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战争把人性凸显到极致

1989年，张正隆的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作为「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之一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军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本来是部队分配给张老的任务，要求他实事求是地记录，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按照这个宗旨，《雪白血红》曾被评为最佳读物，但后来因为复杂的原因，这本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上面布置的写作任务终止了，但「抗联」这一题材却让张老欲罢不能，用他的话说，就像「谈恋爱找到好媳妇」，绝不能放弃。他自己抓住一切机会采访老抗联战士、抗联问题专家、省市县党史办公室，仅在东北，就跑了四十多个县，断断续续用了十八九年的时间，写出了《雪白血红》的姊妹篇《雪冷血热》。有关抗联的档案资料当年大部分被敌伪烧毁，后来也极少有人关注，有的积了铜钱一样厚的灰尘，为了查证史实，张老去翻，翻一天出来「吐口痰都是黑的」。

张老说他在生活中是个低能的人，「除了写字什么都不会」。这位看起来特别文静甚至有些内向的老人，一说起战争马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讲疯了」。他说自己是情绪化的人，有的老人给他讲抗联战士那些艰苦的事，「他眼泪在眼圈里含着，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但他也有军人的血性，「不管什么时候鬼子再弄出‘九一八’来，我扛枪就去。一个民族得培养一种血性啊，军队就应该是虎狼之师。奥运会有金牌、银牌、铜牌，但战场只有一枚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绝不能输。」

「抗联是什么，中国怎么了」

许戈辉：您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东北抗联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队伍，有多少人参加过抗联？

张正隆：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舞台上，你找不到一支部队，像东北抗联那样面临那么强大的敌人，面临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不光在中国找不到，黑眼睛、黑头发的找不到，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你也找不到。在二战的历史上找不到这么一支部队，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勤、病员补给，什么都没有，武器粮草都没有，就是自己在那儿折腾，在大山里打敌人。有关抗联人数，统计过各种各样的数字，因为不断牺牲，不断地打散部队，不断战死重新再组建队伍，数字比较准确的是1938年，抗联11个军最多的时候是三万人左右。抗联有很多人都是胡子，他们曾经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但是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打日本，也是响当当的有血性的中国人，那些拿皇粮的、最应该与这片土地共存亡的人都跑了，比起那些人他们高尚得多、高贵得多。当年的日本鬼子最毒辣的一招不是武力，而是搞集团部落，把一个地区的人家全部圈到一个地方住，挖上壕沟，安上铁丝网，砌上墙，让老百姓和抗联彻底断绝联系。离开人民群众，抗联在山里没有吃住，独立无援，抗联有一句话：天是房子地是炕，野菜树皮是食粮，火是生命，森林是故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打仗。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那时候有很多野人，都是抗联的这些人哪，头发披散着，脸是铁锅色，衣服的袖口和裤腿刮得丝丝缕缕的，男人和女人的唯一区别是女人不长胡子。像杨靖宇牺牲的时候日本人把他的胃解剖，只有草根、树皮、棉絮，他是个军长，他这样身份的人都是这样，你想想兵会是什么样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在大连采访过一个抗联四军的老兵，他讲抗战初期他当指导员的时候，因为没有武器，缴获一个三八大盖枪乐坏了，结果到后来战士伤亡越来越多，枪有的是，可没有人背，每个人基本都有一支三八大盖，一支匣子枪，装备、子弹都很齐全。但连队有两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活生生叫一只狼吃了，为什么？长枪、短枪都有，但是根本连扣动扳机的力气都没有了。下山打鬼子，饿得走不动就爬，晚上摸进屯子摸到鸡食羊食的槽子，抓一把吃得香啊，比山珍海味还香。仗打完缴获到东西了，连长指导员就得抢，不能让战士们一直吃，吃多了马上胃就坏了。再就是住，晚上怎么睡觉呢？围个火堆，大家脚冲着火躺一圈，有大衣裹紧了，有毯子裹紧了，把枪抱在怀里头。可天冷有的就被冻死了，有的睡着了被火风一吹烧死了。那个时候如果是零下30度左右，晚上睡觉你就能听见大山里嘎吧嘎吧地响，啥呢？树干冻裂了，第二天指头都能伸进去。如果是零下40度左右，手指头、脚趾头就冻掉了。我写了一个人，不打仗的时候没事了就拿个钳子，把冻掉的脚趾头露着的白花花的骨头一截一截剪掉。这些东西不为人知、可歌可泣、闻所未闻，找不到一支部队这么苦还在那儿打啊！

许戈辉：所以我心里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这种无法想象的艰苦、惨烈的环境中战斗，他们是为什么而战？

张正隆：很简单，就三个字，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他到我的地方来，我就得打他，很简单。那时候抗联很多都是文盲，你让他讲其他的大道理也讲不出来。

许戈辉：我从您的书中了解到，抗联的成分特别复杂，农民、小商小贩、地主、胡子土匪，甚至是曾被胡子抢的地主，后来又跟胡子一起去抗日。他们去拼命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吗？

张正隆：非常简单，就是中国人。我不能受你日本的欺负，到我家来烧杀抢掠，这不允许，这不可以。打不过你我也和你打，能让你打死，不能让你吓死，就这么简单。

许戈辉：您说这本书就是想解决两个问题，十个字——抗联是什么、中国怎么了。抗联把「中国人」这三个字牢牢记在心间，以此为信念就可以去跟日本人去拼命，为什么抗联的精神没有在咱们的正规军中、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扬？

张正隆：这其实是典型环境造就的一种精神，抗联是什么？就是一种精神。你说它歼灭了多少敌人，这不好说，但它就一直在那儿打，一直在歼灭鬼子，一直在牵制鬼子。抗联没有留下一支建制部队，但是它真的留下一种精神，宁死不屈、万难不屈。我觉得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物质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都绝不能忽视国民的精神力量，我们需要这样一种东西。「中国怎么了」是一个问号，我就觉得，东北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它都比日本大，中国那么大，怎么就叫小日本给欺负成这样？从甲午战争以后就是这样，一直挨人打。

许戈辉：那时候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给攻破了，但后来我查阅一些史实，发现其实我们的硬件设备一点不差，那时候的中国到底是怎么了？

张正隆：当时从国内环境来讲，军阀混战，是那样的氛围。从东北具体来说，东满地区肃反、杀民生团，同时期我们党内肃反杀的革命党、共产党比日本人杀的都多，这是怎么回事？1932年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杀所谓的匪区老百姓，那时候日本人在杀我们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杀中国人。我想那个时候如果其他的星球有智慧人类，如果他们热爱和平，他们会问，这地球人怎么成天的打？一看中国的地方，怎么中国人被日本人杀，还被自己人杀？这地球人疯了，中国人疯了。如果中国人不这么军阀混战，不这么杀来杀去，日本人会来侵略吗？会这个样子吗？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中国人就受洋人的欺负，稍微沾点洋字边都可以在中国咬一口下去，像葡萄牙那种小国家，到中国来也能把我们的澳门拿去，这是怎么回事？任何主题都不是作者强加于人的，我觉得东北抗联本身赋予了我的作品这样的主题，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许戈辉：其实「中国怎么了」不仅仅那个历史年代的问题，直到现在有很多有志之士也还在不断追问。现在有一些人，说我们看战争的书，应该做到的是记住历史，但是忘记仇恨。

张正隆：我觉得历史有的就是恩爱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和苏联有一段蜜月期，但像美国人对「911」，他能忘记吗？他就是仇恨啊！一衣带血的历史你能回避吗，能把血化成水吗？当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我们北洋政府是第一个派去救援队的，过了几年之后不还是「九一八」事变了吗，那历史怎么说呢？日本这个民族彬彬有礼，但杀起中国人来绝不手软，那种人性、兽性在战争这种典型环境里极致化。

「我想写那种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许戈辉：我了解到崔永元在参加《雪冷血热》首发仪式的时候，说他也特别喜欢您的书，他用了一个词叫「靠得住」。您做的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抢救历史。因为历史的当事人越来越少，要么年事已高，要么就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张正隆：这本书里写的人，我记得现在只有一人了，还能在世的。她是黑龙江省政协的副主席，她当年参加六军的时候是12岁，我采访她不下十次。如果「九一八」就参加抗战，你想自然法则下还有多少人在了？前面说的连里两个兵被狼吃掉的辅导员，我采访他不下三十次。我觉得我不把那些东西记录下来，对不起这段历史，对不起后人，因为他们想知道、想记录的时候，鲜活的资料已经没有了。

许戈辉：您采访过的人大概有多少？

张正隆：有几百个，包括省市县各级的党史专家，抗联的人能有七八十个。有一个省政协副主席，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已经不行了。打仗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的腮帮打进去，牙也没有几颗了，本来正常说话都呼噜呼噜漏风，病了以后说话完全听不清。但他的夫人说小张你可以跟他谈谈，他什么都记不得了，有时候连我都记不得了，但是抗联他能记得点事情，我给你做翻译。就这样他就跟我谈了几次。有一次说起抗联的什么事，他笑了笑，那笑像孩子一样，灿烂、童真，那是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命留在那段时空中去了，那是他为国家、为民族最辉煌的时候，抛头颅、洒热血，那种记忆凝和在他的血液中、骨髓里，他不会忘。看到这些人，我是真感动，我觉得我要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告诉后人我们的先人曾经是那个样子，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农民、地主、商人、学生，他们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这个民族要感恩抗战这些老人，要记住这段历史。

许戈辉：我曾经采访过写朝鲜战争的军旅作家，他也说之所以写这场战争，是因为它离现在最近，他还能找到很多健在的当事人，否则的话只能从资料上知道，从图书馆到图书馆。

张正隆：对。但其实像这些资料，我也看了好多好多，光看资料就看了十个月，每天不低于15个小时。

许戈辉：看资料、写作本身都是特别辛苦的事，您有没有心力交瘁的时候？

张正隆：有时候写不出来了，哎呀那种痛苦，就使劲抽烟，一颗一颗，和烟对命。可写出来了，就觉得可幸福了，写好了那感觉美极了。

许戈辉：写完这本书您自己觉得有遗憾吗？

张正隆：其实什么东西都有遗憾，但是这个遗憾我觉得很少很少，因为这一次我下的心血最大。写《雪白血红》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准备，对战争历史题材也不了解，就是服从组织上的命令，一口气采访，一口气写完了，匆匆忙忙。这本写得比较从容一些，而且有那么多的积累。我觉得一个作家来到这个世界上，既然干了这个行当，就应该写能留得下来的东西。大浪淘沙，很多东西不管当时多么叫好，被历史这个筛子一筛就筛下去了，留存不下来，我想写那种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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