥團，編為「反共義士戰鬥團」，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直接指揮，從事對大陸的心戰工作。為了籠絡他們，國民黨還為戰俘專門建了「義士新村」，供其集中居住，並允諾為他們「授田」。台灣報章上也充斥著「義士」的各種事迹，和到台後受到的「熱烈歡迎及優待」。（據陳紅民《蔣介石的後半生》）

台灣當局似乎忘掉了戰俘們來台之前所承諾的最重要的一條：「戰俘去台灣後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台灣的，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說到底，他們只是政治棋盤上的一枚棋子。

結語

這群被遺忘的人，背負著一段被遺忘的歷史。這段歷史，還有太多的史料需要解密（譬如：李大安們的上級；戰俘們的「家庭成分」構成；不同成分的選擇比較……）……只有越徹底的解密，才能越徹底地化解掉歷史壓在現世胸口上巨大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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