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藝人 正午

在大多數民間藝術都已經沒落的今天，很難想像二人轉依然生龍活虎。人們都說是趙本山挽救了這門藝術。也有人說，是二人轉的葷段子起了作用。不黃不愛看。但更多人說，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轉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們在劇場看到的，都是像晚會一樣的綜藝節目。

四平藝人

文謝丁

攝影蘇里

一

冬天是結婚的季節。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回了家，地里也沒了農活，炕頭正熱，適合辦喜事。屯子里有人辦喜事，自然就得搭個大棚。棚外是茫茫白雪，棚內得有熱鬧可瞧，有人說，有人唱。每年的這個時候，胡耀純就成了紅人。他擅長搞笑，還能唱幾段小帽，會幾手絕活。除了新娘子，他可能是婚禮上最受歡迎的人。

胡耀純以此為生。在吉林四平的農村裡，像他這樣的二人轉演員已不多。來回就那麼幾個。其他演員都在城裡的劇場，很少有人願意在大冷天跑到鄉下去。但「純哥」——朋友們都這麼叫他，隔三岔五就往農村跑。跑一次大約五百元，如果路遠，還能再加點油錢。

像大多數二人轉演員一樣，胡耀純的搭檔是他老婆王麗華。他扮丑，負責搞笑和絕活。老婆扮俊，會彈琴，也唱點流行歌。夫妻倆在2011年開始唱二人轉。那年他虛歲35，認為自己必須轉行，多賺點錢養家糊口。此前多年，兩口子一直是二人轉劇場的樂隊伴奏。「拿到手的錢，只有演員的一半。」他後來說，「而且，樂隊的地位也不高。」

決定轉行之後，胡耀純給自己設計了一個新髮型，中分。左邊是短髮，右邊留長耷拉下來，看起來像不平衡的郭富城。他長得頗有喜感，個子小，眼睛也小。丑角的扮相有講究，得讓人看了想笑。半年後他又換了個髮型，把中間一溜剃光，兩邊頭髮留長。他說，這頭型得隨時變，否則觀眾沒新鮮感。平常日子裡，他就老戴個棒球帽。但出去逛街，仍有人能認出他，大老遠就喊：「唱二人轉那小子來了！」

在四平，愛看二人轉的觀眾都認識胡耀純。以前干樂隊時，大家叫他「弦哥」——他是拉二胡的。他人緣好，為人仗義。錢賺得不多，但請客喝酒不含糊。無論哪裡來的朋友，到了四平他都接待得好好的，臨走送到火車站。因此，當人們聽說「弦哥」要改行唱二人轉了，一個傳一個，都想方設法替他介紹演出機會。其他演員收五百元一場，他收三百。

胡耀純的第一場演出，是2011年「五·一」勞動節。夏天是轉行的好季節，無論商店開業，還是打折促銷，都要在街頭搭個舞台，求個熱鬧。起初，胡耀純說得少唱得多。但城裡的觀眾就喜歡搞笑的「說口」，他那時怯場，不敢說太多，就多整點絕活。他會變點小魔術，手絹底下藏朵花。拿酒瓶子砸腦袋——這可需要點技巧。或者，老婆手握電鑽，鑽他肚皮。如今他的肚子上還有一塊疤。「演員光靠說唱是不行的。」他說，「有時候需要搞氣氛，必須得整點刺激的，底下才會鼓掌。」

慢慢有了經驗，胡耀純也學會了多說話少幹活，只要把台下逗笑就行。但到了冬天，在農村參加婚席的人，不吃這一套。他們認為你光說話就是凈扯淡。胡耀純又學會了察言觀色。如果底下年輕人多，就說笑話，老年人多，就再整點樂器，唱幾段小帽。他嗓子不是特別好，但樂感不錯，雖不能像小瀋陽那樣唱得賊高，但二人轉的韻味十足。

一年多過去。胡耀純不記得下了多少次鄉，參加了多少次婚禮。到後來，他有了自己的規矩。不接白事（喪禮），只接沾喜氣的演出。他也不想找個固定的劇場靠著，覺得目前這樣更自由。朋友們經常給他電話，引薦他去某個城市某個場子演幾個月，他以家有老小為由，推辭不去。最遠的一次，他也只是開車去了鞍鋼，那次他一共拿到一千元。

2012年下半年，胡耀純終於積攢到一筆錢，開始琢磨著買房。他嫌新開的樓盤質量不好，格局也差，最後在四平鐵東區買了一套二手房。三十萬一次付清，房子85平米，三室一廳。他給父母留了一間屋。2013年1月，他決定找個大卡車回一趟老家，把父母從鄉下接進城，順便帶回鄉下那台舊冰箱、舊洗衣機，還有一套舊沙發。

臨回家的前一天，胡耀純一夜沒睡好。他說自己做了個夢。夢見地上到處是金子，他整夜都忙活著撿金子了。

二

在胡耀純的老家，四平市梨樹縣東河鎮，有點天賦的人都去唱二人轉了。梨樹是東北的「二人轉之鄉」，人們愛看，也愛演。多年來，在梨樹唱戲的傳統就是到處遊走，誰家出錢就給誰演。一路走下來，老藝人就能收一路徒弟。小孩最經不住唱戲的誘惑。

胡耀純13歲那年開始學拉二胡。他天生條件不好，唱不了戲。那時趙本山還未把二人轉帶向全民狂歡，真正在農村唱戲的，還是得有一把好嗓子。他父親也是拉二胡的，常向他念叨「文革」時，種地種累了，宣傳隊喇叭一響，大夥就開唱。胡耀純1979年出生，沒趕上「文革」，但趕上了改革開放後二人轉的好時光。

起初，胡耀純跟著父親學二胡。他本來學習成績也不錯，但自從學了二胡，就像著了魔。一年後，父親專門給他找了個師傅，二胡拉得極好。上初一時，家裡一商量，決定讓他退學，以後就走這條路了。他有個大他七歲的姐姐，那時已結婚。家裡這點二人轉傳統就到了他身上。父親把他送到梨樹縣文工團，沒多久，他開始跟著文工團下鄉演出。那年他16歲。

1994年，梨樹縣各個鄉鎮的二人轉演出，還保留了老傳統。演員以「唱」為主，唱的都是《西廂》、《水漫藍橋》等老戲。有時，縣裡為了宣傳新思想新文化，也會讓文工團下鄉去表演一些新戲。但老百姓還是喜歡聽老段子。文工團一下鄉，就是四、五十人，分成好幾隊人馬。到了村裡，沒地方住，胡耀純就跟著其他人一起住學校。他們就睡在課桌上，沒枕頭，也沒被子。一個夏天他們能跑七、八十場。

對胡耀純來說，那是寶貴的一年實戰經驗。樂隊那時還沒有電子琴和板胡，只有揚琴、嗩吶和二胡。但樂理一通百通，他很快就學會了其他樂器。看人家唱得那麼好，他知道自己這輩子是只能呆樂隊了，掙得雖然比演員少，但也能掙錢。很快，他的名聲就傳出去了。

一年後，梨樹縣的陳樹新給他打電話，希望他去她的團里幫忙。陳樹新在吉林頗有名氣，是前輩級的二人轉演員。她聽說胡耀純會識譜，那年頭樂隊里這樣的人並不多。她開出的條件是不交錢，也不掙錢，包吃包住，偶爾下鄉演出時還有補助費五塊錢。胡耀純認為那是個不錯的機會。如果能把樂隊這門手藝學精，也許以後可以進入某個體制內歌舞團，吃吃國餉。他在那裡待了三年。但到最後，他也沒看見吃國餉的希望。他甚至認為二人轉也沒有未來。那時他20歲，親戚介紹了一個姑娘，他們很快就訂婚了。然後他離開梨樹縣縣城，回到東河鎮老家，準備做點其他營生。

那姑娘是個民辦老師，不喜歡看二人轉，家裡和這一點關係也沒有。她也嫌胡耀純個子太矮，性格太悶。兩個人都不愛說話。談戀愛時，走路各走一邊。但實話說，胡耀純家裡條件還不錯。他家在東河鎮上有個門臉，賣棺材和花圈。他父親也是個陰陽先生。因這層關係，當胡耀純回家後，他開始跟著父親接一些「白活」——替喪事吹嗩吶。一場五十塊錢，比在縣城裡給二人轉伴奏強多了。沒多久，他們在老家結了婚。

農村天天死人，接不完的白活。胡耀純又是個多面手，什麼樂器都能擺弄。當電子琴開始流行後，他乾脆讓老婆辭去了學校的工作，現學電子琴。那時候老師這職業看起來根本沒有前途，一個月才一百多塊錢，相當於他接三個白活。在錢面前，老婆沒有理由不學，儘管她並不喜歡。她那時剛懷上孩子，有時半夜一點還要起床練琴，白天仍得跟胡耀純下鄉。一年後，他們有了兒子。錢也掙得不少了。胡耀純開始琢磨：「成天在家這麼整，跟死人打交道，真是沒什麼發展。」

2002年左右，陳樹新再次給他打電話。她在梨樹縣創辦了一所二人轉學校，請他過去當老師，教樂器。那聽起來是個正當靠譜的職業。胡耀純把孩子留在家裡，帶著老婆一起去了「樹新戲曲學校」。他教二胡，老婆教電子琴，月薪六百元。

但他這次終於選對了時機。2003年，趙本山提出了「綠色二人轉」概念，在瀋陽創建了「劉老根大舞台」。好像忽然來了一陣風，二人轉就火了。農村的孩子如果成績不好，都跑到二人轉學校。每個人都夢想著有一天能上大舞台，能拍電視劇，能掙大錢。「樹新戲曲學校」那時是一棟五層大樓，所有教學、吃住都在樓里進行，最紅火時，學校有一百多個學生。

胡耀純的薪水漲到了九百元，但他知道這並不高。那些從大城市回來的朋友告訴他，城裡的劇場才是賺錢最多的。在四平，一家名叫鐵路俱樂部的劇場是當地最火的，人們根本買不到票，連走道都站滿了人。劇場正在尋找一個會識譜的樂隊伴奏。

胡耀純找到陳樹新，提出漲工資。但那時梨樹縣又多了幾家學校，競爭太激烈，陳樹新沒辦法滿足他的要求。

「我結完婚了，得養家糊口。」他不好意思地說，「我要往外走了。」

2005年夏天，胡耀純獨自離開梨樹，去了四平鐵路俱樂部。到那裡沒多久，他就發現二人轉早已變了模樣，就連像他這麼內向的人站在舞台上，不用唱，觀眾也是掌聲一片。他應該感到有點不對勁，不過他那時只想著，掙錢的機會來了。

胡耀存和他的愛人兼搭檔。

三

多年來，和很多人一樣，我對二人轉的認識只停留在趙本山身上。2006年春晚，小品《說事兒》結尾處，有一段精彩的手絹舞。他和崔永元、宋丹丹三個人在舞台上表演了一場傳統二人轉。那是一次漂亮的宣傳——在中國這麼多地方戲曲里，二人轉似乎是「俗」得最好的一個。

在大多數民間藝術都已經沒落的今天，很難想像二人轉依然生龍活虎。人們都說是趙本山挽救了這門藝術。也有人說，是二人轉的葷段子起了作用。不黃不愛看。但更多人說，真正原汁原味的二人轉早已在舞台上消失，如今我們在劇場看到的，都是像晚會一樣的綜藝節目。東北人稱之為「多樣性二人轉」。但無論如何，他們喜歡這個，至於「原汁原味」——那是老一代藝人的表演，在城市裡根本沒人愛看，看了打瞌睡。

老藝人正在死去。還活著的，都成了寶貝。在四平，最有名的老藝人叫董孝方。在文藝理論家眼裡，73歲的他也只是個老藝人向新藝人過渡的人，俗稱「新老藝人」。他嗓子天生好，唱功堪稱一派。最出名的劇目是《大觀燈》。他一上台，動作緩慢，用盲人棍探探路，側耳細聽，以耳代目，向上翻白眼，似乎什麼都能看到。等開口一唱，極為傳神。1987年，趙本山也演了一出《大觀燈》，轟動瀋陽一炮而紅。據說趙本山曾講，「想當年，我也是騎著自行車追著看董孝方的《大觀燈》。」

董孝方12歲那年拜師學藝，跟了戲班子里一個叫李財的人。那是1952年，師傅頭天就傳了他六齣戲，第一出就是《解放台灣》，是當時的新戲，老調配新詞。師傅嘴裡含著煙袋嘴子，一句一調的教。他記憶力好，隨時還帶一小本，記下了師傅教他的幾十台老戲。1961年秋天，師傅死在了梨樹。董孝方那時正在瀋陽演出，沒趕上告別。那些年，他跟著縣裡的劇團四處巡演，號稱「輕騎兵」。在農村，他們去工地給同志們鼓勁，打竹板，唱幾段快板。但他卻很少參加農村的紅白喜事，因為那得經過縣文化局批准。

「文革」開始後，梨樹縣分成了兩派：延安戰鬥隊和魯迅戰鬥隊。董孝方不知道如何站隊，後來終於傾向了延安，因為他們一有演出就找他。沒想到最後魯迅佔了上風，開始批鬥董孝方。恰好那時他從延安隊帶回家一張木刻紙，刻的是毛主席像。老婆沒注意，把它貼在牆上，載了顆釘子，用來掛廚房的菜勺。紅衛兵一抄家，發現那顆釘子剛好卡在毛主席的喉嚨上。1969年，董孝方戴了高帽，是反革命分子。他被趕到農村，種了三年地。

董孝方不會幹農活，但其他人都願意幫他，只等著早點幹完聽他唱戲。他不敢唱傳統戲，只唱《雷鋒》，偶爾也來一段《紅燈記》。1971年，他終於從農村回到梨樹縣劇團，唱的第一齣戲是《雄鷹展翅》，說的是一個知識青年下鄉的故事。那是他專門去學的新戲。五年後，「四人幫」倒台，董孝方才又唱上了老戲。

董孝方的老戲出了名的妙。二人轉「說唱扮舞絕」，他樣樣都出彩。他認為上場就應該先「說」——和觀眾建立感情。他俏皮幽默，卻不帶臟口。師傅李財就拒絕說臟口。他琢磨出的一招手絹功夫更是一絕，唱到高潮處，他的手絹可以隨著唱腔拋到觀眾頭上十幾米以外的地方，旋轉一圈，再穩穩飛回董孝方的手裡。

「後來，專家給這招取了個名字，叫『鳳還巢』。」他說，「現在的小孩誰還會這個？」

那是春節前的一天下午，我們正坐在他辦公室。說完這話，他立即從沙發上站起來，伸大皮包里掏出一塊艷麗的八角手絹。「喏，就是這樣。」手一揚，手絹飛起來，頂到了辦公室的天花板。他嘆口氣說，「這裡不夠高。」

這間屋子在「董孝方二人轉學府」的二樓。2004年，緊隨著「樹新戲曲學校」，董孝方也創辦了這所二人轉學校。它是棟三層高的樓房，和陳樹新那裡一樣，所有教學、吃住都在樓里進行。最紅火時，這裡的學生是梨樹縣最多的，但如今只剩下30多個小孩。

學生們大都是初中沒畢業就到了這裡。但董孝方說，這些孩子比那幫高中生懂得還多。他們的知識都從戲文里來。每天早上，董孝方要給學生上一堂唱腔課。他已73歲，但唱出來仍是字正腔圓，力道十足。也許是為了堅守二人轉的傳統，他拒絕在課堂上教一些搞笑的「說口」。他也固執地相信，如今仍是會唱老戲的演員才吃香。

那天下午，教室課桌上擺的是《羅成算卦》。第一句是「大唐老祖坐金鑾，保駕全憑文武百官。」一個學生用鋼筆工整地把這段唱詞，抄在作業本上。他羞怯地看了我一眼，笑著把本子背過去。我不知道他是否留意到，他寫錯了那個「鑾」字。

董孝方。

四

2005年冬天，胡耀純仍奔波在四平和梨樹之間。他嫌四平的房子貴，兩口子就仍住在梨樹縣城。為了節約路費，他買了一輛小摩托，來回大約40公里，只需五塊油錢。他之前在老家接「白活」時，曾花一萬塊買過一輛幸福125摩托，但那車牌不能在四平駕駛，只好轉手給了老丈人。不過，這樣也好，老婆待在梨樹，還能接一些演出伴奏的活。

「那時候也挺遭罪的。」他回憶說。每天晚上，鐵路俱樂部十點半下戲，他要騎摩托趕回梨樹，只能睡幾個小時，凌晨就得起床，和老婆一起去鄉下伴奏。中午回到家，趕緊再睡一會兒。他每個月在劇場拿一千兩百元，白天接活一場五十元。傍晚的時候，在六點到七點之間，他會抽空去一趟四平市中心的廣場，給那些扭秧歌的人伴個奏，賺得五塊錢——剛好買一包煙。

「有一次剛好趕上暴雨。我沒帶頭盔。回到家已經十二點，滿臉都糊著泥，漏兩眼睛。我洗了個澡，然後倒床上眯了一個半小時，又要起床下鄉。」他嘆了一聲，「那寒風走的。」

但無論如何，胡耀純的錢包慢慢鼓了起來，雖然兩口子根本沒時間花錢。一年後，鐵路俱樂部走了個琴手，他老婆終於也到了四平。他們住在劇場替員工租的屋子，一個房間四對夫妻，上下高低床。每張床都圍著一層布簾。「那時候，無論冬夏，我們都穿著睡衣睡覺。」他說，「但是，屋裡也熱鬧，也不覺得有什麼。」

對胡耀純來說，這些生活上的艱苦都是可以克服的。最讓他受不了的，是劇場的二人轉不是他所熟悉的調子了。演員不再以「唱」為主，20分鐘的表演，說口可能就要佔去15分鐘。那些笑話也是他不能接受的。「那就是扯犢子，埋汰人」。他甚至有過放棄的念頭，因為演員現在居然會拿他開起玩笑來，而他之前一直認為自己就是個坐旁邊搞樂器的。

時間一久，演員們也琢磨出道理來。只要胡耀純一從樂隊里走上台，觀眾就樂，好像笑的就是他那份拘謹和忸怩。慢慢地，他也會配戲了，偶爾說幾句話。有時演員提前告訴他五句，他至少也能記兩句。到最後，他覺得這一切都已不是問題。他膽子也大了，可以主動說幾句逗樂的話。兩年後，他已成為樂隊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月薪漲到了兩千七百元。

錢掙得不少，但胡耀純還想掙得更多。他打算買一輛車，方便下鄉演出時帶上道具，還能在天寒地凍時躲車裡暖和暖和。他告訴兒子自己要提車去。兒子很高興。等他把車開回家，兒子瞅了一眼，對著車皮踢一腳，說，「哎喲，啥破車！」

那是一款灰白色的羚羊車。在四平鐵路俱樂部，胡耀純可能是最早買車的幾個人之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像其他東北人，他這款車不是用來充面子的。他在這方面的穩重和現實，朋友們也都知道。「但每次發工資，演員們拿厚厚一疊。」他說，「而我們只有這麼薄一層。」他比划了一下，搖搖頭。到了2008年，無論是別人還是他自己，都意識到兩口子也許該轉行了。

「誰知道二人轉現在變成這樣子呢？」他說，「也許是趙本山幫了忙？」多年前，他認為自己根本不是唱二人轉的料。但現在，他覺得那些都不是問題。

五

不去東北，你可能永遠不知道劇場里在發生什麼。「你想看什麼？綜藝的？我們有。嘉賓反串的？我們也有。傳統的二人轉？我們還有。」李曉勇說，「搞笑的？當然有。沒有搞笑，東北二人轉就不會這麼火了。」

2013年1月的一個下午，我們正坐在長春關東劇院的樓下喝茶。李曉勇和馮盼盼看起來和二人轉毫無關係。他22歲，穿一件黃色羽絨服，稚氣的臉龐還留有青春期的痕迹，但說話卻挺老氣。她24歲，黑色羽絨服，化著淡妝，是個時髦漂亮的女孩。她負責泡茶，他在一旁玩笑式地吆喝。誰能想到這對年輕人已說了五年的二人轉。

他們倆在長春的和平大戲院認識，同是青年團的學員。馮盼盼是家裡唯一唱二人轉的。李曉勇的父母卻都是演員，年輕時就在四平到處演出。他的大姐在駱駝嶺水庫出生，二姐在秀水出生，他出生在桑樹台，還有個小弟，又出生在另外一個地方。13歲那年，父親開始教他吹嗩吶，花八百元買了一台電子琴，原打算讓他進樂隊，但眼看著樂隊沒有演員掙錢，他們把他送到了長春。

2007年夏天，李曉勇和馮盼盼在朝陽鎮開始了第一場演出。他以「絕活」見長，變點小魔術，玩一些別人不會的樂器。和胡耀純一樣，也是他扮丑，盼盼扮俊。十天後，他們倆掙了三千塊錢。盼盼買了件衣服犒勞自己。曉勇則是拿去吃。有次他們去鄉下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李曉勇臨時表演了個絕活。他拿出一個牛犄角，對著嘴就吹出了調。所有人都感到新奇。胡耀純那天也在場，他後來對我說：「曉勇不愧是大城市來的，什麼都走在前面。」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就成了朋友。

馮盼盼常說，二人轉這一行，無論走到哪裡，幾句話就交上了朋友。演員們碰到一起，首先就問「哥你好，新來的哈？」或者是「老弟你從哪來的呀？跟哪學的？」沒多久，他們就可以打電話互相邀請對方來演出了：「我們這兒還缺一副架，要不你們過來玩幾個月？」

那年秋天，李曉勇和馮盼盼被邀請去了上海，聽說那裡的錢特別好掙。那是他們倆第一次出遠門，買了兩張卧鋪票，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火車。他們在下午三點抵達上海，吃了晚飯，就被拉上了車去趕場。第一場是個小迪吧，主持人一報二人轉，台下就爆炸了。「嗷嗷喊。」曉勇說，「沒想到二人轉在上海也那麼受歡迎。」

他們一共七副架，十四個人，住在一套租來的兩居室。每天晚上，老闆派車過來接，然後就是一個場子一個場子的趕。到了聖誕節，完全忙不過來。「上場先說點搞笑的，我倆再吹個薩克斯或者演段小品，二十分鐘就結束。」曉勇說。有時他們一天要趕五個場。三個月後，曉勇突然意識到，這麼做下去，對他們並沒什麼好處。如果一直待在上海，他們可能根本不會有什麼進步。那時，就像所有二人轉搭檔一樣，他們倆已經談上戀愛。2008年春節前夕，他們決定回到東北。

在吉林，李曉勇之前交上的朋友們已散布在各個地方劇場。那是二人轉在東北最火的時候，四處缺人，許多劇場一票難求。在老家過完年，他和馮盼盼一起去了四平鐵路俱樂部，和胡耀純住在了同一間屋。那是他們友誼的真正開始。「純哥那兩口子人太好了。」盼盼說，「對朋友是真熱情，真實誠。」他們在那裡唱了幾個月，臨走前，建議胡耀純別搞樂隊了，當演員吧。

在二人轉這圈裡，劇場和劇場之間是通氣的，演員也如此。一對演員在某個劇場唱久了，觀眾沒新鮮感，就得換一批人。離開四平後，李曉勇去了遼陽。他們自己可能也沒料到，隨後四年都將在各個城市漂來漂去。「哪都走。」他說，「哪裡有劇場，我們就去哪兒。」往往是電話一來，第二天就拎起兩個行李箱上了火車。

2009年，李曉勇用賺來的錢買了一輛大眾速騰車。他們可以帶更多東西上路。自己喜歡的被子，床單，更多道具和衣服。有時候，他們已不記得到底去過哪些城市。也許是海拉爾，因為那裡冷得夠嗆，也許是天津、威海、秦皇島。「哦，佳木斯——我們剛從那裡過來。」

在長春，關東劇院並非一個完全市場化的劇場，它打出的旗號是二人轉傳承基地。就像李曉勇所說，無論你想看什麼，這裡都有。對於劇場老闆來說，李曉勇和馮盼盼是年輕一代二人轉演員中比較特殊的一對。他們倆的定位是「時尚」和「感人」——老闆說，你將會看到一場《泰坦尼克號》式的表演。

一個周五的傍晚，舞檯布置得如夢如幻，但劇院的觀眾卻不多，甚至稍顯冷落。首先上場的，是春晚式的歌舞集錦。然後來了一對中年演員，表演了一段扇子舞，唱了一段小帽，算是照顧到老觀眾。接著是個轟隆隆的「搖滾」青年，轟了幾首流行歌后，李曉勇上場了。

他穿一條小丑半截褲，系著紅圍巾，上場先說了五分鐘笑話，提到了江南style（沒人反應）、釣魚島和日本人（台下掌聲一片）。當觀眾似乎感到有點厭倦時，他來了個流行歌曲模仿大聯唱。時間已過去二十分鐘。馮盼盼終於上場。

「在台上，她是我搭檔，在台下，她是我女朋友。」曉勇說。

突然，燈光暗下來，音樂變得舒緩。他開始講述他們倆的愛情，一個受到女方家庭反對最後卻掙破重重阻力在一起的故事。他拿出一頂雨傘，傘尖綁了一瓶礦泉水，彷彿浪漫的雨絲流向舞台。

劇院老闆說得沒錯，這是一場令人意外的二人轉。我朝觀眾席望去，沒什麼反應。也許他們也不知道，在此刻是鼓掌比較好，還是安靜更好。而我之前從未聽他們倆談起過這個故事。它是真實的。但那天晚上，它讓我有種錯覺。我彷彿從未見過舞台上那兩個人。

李曉勇和馮盼盼。

六

「站在舞台上，我沒有華麗的語言，不該保你們發財呀掙錢呀，沒有用。今天我站在這舞台上，給我鼓掌的好哥們、好姐們，兄弟就一句話，在這個舞台上我將日夜地祈禱、祈禱您家中的老人、孩子永遠健康，長壽平安。平安呢！」

這段毫無幽默感的話，仍然被胡耀純記在了他的本子上。2009年的某一天，他和老婆開始有意識地記錄這些「說口」。現在的二人轉有個好處，唱得少，意味著伴奏也少。他們倆大多時候都閑坐在舞台側面。尤其是他老婆，畢竟做過老師，寫字很快，還會幾句英文。演員在那邊說，她則低頭在本子上寫。有時只是一句話：

「玩意不大把人迷，誰要是嘗到滋味誰就舍不地。」

有時候，是一些重要的轉場段落：

「剛才下去的，是什麼玩意兒啊，是人是妖啊，做變性手術了，下邊一刀割扔了，你敗家玩意兒，你給我呀，你要不給我，你給xx呢，xx就愛吃那筋頭巴腦，朋友們，我這輩子，新車也開過，二手車也開過，就他這改裝車，我還真沒開過。那他爹媽從小屎一把，尿一把，花20多萬培養這麼大，望子成龍，望子成龍，我看要成鳳了。」

一旦起了改行的心思，胡耀純開始處處留意。老婆在劇場先胡亂記下，回到家，再工整地抄到另一個筆記本上。他隨身帶著，隨時背。胡耀純知道，要想成為一名演員，他最缺乏的是「說口」和「絕活」。至於唱腔，記下唱詞就好了——他曾在劇場完整地記錄了好幾個小帽，夠用就行。他說，這年頭，誰也不會聽像董孝方唱的那些成套老戲。

兩口子開始私下練習。搞笑的段子，他們可以各自背誦，等宿舍沒人時，再互相對一下。但唱腔實在不方便在房間練，會打擾其他人休息。有時候，胡耀純就帶著老婆，開車來到城外的樹林，插上MP3，伴奏從車裡的喇叭傳出來，兩人就在野地里開唱。

胡耀純知道這是偷學。但如今這二人轉，大城市的演員學劉老根大舞台，小城市學大城市，像他這種經常去鄉下的，什麼都可以學。而且鐵路俱樂部誰都知道他在學這些東西。最難學的，其實是絕活。那得親自去問演員。關係處得好了，人家自然告訴你。胡耀純的人際關係向來就是最好的。

鐵路俱樂部的演員換了一批又一批，胡耀純卻一直沒動。他的小本也越來越厚。2011年春夏之際，俱樂部停業裝修，終於逼著他邁出了演員的第一步。有一次，他老婆向我回憶起那段怯生生的日子，說，一開始上舞台，腦子裡的話全忘了，只能靠他的絕活撐下去。「但其實沒事兒，多說幾場，就習慣了。」胡耀純安慰她，「只要別害怕。敢耍。」

「你看不出我們以前都很內向吧？」她對我說，然後自己先笑了，「慢慢就放開了。」

今年春天，鐵路俱樂部即將裝修完畢，再次開業。老闆給胡耀純打電話，問他是否還想去。他說仍在考慮。我曾問他對未來有何打算，他支支吾吾，也沒想好。有次他說想開一個樂器培訓班。另有一次，說想開個婚慶公司。無論怎樣，他知道都和二人轉脫不了干係。

江湖上有句老話。對傳統藝人來說，第一我要活下去，第二我要活得更好。胡耀純似乎從沒有特別遠大的目標。如果非要往回看自己的二人轉之路，他笑著說，就好像這輩子都在收集資料。以前收集樂隊，後來收集演員。到最後，他自己終於成了演員。

七

臘月初十，梨樹縣東河鄉勝利八隊的賀家有個兒子結婚。凌晨四點半，胡耀純就在樓下把車點燃。連日來的寒冷稍稍過去，那天氣溫只是零下二十度。他戴一頂厚棒球帽，明年又該換髮型了。汽車開出小區，先去了一家倉庫。他搬出四、五個大包，放進後備箱。這一次，新郎家自備音響，他不用帶。不過，他又是一夜未眠。

六點四十，他們到了一個村子。賀家人早已在門口的雪地里搭了個大棚，棚是透風的，但裡面有個火爐。兩口子把東西搬下車，挪進棚里。插上穩壓器、電源、功放、電腦，再接上音響，一首《老婆最大》就從棚里飄了出去。然後就是漫長的等待。他站在火爐邊，點燃了一支煙，說，今天來得太早了。

客人們陸續從附近趕來。屋裡炕上都坐了人，剩下的只好擠到大棚里。胡耀純和老婆走到前面，那塊小空地就是舞台。就像一百多年前的二人轉那樣，他當著所有觀眾的面開始扮相。他脫了外衣，套上一件花綢衣，一條大紅格子褲，取下帽子。與此同時，老婆拿著話筒開始說話。她背了幾段本子上的說口，不好笑，但卻是場面話。然後她說，給大家先唱幾首歌吧。

那是我第一次聽她唱歌。她看起來很輕鬆，不過又帶點天生的拘謹。胡耀純站在離她一米不到的地方，看著底下的觀眾，似乎很疲憊。不過，歌聲帶來了清新的感覺。她唱道：「愛上草原愛上你，愛上這晴朗的天氣。」

棚內開始熱烈地鼓掌，老人、小孩、抽著煙的大爺，目不轉睛。大棚外正炊煙滾滾。遠處是幾戶農家，幾垛玉米桿，還有看不到邊際的雪地。

此文寫於2013年，曾發表在《GQ》雜誌2013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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