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文史 07-01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按：好書使人廣闊而非狹窄，比如塔奇曼的歷史著作，能使一場對談像芝麻開花一樣，結出這麼多閃光的話語與話題。僅僅一個標題無法囊括的是：西方與中國寫作的區別、性別之於寫作、情懷與技藝、幾千年來的人性、什麼是非虛構寫作的創造性、怎樣看待「懷舊」、劉小東的畫、馬丁·路德的便秘……

塔奇曼：作為藝術家的歷史作家

文 /雲也退，李宗陶

來自 /三輝沙龍

2016年5月29日舉辦

本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輯加

雲也退：獨立記者、書評人、譯者，譯有托尼·朱特《責任的重負》、E.薩義德《開端》。

李宗陶：前《南方人物周刊》高級主筆，現《289藝術風尚》雜誌總主筆，在思想者訪談、人物特稿、歷史寫作、非虛構報道等領域均有出色作品。著有《思慮中國》《那些說不出的慌張》。

塔奇曼：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作家，1936年和1972年憑《八月炮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兩度獲得普利策獎。其歷史作品深受大眾讀者和費正清等歷史學家的推崇。三輝圖書2016年推出塔奇曼6本重要著作，《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驕傲之塔》《歷史的技藝》《第一聲禮炮》《遠方之鏡》《愚政進行曲》。

西方寫作最大特點：看重人類行為中的驕傲

雲也退：我覺得能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讀巴巴拉·塔奇曼的心得，對我來說本身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差不多每年三輝都會有一些書，讓我忍不住把它放到不虛此讀的書的欄目當中，而今年可能也特別多。除了塔奇曼之後的作品要馬上出來，還有我翻譯過的托尼·朱特，還有普利莫·萊維，他們都是非常出色的寫作者。在他們的寫作中，透過譯本我都能夠看到很多讓我很驚艷的東西。

而且我發現這些人，雖然他們的生活年代有所差異，但是你能感覺到一種共通的地方。這種共通的地方在中國人的寫作裡面，我是不太能夠看到的。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完整，都有一套自己非常強大的觀念和思想體系，他們互相之間的訴求，他們的立場，他們追求的審美的感覺可能不太一樣。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很看重人類行為中的一種驕傲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在西方作家的寫作裡邊，一個很強大的特點。

之前紀念莎士比亞400周年，我們翻譯家協會搞活動的時候，他們也讓我去說兩句話，我說我對莎士比亞沒有什麼了解，但是我覺得莎士比亞的作品，他的悲劇之所以改變了我們人類的文化走向，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不管一個人犯了多少錯誤，他有多少地方是不可告人的，或者他有多少很可恥的行為，但他只要被寫下來了，無論是他的這一生還是他的某一個時刻，都會成為人類的智慧、人類的文化、人類的精神世界裡面不可磨滅的一部分。這個人如果活在我們身邊的話，他可能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人，甚至是非常可惡的人。然而他只要被一個像莎士比亞這樣的人寫下來之後，他就不一樣了，他就完全成了一種人性的某一方面的代表。

讀塔奇曼的書，特別是我極力推薦的《驕傲之塔》這本書，我也有這種感覺。她描寫的人物可能多達上百個，從英國到法國、俄國、德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人。她研究了很多人在1890到1914年之間的表現。然而其中濃墨重彩的那些人，就是我剛剛講的，他們會犯很多錯誤，他們會有很多毛病，他們有很多尷尬的時候，但是進入到她的書裡面之後，都呈現為散發著光環，散發著人性氣息的一種存在。

我可以用一個裡面的事例來證明一下。就是她在《歷史的技藝》這本書裡面講到的，她在寫「一戰」的時候，她注意到一段史料裡面講到說尼古拉大公，他被沙皇任命為俄軍總司令的時候，旁人注意到他掉眼淚了。留下這段史料的人說，這是因為尼古拉大公他感覺自己不稱職。然後塔奇曼說，我不同意這個評論，尼古拉大公也是閱歷豐富的人，在他們國家非常有地位，飽經風霜，不應該出現這樣的怯懦。塔奇曼帶著這個疑問又去讀其他史料，然後她發現丘吉爾也哭過，還有什麼偉人也哭過，她忽然意識到尼古拉大公哭泣的真相。她說，那是因為在1914年的節骨眼上，整個歐洲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尼古拉大公感到有一種力量，來自命運，來自一種集體的、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的、必須被裹挾其中的力量，它推動著所有人，想到這一點，大公百感交集，哭了。

這是塔奇曼寫作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她可以把一個細節找出來，然後去想像它。可能在我的閱讀裡面，中文作者如果要搞一些紀實性、紀人性的寫作的時候，很少看到作者願意這樣去研究一個時刻，然後去探討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三輝圖書出品，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寫作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李宗陶：在我心目當中，雲也退兄是一個職業讀書人，不僅僅是一個譯者。他幾乎所有的時間我感覺都在讀書，這是讓我非常羨慕和佩服的。

先說說塔奇曼跟我的關聯。

我是七八年前第一次讀到她的書，立刻就被迷住了。當時讀她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實踐歷史》還有《八月炮火》。當時讀書也做一點筆記，都是在電腦上做的。我今天早上翻了一下，覺得要讀塔奇曼需要有很多的知識準備，那個讀書筆記裡面很多都是看到某一個人名，某一個事件，馬上就去檢索，大部分是這樣的，然後是一些自己的感受。

最初知道她是嚴搏非先生介紹。因為我那時候在寫一些歷史方面的東西，他就推薦塔奇曼的書給我。他說有這麼一個寫歷史的美國女作家相當不錯。那時候，我好像也是在準備做媽媽，嚴先生說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我當時就愣住了。我們現在有一個小孩就已經焦頭爛額了，她居然可以有三個小孩，而且在生了孩子以後還寫了十部類似《驕傲之塔》這種結結實實的書，真的讓我很佩服。

在閱讀過程當中，我被深深迷住了。85年的時候，費正清為她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那本書寫了一個序言，在序言當中，費正清把她的身世大概介紹了一下。她可以說是一個名門之後。她是哈佛拉德克利夫學院畢業的，在讀書的時候就跟她外祖父一起去了聯合國的全球經濟會議，她的舅舅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財長，所以她眼界的開闊，不是一般的知識女性可以比的。

我覺得女人寫歷史有一種好處，就是她容易把歷史寫得比較感性。塔奇曼非常強烈的一個特點，區別於其他男性歷史作家的，就是她幾乎所有的場景都栩栩如生，現場感非常強。你改一改，改成腳本，馬上就可以拍電影的。

另外一個她吸引我的是她的自信。她的行文當中，有一種不綿軟，不粘滯，非常乾脆，非常不容置疑的氣質，這是她強大的自信決定的，非常迷人。在女性寫作當中，有若干位作家這樣吸引我，比如說法國的尤瑟納爾，還有阿倫特，還有蘇珊·桑塔格，這幾位我覺得是比較罕見的「雌雄同體」的女性寫手。我覺得寫作的最高境界就是「雌雄同體」，如果一個寫作者可以兼備這種雙性的視域和特徵，我覺得至少是可以站穩的。

我最早讀的是《實踐歷史》，現在又出了一個譯本是《歷史的技藝》，你可以看到她的歷史寫作有一個宏大的架構。她做功課的縝密，她對歷史的認識和洞見，她對整個歐洲史、美國史尤其是對外交事務的熟悉程度（她第一次發表文章是24歲，就是發在在《外交事務》上，拿到第一筆稿費40美元，她用它買了一台留聲機和《蝴蝶夫人》的唱片），構成了費正清先生所說的眼界高遠，真的跟一般女性不一樣。我讀《驕傲之塔》的時候是先看後面120頁的資料索引。你可以看出來，她是怎麼寫這樣一本書的，這裡面她閱讀、參考了大量一手二手材料，場面的栩栩如生不是她想像出來的，她是根據一些已有的記述展開的，可能是個人的傳記，也可能是某個專題的研究。

再現這種史詩性的畫面，對寫作是一種考驗，一個是對材料的網羅和把握，另一個是你如何把它「串」起來。我覺得塔奇曼在這方面有高超的技藝，幾乎接近於藝術家的做法，她在「串」的過程當中，表現出非常多的創造性、結構性的東西。

在她的歷史寫作當中，用塔奇曼自己引過的一個詞語「有序的大思維（large organizingidea）」來形容，比較準確。我覺得這個詞語把她站立的位置，她所擁有的技能都概括了。她距離我們已經蠻遠了，89年就去世了。但是她對中國的寫作者，特別是在歷史寫作領域的作者群里，應該是一個標杆性的人物。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書影，三輝圖書出品，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塔奇曼有點繼承了莎士比亞

雲也退：我是從「情懷黨」的角度來讀她的書的。我個人覺得如果說一個寫作者可以把他的筆觸，或者說把他的這種感覺刻畫到塔奇曼這個程度的話，他哪怕不參與到任何一個大事件裡面，都算得上是一個見證並記錄歷史的人物，這樣一個角色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美國像這樣的人挺多的，我們知道有威廉·夏伊勒、威廉·曼徹斯特之類。

我在我的文章裡面，其實多少比較過這些男性和女性非虛構作家。我覺得塔奇曼有一個特點，她說她自己不能寫當代史，這是她跟夏伊勒和曼切斯特不一樣的地方。塔奇曼喜歡找資料，喜歡去翻圖書館的東西，她願意干這個事情。她說她曾經想寫1947年「出埃及號」猶太人難民船的故事，這些猶太人都是倖存者，他們到了巴勒斯坦那邊，被當時的英國託管方給拒了，把他們趕回去了。塔奇曼一開始想寫一本關於這個事的書，從巴勒斯坦的事情一發端開寫，但是，關於「出埃及號」的資料她越讀越噁心，她說，怎麼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那麼多人在那個船上饑寒交迫，好不容易到了岸邊，當時英國的警察接到英國託管總局的命令，不讓猶太人登岸。她說，這個事情怎麼能發生在我身邊呢？她無法想像，覺得惡向膽邊生，最後就沒寫成。

所以我覺得女性畢竟是感情動物，很善於感受，正因此，她必須要寫過去的事情，要跟她的生活經歷拉開一點時間上的差距。所以你看《光榮與夢想》的副標題叫「1932-1972美國社會實錄」，這個時間好像不是那麼規則，崎嶇的，隨機的，根據作者自己的想法來安排。但是塔奇曼的《驕傲之塔》就必須是「1890-1914」，這個時間段覆蓋了茨威格寫《昨日的世界》的那個時間段，非常規整，目的明確，正好是一戰之前的25年。很大程度上，她在選材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時間來的。如果不這樣做的話，會失之於瑣碎，或者失之於一種無序。她能夠把這段時間給切出來，然後找一個橫截面，把每個人的事情在上面都擺一擺，把裡面的亮點人物給提煉出來，濃墨重彩一下，然後提煉出一個主題叫做「驕傲之塔」。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書影，三輝圖書出品，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我覺得這樣一種寫作真的是有點繼承了莎士比亞的感覺，她必須要寫過去的事情，能夠完全通過史料去駕馭，又能夠通過這些人物留下來的筆記、日記、各種書信，從中找出人物關係，猜想他們當時心境。可能對於男性來說，寫當代史會比較下得了狠手。

因為我們站在局外，我是永遠不能想像為什麼讀這麼一個移民船的事情，會讓塔奇曼（她也是猶太人）覺得特別不爽，覺得這麼骯髒的事情怎麼能往上寫呢？中國人知道太多事情比這骯髒多了。對塔奇曼來說，真的是要寫光榮、驕傲、人類的閃光時刻，這才是她作為一個歷史作者應該做的事情。

我想塔奇曼這種自我定位，其實也很有趣的，她和我們所了解的那些歷史小說家，比如說二月河或者高陽，還有跟純粹的歷史學者比如說楊奎松這樣特別善於挖史料的人都不一樣。塔奇曼在兩者之間，說「雅俗共賞」是有一點低估她了。在美國，她可以得到學界還有普通大眾兩邊的推崇，我想這是很了不起的。

而且我一開始知道她的時候，我也發現她是一個三個女兒的媽媽，可以說她一直是一個家庭主婦。我突然想到，如果說給她寫一本傳記的話，可能會非常困難。因為她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圖書館裡面泡過去的。

塔奇曼的書寫很有力量，力量從何而來？

李宗陶：她的工作時間是非常嚴格的，當然她同時養育三個女兒也不是那麼簡單，因為上一次嚴先生補充說，她雇了四個保姆。（讀者笑）

我要接著雲兄的話題，她喜歡挖史料，喜歡寫過去的歷史。那麼在寫過去歷史的時候，有兩個特點是讓我有感觸的，一個是她的歷史觀，另外一個她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她為什麼要寫戰前25年？非常明顯，從《驕傲之塔》前言裡面你可以看到她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她這樣說：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般波及甚廣的瘡痍不可能從一個黃金時代中產生。這麼明顯的道理，也許我一開始就應該意識到，但我並沒有。」在「一戰」之後，甚至是「二戰」之後，整個歐洲大陸包括美國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懷舊情緒，就像我們現在的毛左們懷念毛澤東時代、一部分俄羅斯人懷念斯大林一樣的。在歷史的一頁翻過去、人們重新追溯、重構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美化，大塊大塊地卸掉抹掉一些東西，然後把那些美好的東西提純、放大，那些東西往往是當今失落的東西。

她說「那個時代對於絕大多數沒有特權的人而言，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那個年代不只有自信、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她其實是針對當時的那種懷舊的思潮。她接著說，「我們卻錯誤地認為懷疑、恐懼、騷動、抗議、暴力和仇恨是不存在的。」其實她也是要補全歷史那一大塊的缺失，這是她的一個非常強的問題意識。

另外她的歷史觀，她要探尋「一戰」之前世界的特質。她要探明那些，比如說消逝的生命，那些被摧毀的思想，那些思潮是怎麼轉變的。剛剛說到史料，確實如此，很多歷史的學者也好，歷史書寫者也好，當面對浩瀚的、有的時候讓你覺得無從下手的史料的時候，你如何取捨？我覺得塔奇曼身上有一種很迷人的東西就是，她果斷，不拖泥帶水。她說明在這本書里，她限制在英美和西歐世界，這是她的經驗和文化的直接來源。她捨棄了東歐，東歐是很大一塊版圖，但是對一戰來說沒有那麼重要，她沒有寫它。她排除了汽車、飛機、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趨勢。她也排除了那些古怪離奇的人物，儘管他們魅力無窮。

在讀《驕傲之塔》的時候，我很被寫德國那一章吸引，那真的是天才成群結隊來的年代，塔奇曼從施特勞斯開始寫起，讓他們直接向我們走來。我剛拿起這本書的時候，翻開前面那些照片，只認得克魯泡特金和左拉，其他勛爵啦上校啦我都不認得，然後就去補那一塊功課。我對整個那一段歷史是比較陌生的，所以特別用心地去看了一下這本書後面120頁的參考書目。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富礦，如果你想補這方面的知識，這就是一個書單。

塔奇曼的書寫很有力量，這個力量來自於哪裡？我覺得她不是那種特別講究文字優美、詩性敘述的作者，雖然她的文學素養也非常好。她不像史景遷。史景遷先生讀英美文學出身，寫東西非常美，非常柔軟，我發現經常優秀的男性寫作者在向「雌化」方向靠，而一些出色的女性寫作者都是大刀闊斧的。塔奇曼有的時候會諷刺，會挑釁，會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去挖苦一個她的寫作對象，特別是在外貌、性格描寫的時候。還有她在做某些判斷時的斬釘截鐵，毋庸置疑，真的非常迷人。我一直在琢磨這種自信是怎麼來的。她一定是有強大史料支撐，她對素材非常熟悉，而且融匯貫通，不一定是從一本書當中來的；她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認知判斷系統，這是她非常寶貴的地方。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沙龍現場，左為雲也退，右為李宗陶

雲也退：接著剛剛宗陶說的，塔奇曼對人物誇張的描寫是很形象的。在《驕傲之塔》當中很明顯，特別是有一些我關心的人物，比如說左拉，尤其如此。讀塔奇曼寫人，你會發現這作家怎麼詞這麼多，描寫這個人，好像端詳一張照片，就可以寫上滿滿一頁。我自己感覺這是和西方、和歐洲的時政漫畫的傳統是有關的。因為在19世紀歐洲的報業興起之後，政界人物的漫像是很多的，拿手杖的，穿燕尾服的，戴假髮的，戴禮帽的，是典型形象，很多人物特別瘦或者特別胖，或者是肚子很大腿很細。這種東西的影響非常遠，我覺得一直到迪斯尼創作那些卡通畫的時候都是秉承這種傳統的。

我以前看一些別的文學作品，會對左拉這個人物很有興趣。在我們的印象裡面，他應該就是一個鬥士，整個德雷福斯事件到他這兒，好像就一錘定音了一樣，好像正邪兩邊一下子就很分清楚了，但是其實遠遠不是這樣。我以前讀寫德雷福斯事件的歷史書，讀得頭暈目眩，這裡面怎麼那麼多人，左拉好像並不是一出來就是一個剛正不阿的人，不是那麼簡單，裡面有很多利益的博弈。《我控訴！》發表之前之後，背景和後文非常多，還有很多反轉，並不是因為這樣一篇雄文一出來，事件就告一段落了。

重要的人物都具備不同的側面，這是歷史時局造就的，塔奇曼的寫法就很容易滿足我的好奇心。她會用一些完全矛盾的詞去描寫一個人，一個人可以既木訥又敏捷，可以既能言善辯又少言寡語，他有時候在沙龍裡面是眾人注目的明星，但是下班之後他會一個人回家，不跟任何人交流，這樣的描寫非常多見。一方面塔奇曼要掌握人物的自述、回憶錄和史料，另一方面她需要一種對歷史，對一個時代人的整體的感覺和把握，同時作為作家，她又必須下筆堅決，不能有太多的遲疑。你不能因為這個人特別豐富，就想著要把這個人寫全，這不可以。這樣的話，你就永遠結束不了這本書了。

另外我想講的一點，雖然我們現在看的是一個中譯本，但是你完全可以從譯本裡面看到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俄國人、美國人他們不同的表達方式和不同的民族氣場。這個氣場真的是太不一樣了。你在讀英國人的時候，會覺得和我們印象當中的英國人一樣，是偏冷色調的，不同的人等級明確，上流人物、中層人、底層人各自在幹什麼，各自有一套生活的軌道。塔奇曼描寫的上流人物，基本上都是喜歡說點冷幽默的，講話是矜持的，等你先說完之後，他再刺你一句。既圓滑又講原則的人非常多見。他們都是一些教養很良好，又自視甚高，但是在情愛方面可能非常放縱的人。

而你看到法國的時候，你發現這些人怎麼都很瑣碎，除了極少數人，大部分人都是露一個臉就沒有了。後來再出現的時候，你要翻翻前面，看這個人打哪兒來的。如果我們認識法國人的話，你會發現他們都很健談，很nice，但是他們的特點就是沒有幽默感，在他們的過去一直到現在，他們都不是以風趣見長的，他們愛說、愛表達，說著說著一擁而上。所以每個人出場的時候，都帶了一幫後援團，每個人想要出來說話的時候，都帶著一種刷存在感的意識在裡面。

然後看到德國，你會發現德國和法國雖然都是革命大國，但是這兩個國家又是那麼不一樣。在法國那邊，革命是一種狂歡，好像所有人都可以卷進來。到德國那邊，革命就少了很多浪漫的色彩。一個德國人要想搞革命的話，一定是受不了了，忍無可忍了；而法國人則是一起參加，一起做點事的感覺，所以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時候，法國人才會出現那麼多的陣營，那麼一波三折的論戰。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巴巴拉·塔奇曼

說回左拉，在《驕傲之塔》當中，左拉的篇幅並不是很多，但是你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左拉這個人挺苦的。他不是因為堅持正義而苦，他就是長了一幅很苦的樣子。逮著一個機會，他說我應該出來怎麼怎麼樣，就是我要說點話，說完之後，後面的事他又是駕馭不了的。在法國你會發現大量像左拉這樣的人，出於一種半是責任感，半是機緣再加上一點點心血來潮，去參與了歷史。

我覺得在這樣的書當中，你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樣駕馭不同民族的特點的。在《歷史的技藝》當中，還有一篇文章，是1936年她24歲時寫的對日本的評價。她對日本人的那種描述，在現在都不過時。她覺得日本，比如說日本的計程車司機，你說一個地方，他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他也不問你，就愣開愣找，一直到找到為止，日本人要面子，不願意問別人。在我們看來這可能是一種服務精神、敬業精神，但是在她看來就是要面子。「面子」這種東西，直接導致了日本人外交上奉行了一種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邏輯，使得雙方無法交流。她的這種觀察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發表在《外交事務》的這樣的刊物上，可想而知名門之後的「成色」真的是很足的。

塔奇曼是伺候史料的，而不是擺布

李宗陶：剛剛雲兄講到塔奇曼在歷史寫作當中的特點。我就引用費正清曾經對她的評價吧，費正清說，像塔奇曼這樣的人好像是不需要理論的，她的寫作把讀者直接帶到現場，讓讀者如此接近過去的歷史，而這接近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塔奇曼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就是她的直覺非常好。一個人如果總是在學院里泡著，或者是被理論羈絆過久的話，會喪失一些捕捉最直接、最本質啟示的能力。我覺得塔奇曼一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保有著這個能力。這種能力太了不起了。哪怕你是一個真正經過很好訓練的學者，我覺得都應該保持這種強大的直覺能力。這樣你就有能力撇掉歷史中那些浮著的泡沫，抓住那些最根本、最本質的東西。比如說我記得她在寫《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的時候，她說埃德加·斯諾其實是一個局外人，他是到中國來的一個過客，其實他並不懂中國，但是羅斯福很喜歡聽他講故事。塔奇曼就一下子抓住了本質的東西。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毛澤東與斯諾

曾經有一個歷史學家研究過馬丁·路德的便秘，說他那個《九十五條論綱》是跟他這個疾病有關。然後塔奇曼一下子就本能地判斷，她說那個人只是研究了馬丁·路德本人，並沒有研究新教，這個歷史的發展一定和其他更多的因素有關，而不是取決於這種疾病。歷史研究到最後越來越窄，比如說就像弗洛伊德的心理研究，他會到一個細枝末節的小點上然後鑽在裡面出不來。塔奇曼有一種能力，她用一種強大的直覺一下子把我們從那些死胡同里拎出來，看到更大的局面。

塔奇曼對材料的運用是大開大闔，同時充滿匠心。她的書都非常的引人入勝，一個是保持懸念，另外每一個場景栩栩如生。

我最近在寫一個東西，其中有一段帶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大。80年代的北大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找了很多資料，讀了很多書。光是為了北大圖書館我就找了不少，包括圖書館館長名稱的變遷，從1898年建校開始怎麼稱呼的，都是哪些人，然後人來人往那麼多的故事，其實那個寫出來也就是幾百個字，但是我要做那麼多的功課。

另外我覺得塔奇曼對史料是非常恭敬的，不是說拿出一些材料，來擺布它們，駕馭它們。她在《歷史的技藝》里寫得非常明白的，就是說你要順從史料，不要讓你自己去輕易地下一個結論，讓這些材料把讀者引向他們各自的結論。她是順從、恭敬，應該說是伺服史料的，而不是說去控制它們。這個態度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云：為什麼我不愛看中國本土歷史著作

雲也退：寫《非虛構寫作指南》的作者津瑟說有一些詞不要用。什麼詞？「當然」不要用，「其實」不要用，「surprisingly」也不要用，千萬不要把你的感情放到事實前面去，不要在講素材的時候，把「多少人淚奔」這樣的話往裡放，還有「不言而喻」「不可避免」這樣的詞都不要寫，一定要相信你的材料，讓你的材料自己來講話。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不是一個有很大閱讀志向的人，塔奇曼並不是一個適合的閱讀對象。她的書也不是說需要你掏空自己來讀，但是起碼要有耐心，雖然她引人入勝，但是你要在很多人名和地名裡面「跋涉」，在很多外交文件之間爬來爬去。這是需要一些空坐板凳的功夫的，對她來說是這樣，對我們來說更是這樣。

因為僅僅是從材料寫東西的話，必然就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需要你跟著她的節奏去發現一些東西，跟著她這種製造高潮和波峰波谷的節奏去想像她所描繪的那個人和那個時代。反正我覺得，為什麼我不愛看中國本土很紮實的歷史著作也是因為這一點，因為這類書當中缺少那種讓我感興趣的人。好像堆材料的人就忙著堆材料，寫人的就忙著給人之間架構各種各樣的八卦關係，總是缺少一邊，而且往往會抱著一種為了證明一個結論而去搜集各種材料的態度，就是一種很明確的，一種很鮮明的寫作方法。這個東西缺乏對人的興趣，這可能是我們這裡的寫作傳統當中一個比較大的病灶。

在我們這裡，如果說我想要描寫一個人，我希望讓讀者能夠特彆強烈地看到我對這個人的感情，我討厭他或者我喜歡他，我尊敬他或者我抵觸他，或者我直接跟你說我對他沒感情。但是你在塔奇曼書當中，卻可以看到有太多人物是一言難盡的。我在寫評論的時候就感覺到，我還用得著寫評論嗎？她已經把一個人寫得那麼豐富，我還需要梗概她嗎？我覺得我越梗概越是在愧對她的心血，但是最後我還是梗概了，而且還梗概了好幾篇文章。

塔奇曼的書裡面有一些讓我覺得特別「抓人」的描述，比如說我可以舉幾個例子，說到西班牙，她說西班牙是國家裡面的「亡命之徒」，西班牙看待生命有一種悲劇感，西班牙的國家運動不是遊戲，而是一場血流成河的危險遊戲。我喜歡這樣的描述。還有在寫到音樂的時候，她說到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的相互較量。她說，維也納眼裡的柏林就是一個毫無教養的「暴發戶」。我們喜歡音樂或者是喜歡西班牙的人，會讀很多、聽很多，但是不會用那樣一種方式去評價我們喜歡的東西，喜歡就是喜歡，喜歡巴赫的人，毫無疑問覺得這是那個時候最好最偉大的音樂，你無論如何都跳不出你的這種喜好。所以我們要讀這樣的書，一下子給我們這樣一種不一樣的視角。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巴巴拉·塔奇曼

塔奇曼的語言：老派、講究而高級

李宗陶：雲兄講到語言，我也跟著來談一下。我覺得塔奇曼的語言，是那種老派的、很講究的語言，是非常高級的。我本來沒有感覺，因為有了兩個譯本，對照著讀一下，我才有可能揣測原文，然後發現翻譯塔奇曼的書，對譯者是有一些挑戰的。舉個例子，你可以從翻譯中看出原文其實不簡單，要去抓住她的原文的核心意思，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

我先讀老的版本《實踐歷史》：「在寫作之前參觀現場，甚至已經非常久遠的冒險經歷的現場，就相當於把錢存在銀行中開始做生意。」

新的版本《歷史的技藝》：「說到寫作前的實地考察，即使是早已不存的險境，也一如既往地考驗著錢包。」塔奇曼是想說經費的事嗎？

《實踐歷史》：「只有身臨其境，動機才會變得清楚明白，才會找到原因和解釋並發現事件的起源。否則所有這一切將一直模糊不清。「

《歷史的技藝》：「非站在實地，動機不會明了，原因、解釋還有事情的起源不會從混沌中浮現。」

《實踐歷史》：「沒有如此的熟悉和親近，弗朗西斯·帕克曼不會成為這樣的大師。」

《歷史的技藝》：「如果沒有這一層親密的感知，弗朗西斯·帕克曼則不為大師。」

老的這個譯本上記著我當時查的：弗朗西斯·帕克曼，美國歷史學家，生於波士頓，畢業於哈佛，1846年沿俄勒岡小道考察，他的一個名篇就是《俄勒岡小道》，1849年寫的。

看看這兩段不同的翻譯，對於我們這些沒有機會讀到原文的讀者，實在是每一個細胞都要稍微警醒一點，才可能真正理解裡面的意思。有機會的話，還是值得去讀原文，讀這種好的語言。

他們很清楚該留下什麼樣的作品

雲也退：我們讀譯本讀多了，其實不用太多考究細節。其實看一兩段話就知道這個譯者水平怎麼樣了，應該說我看到的80%的譯本都是很好的。

我在文章當中提到過一個細節。塔奇曼在兩歲的時候，就跟著家裡人去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在進達達尼爾海峽的時候，她媽媽看到英法的軍艦追擊奧斯曼帝國的軍艦，追到海峽裡面去了。塔奇曼的外祖父摩根索那個時候在伊斯坦布爾當大使，她媽媽跟她的爸爸和外公說剛剛看到了什麼。摩根索說，你趕緊給我描述一下。她媽媽就上去給他說了一遍是什麼樣的場景。過了多少年之後，塔奇曼寫《八月炮火》，她就把當時她媽媽說的那個場景，結合自己的研究，還原成了一個畫面。這種機遇我們是不可想像的。寫完之後發出來，然後有人寫信給她說：我那個時候就是驅逐艦上面的人，您是把我當時的感覺全寫出來了。

這樣的一件事情等於是為《八月炮火》這本書的價值背書了。那些當年參軍打仗的人，他們在船上的感覺，隔了多少年之後，如果有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把它還原出來，這種感動無以名狀。我覺得在很多很多年之後，我們再還原歷史場景的時候，必須要把自己放到那裡邊去，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傲慢，就覺得當時的人不如自己清醒，那個時候的人不如我們現在知道得多，所以現在我們可以隨便評價他們，真的都是很強烈的傲慢。

過去的人不知道以後會有大審判來對他們「鞭屍」，這對生活在過去的人不公平，也很殘酷。但是你在美國最好的歷史學家和歷史作者的作品中，看到的卻是他們對材料的尊重。他們很清楚自己應該留下一種什麼樣的作品。這種作品是要給人帶來美感的，要能夠給未來照亮一線空間的。塔奇曼有篇文章叫做《歷史能指導未來嗎？》，談過這個問題：永遠不要認為我們寫歷史的人可以預測未來，或者可以資治通鑒，不是那樣的，我們沒有那樣的野心和能力。我們從歷史當中抓回來的一點東西，然後能夠讓大家看到所謂的人性之光，這就已經是我們成就感的來源了。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茨威格

李宗陶：我們稍微回到今天的主題「作為藝術家的歷史作家」。塔奇曼說，如果你把藝術家當成像銀行職員、演員這樣的工種，那接下來聽我的描述就不那麼驕傲了。怎麼理解這個藝術家？有一次我給學生講課的時候就舉了個例子：劉小東曾經告訴我，他在現場畫大寫生的時候，下面那些他請來的農民工站在那裡，在烈日下暴晒著，他自己也是，光著膀子。他的油料會迅速地干，在顏料沒有凝固之前，他必須迅速地決定，哪些人放在前面，哪些人放在後面，背影取哪一塊，人物什麼動作。這跟塔奇曼在取捨這些材料，怎麼樣運用這些場景是相通的。

藝術家他具備什麼？非凡的想像力，內心深處的洞察力，還有一個就是語言。塔奇曼在書里說，一個最好的歷史學家應該具備最高的才智，最深切的人類同情心和最豐富的想像力。人類的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余英時先生所謂的「同情的理解」或者是「同情的了解」，現在也有翻譯成「同理心」的。也就是說，你要真正進到那個歷史情境里去才可以真正地理解他們。這幾天某一類對錢楊二位先生隔著半個多世紀的批評就屬於沒有入戲的口舌遊戲。塔奇曼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當然她也會對歷史上公認為是名篇的東西給出一些自己的判斷。比如說我們奉為經典的卡波特《冷血》：它的結構設計堪稱完美。他布局安排、組合材料，直到結構平衡。雖然批評者說作者行文之處多有主觀，構思做作，而且他的調查方法也不是那麼新穎，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早在兩千年前就用了這種方法，走遍整個小亞細亞，不斷向人們發問；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弗里曼在寫《諾曼征服》之前走過了征服者足跡所到的每一處，從希羅多德到特里維廉的漫長歲月里，有一大批人在用這種方法書寫，但你得承認你閱讀《冷血》時的快感，這就是藝術。我覺得塔奇曼的鑒賞力是一流的，她可以判斷什麼東西是好的，這就是造成了她的取捨一定是高明的。

塔奇曼說簡·奧斯汀將身處的這個社會濃縮成班納特先生和夫人、賓格萊和達西。魯迅先生從全體中國人的形象中提出了一個阿Q，吉本的羅馬史，卡爾·馬克思關於工業時代的資本主義，都表現出非凡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在非虛構寫作當中想像力和洞察力實在是太重要了。

非虛構寫作的創造性工作大概體現在三步。一個是感受事物的本身，第二是表達語言的文字，第三是設計和結構。我覺得對於每一個致力於這種歷史寫作和非虛構寫作的人，非得一步一步來的。我覺得我目前是處於一步半往兩步走的階段，就是能夠用清晰易懂的語言把一件事情講清楚，把力用在意義的發現上。中國行業內的非虛構寫作，我目前看到比較多的是炫技，西化的表述以及修辭過度。這裡面大概有一些誤會和誤讀，是需要時間去認清的。當然對好的標準，對於什麼是上乘的寫作，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是會有一些變動的。我自己追求的是一種比較簡樸、文雅和有內勁的文風，當然這個標準不是唯一的。塔奇曼一定是滋養過我的。

還有一個是塔奇曼對細節的應用。她覺得細節可以對歷史起到巨大的修正作用，它可以避免脫離現實，飄飄然墜入自己發明的理論當中。她諷刺過歷史學家湯因比，她說在湯因比的高度之上，空氣清新，視野廣闊，但是下面的人和房子太小，根本看不見。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

杜魯門·卡波特

歷史寫作的使命

雲也退：剛剛宗陶說到文字的講究，然後說到老派的感覺。我以前翻高華的《紅太陽》，有一些話讓我覺得很不爽，比如他說毛澤東因為什麼事「很生氣」。塔奇曼整個一本書當中沒有出現過「生氣」這兩個字。寫東西怎麼可以寫得那麼粗，文字運用怎麼那麼生硬？他對人並沒有一種體察，他只不過是在發泄，他就是想讓大家看到他寫的這個人失態了。

李宗陶：最大的區別在於什麼呢？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歷史寫作是回溯性的，是事後去追的。比如說《光榮與夢想》這種寫法，就是某一年什麼事情發生了。他把事情接在一起，感覺好像很宏大，像樂章一樣的。但是實際上這個都是事後的追溯，而你只不過做了一個最基本、最簡單的羅列。我覺得塔奇曼最高明的地方是讓事情發生在你面前，這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是為什麼她的一本書當中從來沒有出現過「生氣」這樣的辭彙。她讓人在那裡說話、行動，跟別人發生交流，顯然用「生氣」這樣概念性的詞語是不足以展示的。她一定會寫，這人生氣的時候鬍子怎麼翹起來，臉是怎麼紅的，唾沫星子怎麼飛濺的，一定讓他動起來，而不是說去事後交待一個歸納性詞語就完了。

雲也退：對，這就是我們的一些先天缺陷，因為我們習慣於評價人，習慣judge一個人。但是這個東西是很危險的，如果說你習慣於評價別人的話，你就永遠不可能了解一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發表之後，她也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很多評論都說，這本書展示了那個時候人的愚蠢。她說「愚蠢」這個詞讓我很傷心，那些政治家愚蠢嗎？那些將軍們愚蠢嗎？他們似乎是這樣的，他們每個人做自己的事情，把歐洲推到一個萬劫不復的絞肉機裡面，一個大屠場裡面，幾百萬人的生命葬送了。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愚蠢。每一個人都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是每個人的角色，似乎又被一個他們看不見的神明所操控，所有人都像是在舞台上面表演一場悲劇一樣。之所以「一戰」被稱之為Great War，也是有這方面的原因。沒有一個人知道它是為什麼而發生的，它就是發生了。我覺得和辛亥革命很像,因為一個很不起眼的小事情，就大打出手，然後投入其中的人，都覺得自己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塔奇曼說「一戰」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氣質，這種氣質使它高於普通的繁蕪瑣碎，這是一個偉大悲劇必需的力量。她說在1914年8月份有一種東西在推進，無可逃避，它無所不包，包含著每一個人，然後在完美的計劃跟容易犯錯的人之間的可怕的矛盾，讓人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這種描述很曲折，但是又很準確。她提出的不僅是一種歷史的真實，她提出的還是一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過去的人，過去的事的態度。這個態度不說是只看光明不看黑暗的，但是起碼應該看到一個更真實的自己。

我是相信幾千年來的人性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對於這些歷史作家來說，這都是他們所不言自明的原則，也可以說是一個信條。在我們考察另外一個國家，另外一個民族的事情，以及考察一個過去的年代發生的事情的時候，懷著一種同情心，哪怕它還原的並不是完全的真相，但是對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來說，同情心都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營養。

李宗陶：塔奇曼有成熟的歷史觀，有一種對歷史文學寫作使命的高度自覺。我記得她引用過劍橋大學特里維廉教授的一段話，這位教授說，「理想的歷史寫作，應該是勉為其難地用文學藝術的手法，把過去的事實中最有情感價值和智識價值的部分呈現給普通大眾。」如果想為廣泛的公眾寫歷史，一個是清楚明白，另外一個是趣味盎然，這兩點她認為是構成一個優秀作品的標準，她始終是按照這個路子來的。

比利時的一個詩人維爾哈倫，他在1915年回顧往昔歲月的時候說，他要把那些詩篇飽含深情地獻給曾經的自己。我覺得這也是歷史文學寫作的任務，把「那些詩篇」滿懷深情地獻給「曾經的人們」。

未經三輝圖書授權，不得轉載

三輝書系 × 塔奇曼作品

寫作的最高境界是「雌雄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