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業師吳征鎰先生：師門問學鎖憶

作者：楊親二（中科院昆明植物園）

吳征鎰先生是我國著名植物學家，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我國植物分類學、植物區系地理學以及植物資源的利用與保護等方面的貢獻，在國內國外也有定評。我既沒有能力一一敘述，事實上吳老的著作俱在，也不待這裡多加介紹。

我1984年從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後即考入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為吳老的研究生，雖然可能由於性格原因，我平時事師不勤，但也算是有幸得到吳老親自指導較多的學生之一（按傳統說法似應可忝居親炙弟子之列，當然自己深知從學術水平上說是不太夠資格的）；我畢業工作後吳老對我的研究工作也經常給予指導和關心。我想如果我能將吳老對我學習和研究工作指導的一些側面記載下來，也許對今天有志於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的青年學人會有所裨益吧。

研究分類學首先必須懂生物學

我報考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生時，實際上沒有報考吳老招生的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區系地理學研究方向，而是報考他的夫人段金玉先生招生的植物生理學專業。但當年報考植物分類學和植物區系地理學研究方向的學生很少（植物分類學在當時已經是冷門學科），初試成績都不合格，而報考植物生理學專業的學生很多，有兩人初試成績合格，於是在複試時我被調劑為吳老的研究生（當年昆明植物研究所只錄取了兩名研究生），具體指導老師為李恆先生。

8月份入學報到後，李恆先生帶我去拜望因腿摔傷而住在醫院的吳老。我當時已經二十歲了，但第一次見到這麼一位舉世聞名的大科學家，心裡真是忐忑不安，誠惶誠恐，而且錄取時改變了研究方向而對未來的研究領域一無所知，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著手自己的學習，所以心裡感到頗為緊張。

當初吳老說的其他話我現在大都忘記了，只是記得當我膽怯地告訴吳老我對植物分類學完全不懂，不知道以後該怎麼學習這一學科時，吳老回答說，開始時不懂分類學倒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只要學習過其他生物學的主要課程就行。於是他問我在大學學習過哪些課程。我回答說我畢業於師範院校，並不分具體專業，大部分生物學課程包括動物學、微生物學、遺傳學都學過，只是都學得很淺。他說即使動物學也與植物學有關係，許多植物學方面的實驗其實是從動物學實驗借鑒過來的；他當初在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時，一般的生物學課程很受重視，一些基礎課程都由名師如陳楨先生、李繼侗先生講授云云。

說實話，我當初對吳老的話不甚了了，不知道為什麼研究植物分類學必須首先懂得一般的生物學。只是經過多年的學習和實際研究工作以後，才逐漸領會了吳老這樣說的深意。原來植物分類學是一門無窮綜合的學科，這門學科本身並沒有自己的資料，而必須完全利用其他學科如植物形態學、解剖學、胚胎學、花粉學、細胞學、細胞遺傳學、生態學、分子生物學等學科的證據，所以如果要進行深入的植物分類學研究，就首先必須對這些相關學科的知識有較深入的了解才行。

不少人認為研究植物分類學很容易，只要懂一些植物形態學知識和植物學拉丁文就可以開展工作了，這實在是對植物分類學極為膚淺甚至錯誤的認識。其實分類學是生物學的一個分支，大部分分類學問題都可以化解為一般的生物學問題進行精細的實驗研究而得到比較客觀的結果，所以如果不懂基本的生物學，植物分類學工作也不太可能做得深入，得出的結果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性，顯得「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越來越深深感到，要將分類研究工作真正做到深處、做得極致真是十分困難（當然任何真正的研究工作要做深入都是很難的），涉及到很多細緻的生物學問題；真正好的分類學研究結果往往具有極高的預見性，所得到的分類處理含有豐富的信息，各種性狀組合在一起顯得十分和諧，讓人感到科學之美和從事研究工作的極大愉悅。

現在植物分類學常常被貶低，在生物學中沒有地位，原因固然很多，但我總覺得這可能與我們一些分類學家沒有將自己的研究提升到生物學研究的高度有一定關係；一些分類學家過於注意一些瑣碎的命名法規問題（我無意否認命名法規的重要性），有些人認為學好植物學拉丁文就是研究植物分類學的鑰匙，還有些人甚至認為植物分類學就是抄書，完全以抄簒為能事。我現在常常感念吳老當時的教誨，他的話不但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我當時對自己不懂植物分類學的擔心和由此產生的畏難情緒，而且為我指示了以後進行深入的植物分類學研究的正確途徑，以為吳老作為一個大植物分類學家，對這一學科研究的本質確有清楚和準確的把握。現在如果有學生寫信告訴我說他們對植物分類學如何有興趣，以後想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而報考植物分類學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總是將吳老當時告訴我的話轉告他們，要他們首先特別注意生物學一般課程的學習，學習得越深越好，而不要急於靠死記硬背去辨識一些植物。

吳老帶我看標本

我在碩士論文期間學習植物區系地理學，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深深感到自己植物分類學基礎薄弱而影響了對植物區系地理學的理解，所以考上吳老的博士研究生後，決心學習怎樣進行專科專屬的分類學研究。在選博士論文題目時，吳老可能考慮到我碩士期間是學習植物區系地理學的，指示我盡量選一定經濟價值較高、替代現象和特有現象比較明顯的屬，用綜合性手段研究不同種類之間的分化。他還周到地囑咐我儘可能選草本類群，因為木本植物更易於遭到破壞，很多幾十年前採到的種類現在去找很可能難以發現了。我記得自己選了毛茛科烏頭屬、桔梗科党參屬、龍膽科龍膽屬等類群，在初步查閱文獻後最終確定研究具有較高藥用價值、特有現象明顯的烏頭屬，得到了吳老的同意。

題目選定以後，吳老就基本放手讓我自己去進行研究工作了。由於烏頭屬種類較多，形態變異複雜，而且研究經費緊張，因此我主要研究雲南的烏頭屬植物。經過兩年多的標本室、野外和實驗室工作，我感到自己對雲南烏頭屬植物究竟有多少分類實體似乎有了一定認識，即心裡似已大致明白雲南有多少種烏頭屬植物，它們分布在什麼地方，生長在什麼生境，只是這些認識都比較膚淺，停留在表面，苦於不能將我的一些直觀認識清楚地表達和總結出來，對標本室一些明顯錯誤鑒定的標本我也不敢改名字和挪動地方，更不敢將前人發表的一些不成立的種類進行歸併。於是我只好找吳老彙報我的工作進展和遇到的主要困難。我猜想我濃重的湖南口音可能讓吳老不明白我具體講了些什麼，讓我驚喜的是他老人家立即決定放下自己手頭的工作，告訴我第二天將親自去標本館帶我看烏頭屬標本。

想不到第二天吳老自己早早就去了標本館，而我卻遲遲未到，標本館管理員告訴我吳老在標本館等我，叫我趕快去。吳老沒有責備我遲到，耐心地告訴將所有烏頭屬標本搬出來擺在標本館的長條形桌面上。只見吳老不慌不忙，顯得很愉悅和享受的樣子（他帶著耳機，好像在欣賞京戲或崑曲，時不時還輕輕哼上兩句），開始慢慢整理標本。他先按產地將有關標本整理在一起，然後又按採集人和採集號將標本進行整理，將同一採集人採的同號標本放在同一張襯紙里，然後將不同產地的標本進行仔細比較。

經過吳老這麼一番整理，有關種類的分布區和形態變異好像立即清晰起來。吳老一邊整理標本一邊給我講解，告訴我看任何類群的標本時，一定要將標本先按產地和採集號清理好，然後攤開來看，這樣才能看出植物的地理和生境變異式樣。在清理標本過程中，吳老要我將有關種類的文獻一一給他看，他說對每個種都要從最早的文獻追溯到最新的文獻，注意不同作者對該種的分類處理、地理分布、親緣關係等方面發表了什麼意見，他們的意見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方面存在分歧。他說要特別注意那些引證有標本的文獻，盡量找到和檢查那些被前人引證過的標本，因為這些引證的標本就代表了有關作者對該植物的認識。他把這些標本找出來後，用他那種特有的很小的圓潤字體在上面註明該標本被某一作者在某一文獻中引證過。

我發現吳老對分類學文獻極為熟悉，幾種西方語言都能閱讀，英文、拉丁文文獻不用說了，烏頭屬涉及較多的德文和法文文獻吳老也都能順利閱讀，對我讀不懂的俄語文獻也讓我拿來給他看。

我還發現吳老對植物採集史也極為熟悉。《中國植物志》27卷記載紫烏頭（Aconitum episcopale H. Lév.）只分布於雲南西北部和四川西南部，比較含糊地記載模式標本采自雲南。我告訴吳老模式標本是法國傳教士E. E. Maire採的（種加詞「episcopale」 即意為「主教的」），但標本的具體採集地點記載不詳，吳老立即告訴我《中國植物志》27卷的記載和分類處理可能存在問題，因為E. E. Maire主要在雲南東北部一帶採集，沒有去過雲南西北部。

後來我從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借到了A. episcopale的模式標本，發現《中國植物志》27卷記載的雲南西北部的紫烏頭標本確實屬於錯誤鑒定。從此我感到具備一定的植物採集史知識對植物分類學研究十分重要，有意增加這方面的知識。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對模式產地的精確考證幫助我解決了不少分類處理問題。

吳老帶我整理了大約一個月的標本，將昆明植物研究所全部烏頭屬標本進行了細緻清理。通過這次整理，我將以前我腦海中對雲南烏頭屬的直觀認識理出了一條清晰的線索，對大多數種類的變異式樣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對不同種類的界定及其地理分布有了明確的認識。很多久懸未決的問題一旦得解，真是快何如之！

我常想，如果沒有吳老撥冗親自帶我看標本，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予以指導和幫我進行分析，我自己還不知道要摸索多久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一個月可以說是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六年中收穫最大的一個月，深深影響了我以後的研究工作，使我對植物分類學研究欲罷不能，發現需要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興趣越來越濃。

我後來研究任何類群，首先都嚴格按照吳老的方法對標本下一番整理功夫，愈發感到這種方法確實非常有效，在較短時間內就可以使自己熟悉一個種類較多的類群並發現其中問題所在。我要求我指導的研究生也按這種辦法去進行研究，他們也覺得這種方法確能追根究底，能幫助他們迅速進入一個分類群的研究中去。我鑒定標本時也完全按照吳老的方法去做，在鑒定一個科或屬的標本時並不先去查檢索表（吳老認為很多檢索表尤其是科一級的檢索表基本上只是形式，於實際鑒定沒有多少用處），而是首先將有關標本按產地和標本號進行清理，在將標本分好「堆」以後再定名。

記得有一次在某大學鑒定忍冬科標本時，一位同行在看另一科的標本，一進標本室就搬去一摞標本立即開始寫名字，好像很權威的樣子，而我卻將忍冬科標本全部搬出，一張一張清理，看了一天連一張標本都沒有定名，標本管理員因此而對我好像頗為不屑。第二天我繼續整理，直到第三天將全部標本整理好後才請管理員幫我打出定名簽一一貼上，這時他才發現我將所有標本都鑒定完了，而且標本都按採集地點、採集號分好了「堆」，井井有條，夾在不同的襯紙里，連他也能看出來這樣鑒定的標本比較可靠。這位管理員這時才對我有點刮目相看，說我這種整理和鑒定標本的方法值得借鑒。

我不免有點暗自得意，心想作為吳門弟子，在標本室工作方面當然自有一套。仔細想起來，吳老整理和鑒定標本的方法實際上深符「先分類後命名」的原理以及植物分類學中長期以來使用的「形態-地理學」方法。

吳老指導我編輯稿件

2000年左右，《Flora of China》（《中國植物志》英文修訂版）編委會面臨換屆，吳老提議我擔任中方項目主任（project co-director）一職。按英文和專業水平來說，我深感沒有能力勝任這一重要工作，管理能力更是無從談起，而且那時我還擔任《植物分類學報》主編，看稿任務極為繁重，因此我心裡雖然極為感念吳老對我極力提攜和栽培的良苦用心，但實在覺得沒有把握將這一工作做好，十分擔心自己會辜負吳老的厚望。

我接受這一工作後果然遇到不少繁瑣的事情，大多幸得有吳老指點而得以順利化解。吳老經常向助手口述電子郵件給我，及時解答我的各種疑難。在寫給我的電子郵件中，吳老還時時勉勵我要不怕困難，心無旁騖，潛心向學。

吳老八十以後，目力逐漸不濟，但堅持每卷《Flora of China》的最後定稿都要親自審閱，對有些卷冊提出的審查意見竟達數十頁，都由助手輸入計算機，製成表格發給我，然後由我譯成英文轉發給美國的幾個編輯中心。吳老即使對一些很小的問題都不放過。

《Flora of China》規定植物中文學名不能太長，他指示我可酌情將中文學名的「喜馬拉雅」改為「須彌」以縮短名稱，並詳細給我解釋「須彌」的意思。記得我當時細細閱讀吳老的長篇審稿意見時，想到吳老已過八十高齡，內心極為震撼，不禁發出「此真驚天地而泣鬼神也」的由衷感嘆。

我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回憶了吳老在我學習和研究工作不同階段所給予的寶貴指導的一些小側面，實在不足以狀吳老風神於萬一。

除精研專業外，吳老年青時曾從聞一多、朱自清、余冠英等先生游，與王瑤先生、王元化先生也有深厚的友情，所以兼具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他那些辭采豐瞻、條暢典雅而筆端常帶感情的憶人、憶事篇什和序跋讓我十分著迷，以為是典型的學者散文，讀之每難釋手，曾經多方儘力搜集。

吳老是揚州人，清代揚州漢學獨成一派，治學態度和治學成績均以「圓通廣大」著稱，想來吳老不無受到鄉邦先賢遺風餘韻的影響，故治學也具有博大的氣象和求實的精神吧。

由於時代和學風的變遷，像吳老這樣真正文理兼擅的學者以後可能不會再出現了，令人感慨系之。作為吳老的學生，真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我現在常常捧讀吳老晚年巨著《中國被子植物科屬綜論》一書，總是受到莫大的激勵和鞭策，告誡自己要學習吳老數十年如一日潛心治學的精神，多看文獻和標本，多跑野外，多進實驗室，多熟悉一些類群，對吳老在書中提出的一些問題繼續進行深入研究。我想這可能也是對吳老多年培養和提攜之恩的最好報答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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