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400周年的莎士比亞，和他照耀至今的斯特拉福德小鎮

文史 07-01

埃文河。本文圖片除資料圖片外均為作者所攝。

逝世400周年的莎士比亞，和他照耀至今的斯特拉福德小鎮

位於高街25號的蓋里克酒館，招牌上寫著「一品脫莎翁啤酒紀念莎士比亞四百年忌辰」。

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到了六月總是天黑得特別晚。下午五點半的高街（High Street）還是白日的明亮，卻已閉了商戶，銷了人煙。只有三兩招牌靜靜擺在街面，供人想像門內的生機。其中一塊倚在高街25號門前，黑底白字寫道：「一品脫莎翁啤酒紀念莎士比亞四百年忌辰！（A pint of Shakesbeer celebrating 400 years since he died!）」，繪於一旁的啤酒杯添了五官，畫上頭髮，像是莎士比亞的模樣。

這是一間名為蓋里克的酒館（Garrick Inn），從1718年開業至今三百餘年的歷史，已經足以使它在斯特拉福德小鎮的酒館中稱冠。但店老闆顯然不滿足於此，總試圖將其追溯到更加久遠的年代——在深色木構架與淺色填充石膏構成對稱幾何圖案、樓上幾層呈懸挑式如帽檐掩住底層的建築風格還很風靡的伊麗莎白時期，酒館所棲身的這棟老宅才剛剛建成的15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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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教堂入口。

根據現存的資料，蓋里克酒館的老闆其實還可以將高街25號的起點再往前推到1400年，甚至更早，但在1594年之前，最值得選擇的年份可算是1564年了。正是這一年，莎士比亞出生，於4月26日在斯特拉福德的聖三一教堂受了洗。也正是這一年，莎士比亞受洗的三個月後，斯特拉福德暴發了一場持續六個月的瘟疫，近五分之一的居民因此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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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在聖三一教堂內的莎士比亞受洗和死亡記錄。

瘟疫的起點通常被認為是7月11日一名叫做奧利弗·剛尼（Oliver Gunne）的紡織學徒之死，他典型的滿布黑紫色斑點的屍體沉默而有力地宣告了瘟疫的到來，他的死亡記錄旁邊注有一行簡短的拉丁文：「hic incepit pestis」——瘟疫始於此，這與莎士比亞的受洗記錄一同保留在了1564年的聖三一教堂。而奧利弗·剛尼去世的地方，就是高街25號。

襁褓中的莎士比亞是1564年瘟疫的倖存者，儘管這對他生活創作的影響也許遠遠比不上他成為劇作家後在倫敦所經歷的1592年與1603年的兩場大瘟疫。但這是他與斯特拉福德小鎮命運的第一次重大交集，是高街25號有關莎士比亞的第一個隱喻。

遊人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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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家族墓地。

莎士比亞的家族墓地位於聖三一教堂內部，莎士比亞、他的妻子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大女兒蘇珊娜（Susannah Hall）、大女婿霍爾醫生（John Hall）、外孫女的第一任丈夫托馬斯·納什（Thomas Nash）均安息在此。除了他們，斯特拉福德的墳墓大多散置在教堂外，若干年後的掘墳棄骨之災，這些墳墓幾乎難以倖免。而這樣的特殊安排——據聖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員說——只是因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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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宮（New Place）。

1597年，莎士比亞33歲，早已離開斯特拉福德，遠赴倫敦追求他的戲劇事業，完成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這些日後家喻戶曉的作品，已頗有名氣。同時作為宮內大臣劇團的合伙人，他也通過分紅獲得了不菲的經濟收益。於是，他回到斯特拉福德，買下了鎮里第二大的住宅——新宮（New Place），位於高街25號剛剛建成三年的蓋里克酒館所在建築的對面。後來，莎士比亞又不斷在各地購置房產、從事投資，到1616年去世前，他一直是一個富有、並仍在變得越來越富有的人，因而完全有能力提前為家族後事做出最好的安排。直至去世，莎士比亞都僅僅是在有限範圍內被熟知的作家，並非今日的世界級大文豪，他的聲名還不足以使聖三一教堂為他開特例。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莎士比亞對斯特拉福德的影響逐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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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里克酒館的炸魚薯條。

再回到高街25號吧。1718年，這裡已經成為了一間酒館。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一些莎士比亞的崇拜者來到斯特拉福德朝聖，想必也會在這裡稍駐，點一杯啤酒，加一份炸魚薯條，回想一下剛剛去過的莎士比亞曾住過的新宮，還有那棵傳說由莎士比亞親手栽種的桑樹。

新宮的桑樹為莎士比亞所栽——這個說法是有其可信度的。在詹姆斯一世統治初期，土地所有者被要求多種桑樹以促進國家蠶絲業的發展，而那段時間莎士比亞常常回到斯特拉福德，在新宮度日。想像有了憑據，又有實物作證，越來越多的人敲開新宮的門，想要瞻仰那棵著名的桑樹。直到1753年，弗朗西斯·格斯特爾（Francis Gastrell）買下新宮，幾年後，因難忍遊人之擾，將桑樹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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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蓋里克的其中一個桑木匣。資料圖。

一位敏銳的當地商人買下了被砍的桑樹木，做成精美的物件，並帶動了當時大量的仿造紀念品生產，市場一時間真偽難辨。在所有的正品中，最有名的當屬贈送給大衛·蓋里克（David Garrick）的桑木匣，至今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館。正是這次桑木匣的贈送，或者說正是這個接受了桑木匣的大衛·蓋里克，使得莎士比亞遺留給故鄉的資源愈加得到了重視，不僅影響了弗朗西斯·格斯特爾和一班真假桑木紀念品商人，也在更大的意義上為斯特拉福德小鎮帶來了不同。

劇人鑽禧

這不是一個巧合，高街25號的蓋里克酒館與大衛·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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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蓋里克的畫像。資料圖。

蓋里克是一位成功的劇院經理人，也是當時英國最負盛名的莎劇演員。因此，在1767年斯特拉福德的新市政廳建成後，地方議會便邀請蓋里克為北牆壁龕題獻一尊莎士比亞雕像。此舉啟發了蓋里克，一場空前的莎士比亞紀念盛會應運而生。

1769年9月6日，附近的紳士居民、倫敦的文化政治經濟界要人、各地的戲劇愛好者都趕來斯特拉福德，參加莎士比亞鑽禧（Shakespeare Jubilee）。慶典持續三天，大型宴請、化裝舞會、焰火表演這些常規的活動不一而足，除此之外，還有市政廳莎士比亞雕像的揭幕，由蓋里克創作、托馬斯·阿恩作曲、倫敦特魯里街劇院樂團與合唱團演出的頌歌——這是整個慶典的重頭戲，以及特魯里街劇院的演員們用倫敦帶來的服裝道具扮莎劇角色的盛裝巡遊。雖然天公不美，驟降大雨，盛裝巡遊未能如願舉行，但這遺憾的一幕後來出現在了蓋里克講述慶典的劇作《鑽禧》中，趕在鑽禧熱度未降時搬上舞台，連續演出了91場，作為慶典的補續與餘音。這場莎士比亞鑽禧不僅得到了英國文化界很高的關注，甚至在歐洲也引起很大反響，例如法國媒體就對其進行了大量的報道。

不可否認，不論是聲名還是金錢，蓋里克都從鑽禧中獲利不少，他舉辦鑽禧的初衷和整個過程中可見的虛榮心與表現欲也始終充滿爭議。然而，本身就是虔誠的莎士比亞信徒的蓋里克（他1756年就在倫敦為莎士比亞建造了一個小型神廟，是全世界唯一一個為莎士比亞而設的神廟），通過慶典中無處不在的細節，如《頌歌》的開頭：「是他！是他！我們所崇拜的神！」將他對莎士比亞的肯定和崇拜從倫敦、斯特拉福德擴散到了全英國，以至歐洲的其他國家，的確擴大了莎士比亞的影響力，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了更加廣泛的了解和認可。這對於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思潮在歐洲興起，莎士比亞作為英國民族詩人、偉大劇作家的地位得到確立，無疑是一次重要的推動。

與此相關的是斯特拉福德的命運。莎士比亞鑽禧的舉辦將莎翁的故鄉斯特拉福德帶到了更多人的面前，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它、拜訪它。這給斯特拉福德帶來了壓力——被砍的桑樹便是本地居民應對此種情形的一種極端表現，但同時也帶來了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斯特拉福德從傳統的集市城鎮，到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擁有成熟、完善旅遊產業體系的現代小鎮，大衛·蓋里克的鑽禧也功不可沒。

也因此，今天的斯特拉福德到處可見當年鑽禧的遺迹：至今尚存的市政廳牆上的莎士比亞雕像，為鑽禧特別建造的圓形劇場的所在地，以及高街25號自1718年便有的酒館，歷經幾代更名，從「馴鹿」到「灰狗」到「新館」，再到1769年改為「蓋里克」後至今未變。而居民對蓋里克的感恩和紀念，也是莎士比亞與故鄉關係的映射，記錄著一個新的階段的到來，此後，斯特拉福德的發展已離不開莎士比亞這個中心了。

一戰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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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學校所在的教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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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曾經就讀的文法學校內部。

從莎士比亞出生的亨利街出發，有多種走法可以到達他當時所念的文法學校，不排除一種可能，他會選擇經過高街25號，直入禮拜堂街，走進教堂街那棟中世紀的古老建築。那時，常有旅行劇團來斯特拉福德演出，莎士比亞的父親作為市議員負責演出的審查與監督，年少的莎士比亞極有可能也隨父親觀看過演出，獲得了他的戲劇與舞台啟蒙。而這些觀劇經驗，也許也曾給過莎士比亞靈感，啟發他與同學在拉丁文課上一起排演的戲劇。

到1913年時，文法學校已經更名為國王愛德華六世文法學校，莎士比亞的學弟赫伯特·詹寧斯（Herbert Jennings）和維克多·海特（Victor Hyatt）在這一年演出了他的經典劇目《亨利五世》。致辭者的開場白猶然在耳：「難道說，這麼一個『鬥雞場』容得下法蘭西的萬里江山？還是我們這個木頭的圓框子里塞得進那麼多將士？」然而，人生如戲，演出後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赫伯特·詹寧斯和維克多·海特真的走下了舞台，走上了戰場，成為將士，去護衛萬里江山，再也沒有回來。

莎士比亞的戲劇忽然變成了真實的生活：戰亂流離、食物短缺、骨肉割分、人心惶惶，大家迫切地想要尋求精神上的寄託——暫時的解脫和長久的勇氣。前者，自然是戲劇的天分，而後者，包括信念、犧牲、責任和榮譽，包括「上帝保佑亨利、英格蘭和聖喬治！」（《亨利五世》）的雄壯與英勇，所有這一切人們都從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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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莎士比亞三百周年忌辰的紀念活動日程。資料圖。

所以，1916年莎士比亞的三百周年忌辰對斯特拉福德來說意義格外不同，慶祝的方式是莎劇演出，從7月29日到8月26日，從第一場《錯誤的喜劇》到最後一場《亨利八世》，持續了將近一個月。與其說是對莎翁的紀念，不如說是借莎翁之口宣揚英國精神，鼓舞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忍耐困苦，共同度過艱難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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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報紙關於一戰士兵紀念莎士比亞的報道。資料圖。

戰爭的結果無非兩種，一些人活著，一些人死了。死了的也許能被銘記，也許被忘了；活著的也許能好好活下去，也許一輩子背負著創傷。1916年，一個專門針對身體創傷——即戰爭導致的殘疾者的基金會創立，有趣的是，每一位接受資助的人都會收到統一版本的莎士比亞作品集。來自斯特拉福德的喬治·海文斯（George Hewins）也收到了一本，書內有人寫道：「希望它能讓你記住你曾為之戰鬥受苦的偉大與光榮。」——至此，莎士比亞似乎已融入了斯特拉福德的精神血脈。

這是莎士比亞被時代所賦予的新的意義，對於斯特拉福德來說，他是一股力量，一種支柱，一線生機。

仲夏新夢

今年是莎翁忌辰四百周年紀念，從三百周年到四百周年的一百年間，斯特拉福德經歷了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完結，見證了國家秩序的重建與改造，社會由戰亂回歸和平，生活由動蕩回歸安寧，人們不再有共同的民族憂患、生存危機、國讎家恨，如一場戲終，各自離席，從此互不相干，過著不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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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莎士比亞劇院。

這不僅僅是斯特拉福德，也是整個國家的現狀。而在這個已不再需要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時代，應當如何看待這樣的國家狀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新戲《仲夏夜之夢》藝術總監艾麗卡·魏曼的態度非常明確：應該將國民重新團結起來。為此，她打破了專業演員統治舞台的傳統，令幾位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專業演員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十四個業餘劇團的業餘演員合作。層次不一的表演互相配合，各式各樣的口音匯聚一堂，不同地區的人們聯合起來，共同呈現《仲夏夜之夢》這部莎翁經典。戲劇場景被設置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艾麗卡·魏曼說：「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如何經歷了戰爭創傷和戰後貧困團結在一起的故事。」她希望《仲夏夜之夢》的舞台能讓演員們團結，希望劇中四十年代緊密一致的國民能讓當下的英國團結，希望這部戲能夠有現實意義，甚至還給了它一個更為直白的副標題：「為了國家」。

這部獻禮莎翁四百周年忌辰的《仲夏夜之夢》從2016年3月的紐卡斯爾開始巡演，到6月的斯特拉福德結束，遍及英格蘭的九個地區、威爾士、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整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雖然在英國公投脫歐成功、蘇格蘭又在策劃二次公投脫英的此刻談論這場意在聯合的戲劇顯得有些荒誕，但不得不說，同是「為了國家」，《仲夏夜之夢》這一次向莎士比亞借力，用莎翁的故事，表達自己的意思，已與一百年前直接回到莎士比亞戲劇找尋力量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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