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足：從「傳統美」到「國家陋習」

編者按：要製造一雙符合那年代審美標準的纖瘦的「三寸金蓮」，需要將腳弄短和弄瘦。弄短的辦法是強行將腳掌的骨頭拗斷，使得足跟和足趾貼近在一起。而弄瘦的辦法是將外側的四根腳趾強行向內拗斷，翻到腳掌下。本來外側四根腳趾的背面，被壓在足底成為直接接觸鞋面的地方。晚清「廢纏足」的提出，無疑是尋求變革的知識分子們對文明的追求。

鄒容在《革命軍》中想像了舊式中國人在傳統文明國家和新興文明國家的街頭行走，被文明人藐視而產生強烈的羞辱感。「拖辮髮，著胡服，躑躅而行於倫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譯言豬尾）、Savage（譯言野蠻）者，何為哉？又躑躅而行於東京之市，行人莫不曰チセンチセンホツ（譯曰拖尾奴才）者，何為哉？」這種羞辱感是推動晚清志士改革中國的重要心理動力。

如同鄒容耿耿於懷的辮子，纏足同樣是不文明的象徵，作為具象的文化符號、可視的對象，成為晚清維新人士啟動社會變革時首先針對的對象。這些表徵野蠻的陋習——男人的髮辮、女人的纏足——在文明魔鏡下折射的是中國的「不文明」，不斷提醒中國人中國所處的文明位次，從而把對陋俗的討論納入了國族主義的框架之中。當西方傳教士把「纏足」和「天足」的對立關係建立起來之後，「纏足」經常在中與西、野蠻與文明的二元比較視野中被聲討。百年後再讀國人當年厭棄纏足的文字，仍能感覺到這些被西方文明「啟蒙」後的先進者糾結和複雜的心緒。面對西方文明魔鏡，他們無時無刻不感覺到西方人高高在上的俯視目光，發自內心感覺到羞恥和焦慮，糾纏著對西方文明的服膺和對西方人傲慢的不滿，更多的是面對國人之麻木而怒其不爭的悲憤：

況乎今日，中外一家，吾華素號教化最先之國，乃此等惡俗，遍地球不見於他國，而偏盛於吾華，豈不益覆外人之恥笑輕辱耶？言念及此，在今日之廢此俗，誠有不可稍緩須臾者。

西人之藐我中國也，事事加以訕笑，而於纏足一事，往往著之論說，詫為奇談。彼蓋見五洲萬國，絕無此楚毒之刑，加諸無辜之族。我中國每不為怪，又烏得而不藐我也？

1903年3月1日到7月31日，日本大阪舉行第五屆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內設「人類學館」，日本計劃展出一位纏足女性。展覽方案傳出後，《新民叢報》立即向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刊出了《日人侮我太甚〈敬告東京留學生〉》的評論，並用著重號標出「日人竟擬於其中置一中國人，摭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嗚呼。其侮辱我實甚矣」，其中，又特別標識出「侮辱我」，在整個版面中異常刺眼，似乎能直刺讀者之心。

文章號召在東京的數千名中國留學生，學習日本留美學生在芝加哥博覽會擬展日本人時的抗議行動，以示公憤，以爭國體。文章詳細介紹了留美日本學生在芝加哥博覽會的抗議行為。報道出來後，中國駐神戶領事蔡勛前往大阪力爭，留日學生致函國內負責參展的官員，要求中國拒絕赴會。最終，穿著中裝的纏足婦女改在台灣亭招待遊客。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這麼做似乎可以割裂纏足女子對於中國的象徵。對於這一結果，湖南同鄉會還不放心，仍派人入館驗證展出的女子確為台灣人，而非湖南人，因為當時流傳纏足女子為湖南人。

中國留學生糾結於纏足女子是台灣人還是湖南人的舉動和心理，表明這些中國留學生已經接受了西方文明論中的政治標準：以領土為界的種族/民族國家。這種封閉的和排外的現代國家觀念的確立，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明確的國家身份認同，是「人類館事件」激發中國人憤怒的更深層次的原因。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博覽會是國際格局的微縮，想像的國家共同體被參展的陳列物具化為真實存在，纏足女子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種群的文明身份。「人類館」把文明魔鏡里文明野蠻的等級次序真實地展現在現實世界中，在看與被看的觀看政治中，中國人被真切地貼上了野蠻人的標籤。觀看權力的無形暴力，具化為被人蔑視、品評的羞辱和壓迫，由此產生的作為「野蠻人」的身份焦慮和憤怒是無可逃遁的真實存在。

「人類館事件」傳入國內，陳列女子的台灣人身份被消隱。這一事件作為國恥，通過媒體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繼續發酵，並作為事關國體的事件，成為國內廢纏足的強大推動力。一年後，廣東香山女學校開業，規定學生不得纏足，仍以人類館事件說明戒纏足的必要性，「野蠻人類，館列大坂，騰笑五洲」，「我實痛之，我實恥之」。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博覽會上，又發生了一起纏足女侍茶事件，引起在美留學生和華僑的抗議，最後以經濟補償的方式把纏足女子送回國。民間輿論也給清政府施加政治壓力，要求各關道以後遇有華商參展，要嚴格核查，婦女弓鞋之類被列為「有害風教衛生者」，被禁止參展，以免「貽外人訕笑」。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羞恥、抗議和變革的背後，卻是國人對西方文明等級論的接納和對白種文明人的服膺。《新民叢報》號召東京留學生群起抗議展覽中國的纏足女子，並非抗議置野蠻人種於展覽會場的做法，認為「此事各國博覽會所常有也」，抗議的是視中國人為野蠻人種的做法。特別挑動中國人憤怒神經的是，曾經作為中國的學生的日本也開始藐視中國，且在與西方白種人的種族對比中，日本並沒有唇齒相依的同種認同。「日本人與我同為黃種，雖彼二十年來政治學術之進化甚速，要其社會之文明程度不過與我相頡頏，或視我猶不及焉。今乃為無禮之舉動，亦適成其為島民之氣度而已。且污衊我中國，而日本寧能獨榮焉。」「日本與我同種，且於博覽會中，置我於野蠻人類館矣！吁！可痛哉！」

正是對西方白人文明的服膺和認可，晚清女權論述中對同樣作為陋俗的中國人的纏足與西人束腰的態度是有差異的。「束腰的嚴重性不若纏足。」更重要的是，對束腰的論述沒有進入國族主義的框架，只是西方從野蠻走向文明進程中的瑕疵，瑕不掩瑜，並不影響西方文明國的定位。纏足在與西方天足的對照下，被建構為「廢疾」，不再是令人艷羨的傳統美，而成了令人厭惡的「奇病」。身體上的「廢疾」既無法履行相夫教子的傳統婦職，拖累男兒，也不能履行國民之母的新功能，拖累國家。比如黃鵠生把纏足看成「亘古未有之奇病之一」，造成「數千萬賢明之婦女，皆成廢疾，不能教子佐夫，而為之夫為之子亦只可畢生廝守，宛轉牽掛，無復有四方之志……無意自強，是纏足一事，剄天下婦女之足者患猶小，喪天下男子之志者患無窮也」。張之洞認為纏足不僅病於家，更是病於國，纏足女「所生之子女，自必脆弱多病」，以致「吾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遠遜歐美各洲」；「吾不惟傷此中華二萬萬婦女，廢為閑民僇民也，吾甚懼中華四萬之種族，從此嵬瑣疲滎以至於澌滅也」。關於纏足的論述進入了國族主義的框架，纏足不僅是國家不文明的象徵，更是造成國家不文明和亡國滅種之罪由。當對纏足的定位從「陋習」轉向「病國」時，「纏足」已從文明的形式問題進入了文明的實質性問題，即，女人與以種族為基礎的現代國民-國家產生了聯繫。

圖片源自網路，文字摘自

「西洋鏡」里的中國與婦女：

文明的性別標準和晚清女權論述

宋少鵬 著

2016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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