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托尼·朱特的「猶太之劫」
托尼·朱特（1948-2010），是研究戰後歐洲歷史的重要學者。
托尼·朱特的「猶太之劫」
文|雲也退
（書評人）
托尼·朱特離世六年多了。晚年身患絕症後，他抓緊時間寫出了一本回憶性隨筆《記憶小屋》，裡面談到他對紐約的感情。他說，紐約之所以好，不只是因為它有《紐約時報書評》，而且是因為他在國外，例如在烏克蘭首都的機場里，都能看到《紐約時報書評》。
這個有趣的說法反映出兩點信息：第一，紐約給他的一種「在家感」，恰好是因為這個「家」不像家；第二，對「家」擁有此種觀念的朱特，的的確確是個猶太人。
紐約是托尼·朱特住過的第四個超級大城市：第一個是倫敦，1948年他出生在那裡，一個世俗化的猶太家庭，不守那些繁縟的猶太儀式，不用一天三祈禱、守安息日；後來，他又相繼長住過巴黎和柏林，都將它們吸收為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最後他入了美國籍，來到紐約，那裡得天獨厚的環境，加之學術上完全成熟，個人著述和言論一時如潮，使他成長為世界級知識分子。
《記憶小屋》 原作名: The Memory Chalet
[美] 托尼·朱特 著 何靜芝 譯
商務印書館
2013-5
然而，如我們所知，猶太人對他所在的地方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一向是被質疑的。紐約這個「家」讓他滿意和感謝的地方，是他不用待在這裡就能感覺到「在家」，甚而，他對紐約的感情並無半點延伸到美國之上。2001年「9·11」事件過去數月後，小布希政府準備出兵伊拉克，朱特帶頭出來指責說：小布希，你是法西斯。
這話可捅了馬蜂窩，最犀利的批評家決不會放過他。他們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罵美國的人，在美國罵美國政府，可比在伊朗、伊拉克罵那裡的政府，或者比在美國罵恐怖分子都要安全多了。一般人則把諷刺對象指向了他的猶太身份：是啊，果真是猶太人，吃著我們的飯，享受著我們提供的自由和安全，反過來還要數落我們的不好。
朱特的「猶太之劫」，就此拉開序幕。這種跟自己身份之間難解的纏鬥，貫穿於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也是他人生最輝煌的十年。用「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來形容他，也許有點過頭，他獲得的譽肯定大於謗；然而，在因為猶太人問題而引發的論爭上，他扎紮實實地遇上了一劫。
一
朱特看不順眼小布希政府，是出於一種偏執：他希望世界能往一個更接近溫和左派立場的方向演變，能建造福利社會，關心平等和民生，故而對布希當政的右傾美國早就一肚子看不慣。然而，他悍厲的指責，卻讓人想起他在之前的著作里對知識分子站隊問題的研究和批判。
朱特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開始的，《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算是他完全成熟後的代表作，從中你能看到他對知識分子「站隊」的反感。「二戰」結束後，「冷戰」把世界一分為二，美蘇兩大集團，兩種制度，兩種意識形態，兩條道路，互相競爭，渴望擔當的成年知識分子都必須擇一方而從，就像投資一隻股票一樣，一旦選擇了立場，就必須投入自己的熱情和精力，賭將來本方陣營會贏。
《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
[美] 托尼·朱特 著 李嵐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
朱特的學術生涯是從研究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開始的，《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算是他完全成熟後的代表作，從中你能看到他對知識分子「站隊」的反感。
朱特不喜歡這些。不過，通讀全書，你便知道他把火力集中在薩特、波伏瓦、梅洛-龐蒂、穆尼埃這幾位共產黨的「同路人」身上。他們的最大罪過，是出於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替蘇聯反人道的勞動營避諱，不敢說出真相。朱特承認，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哀，就是必須在政治上「選邊站隊」，儘管，他的這種悲哀到底還是不及他的反感那麼強烈。
然後，在1995年出版的《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中，朱特提出了三位在他眼裡稱得上知識分子楷模的人物。布魯姆和加繆是左派，阿隆是右派，但他們都是從良知出發來選擇自己所屬的政治派別的；左或者右是他們的原則，是一種有具體內容的訴求，融入到他們對一個更理想的社會的探索和籲求之中。而一旦出現了違背原則的情況，他們也都會從良知出發不平則鳴，絕不唯黨派利益為大。
以色列國旗
《責任的重負》與《未竟的往昔》必須合起來對讀，才能對朱特的戰後法國知識分子研究有所了解。然而，儘管對「站隊」和「採取立場」有著如此精細的研究，在現實之中，托尼·朱特，作為一個不甘於書齋做學問，而像薩特、加繆、布魯姆、波伏瓦等人一樣，發自內心地渴望介入社會政治的學者，也並不能免於「站隊」的嫌疑。
於是，他在「9·11」後的反美立場，就有一種有失理性、為反而反的感覺，他在《未竟的往昔》中痛斥的薩特們的「選擇性失明」，這一回落到了他自己的頭上。
二
斥責小布希是「法西斯」一事過了一年多，2003年10月，托尼·朱特在他心愛的《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以色列：選擇」。這篇文章引發了轟動，為朱特招致了一大群敵人。最壞的後果是，他自此不再只是一個歷史學家，一個呼籲福利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被很多論敵看作是有「黨性」的人：不但反美，而且——如果不說他「反猶」的話——反以色列。
在這篇文章中，朱特論辯說，以色列人在西岸的定居點使得「兩國方案」（政治上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之一，即把包括如今的以色列全境在內的巴勒斯坦地區一分為二，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和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國家）成了泡影。因而，惟一解決困境的辦法，就是創建一個有兩個民族共存的單一國家「以色列—巴勒斯坦」。
《戰後歐洲史·卷一：舊歐洲的終結（1945-1953）》
[美]托尼·朱特 著 林驤華等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4年9月
這個主意不新，後來幾年，還有更多的有識之士（換一個角度可稱「愛幻想人士」）深化了這一方案，有學者甚至把這個構想中的新國家稱為「以色列坦」。
然而，這篇文章使得一向喜歡討論道德良知的朱特，其本人的良知受到了疾厲的拷問。以色列人，親以色列人，以及眾多立場持平的美國猶太人（更不用說猶太右翼），將他的方案看作一種反以色列的「黨性」的寫照，因為「一國兩族」的方案等於是要打破以色列如今的完整性。
要知道，在一個國家裡並存兩個民族（何況是已有近百年嫌隙的兩個民族），絕無可能一碗水端平，任何一方，最起碼都會覺得對方礙手礙腳。對一位歷史學家而言，這樣一種主張，實在是很無視歷史的。
有人質疑：身為猶太人，住在紐約，你把紐約視為一個世界之城而安於其中，這都可以，但你是否能以你的自由立場來審視民族關係緊張的中東，對那裡的政治輕易指手畫腳？還有人乾脆質問：一個猶太人，何以對以色列懷著如此深仇大恨？
三
從「9·11」以來，一直到2010年去世，將近十年間，朱特從一個相對不那麼有名的歷史學家，變成了頂尖的左派公知，聲譽與日俱升。他的論辯體文風（巨著《戰後歐洲史》的注釋驚人地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並不滿足於做一個規矩的書齋型學者），顯示了他正是馬克思所謂的想「改變世界」的人，而通過他更晚的《重估價值》《沉痾遍地》《論歐洲》等著作，讀者得到一種新的認識，即世界不應是它現在的樣子，它可以改善，可以讓更多的人安居其土，享受物質進步的好處。
然而，不管朱特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有多少，因為那篇文章，那個方案，他永遠都無法獲得其生來所屬的民族——猶太人——的容忍。他被打上了「self-hating Jew」（自我憎恨的猶太人）的標籤，跟馬克思（他一輩子不談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和喬姆斯基（以激烈反美兼反以著稱的美國公知）歸為一路。與他相反的是一大批身在世界各地、心裡不忘根基的猶太裔國際知名人士，例如愛因斯坦，在1955年去世前，以色列甚至考慮請他來當總統。
《沉痾遍地》
[美]托尼·朱特 著 杜先菊 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
2015-8
說起來，朱特敢於在「9·11」後談起美國、以色列、中東政治和猶太，本身是勇氣之舉，同他最認同的一位法國知識分子——雷蒙·阿隆——的情況很相似。
阿隆也是猶太人，但認同的是法國，不像朱特那樣一輩子都在尋找認同。朱特在《責任的重負》里寫到他時，也辟出了關鍵的篇幅，談到讓阿隆犯難的猶太人問題。
在上世紀30年代，阿隆洞察到萊茵河對岸德國人的動態，想提醒國民警惕納粹的興起，但他刻意避談納粹思想中反猶太的一面，以免聽者（法國當時的反猶思潮也持續不衰）懷疑他的動機；到了戰時和戰後，阿隆也一直在猶太人話題上保持沉默，連大屠殺這樣的事，他都不置一詞。朱特說，他的謹慎「很令人訝異」。
以色列士兵
直到1967年打響了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阿隆突然爆發了。當時戴高樂說了一句話：「猶太人，精英化的民族，自高自大，作威作福。」這觸怒了阿隆：「我法國人的意識中發生了一次猶太性的爆炸」，他開始批判性地反省自己當初的態度，想要補償當初在猶太人問題上的沉默；他「無法容忍那些一面自稱自己是徹底的猶太人，一面又抵制猶太教和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不過，這種躁動難耐、渴望彌補的情緒也讓善於反省的阿隆深感不安。
寫完《責任的重負》後，借這個契機，朱特也開始清點自己在猶太人問題上的看法。對以色列，他有過第一手經驗：他在《記憶小屋》里說，十五六歲的時候，他就像很多剛開始闖世界的歐洲年輕人一樣去了內心嚮往的以色列，見識過「強壯的猶太文明」，他將這種猶太人自我建設的景況用如下幾個詞來概括：健康、鍛煉、豐饒、共同目標、自給自足、引以為榮的分離主義，還有合作公社裡同齡孩子身上的那股吸引力。「很明顯，他們擺脫了其歐洲同齡孩子具有的憂慮和拘謹（也擺脫了其文化行李中的大部分東西——儘管這個問題直到後來才給我帶來了困擾）。」
《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
[美] 托尼?朱特 著 章樂天 譯
新星出版社
2007-9
阿隆在「六日戰爭」後站出來為猶太人辯護，與他剛好相反，朱特卻是因為「六日戰爭」而徹底改變了對猶太人·以色列的看法。他原本在以色列看到的正面形象，現在因為反感以色列的國家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而大為失色。在戈蘭高地隨軍時，他發現「大多數以色列士兵是年輕的、心懷偏見的城市猶太人。他們同來自歐美的族人的區別，主要在於其盲目自大的大男子主義、目空一切的作風、以及手中握有武器??」
以色列貌似一個大熔爐，實際上仍然奉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並非不可理解的，因為，以色列畢竟是在歐洲猶太人幾乎被滅絕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收容所」，它的猶太公民深味敵視、孤立和冷漠。而托尼·朱特生於英國，以學術為志業，早習慣了在各地飄蕩的生活方式，又因為相信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有著天然的嚮往，故而給以色列開出了「一國兩族」的藥方。但對於以色列的猶太人來說，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國家，賭它的繁榮與和睦，這不是發瘋是什麼？
理想狀況和現實之間，有一道難以彌合的鴻溝，其實就連朱特自己都承認：他的方案「是現實主義和烏托邦的一個前景堪虞的混合」。
四
中東的難題，考驗著這個世界上最優秀、最敢擔當的大腦。許多理論家、政治家、作家涉足之後飽受攻擊，因為任何和平方案都會得罪一大群利益相關之人。那麼，托尼·朱特為何要犯險？怎樣的心理和責任感驅使他去蹚這趟渾水？
因為朱特一直堅持，「猶太性」沒什麼特殊的。他說他是美國人，是歐洲人，是自由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最後，只是偶然地，他還是猶太人。在這裡，他遇到了猶太教中最為古老的緊張之一：普世主義vs特殊主義。兩者的撕扯，超出了他忍受的限度。他的「一國兩族」方案，表明他渴望消除特殊主義，保留普世主義：要讓如今的以色列消亡，要瓦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猶太人，不讓他們本著那種在他看來是陳舊的、落後的民族意識繼續抱團自守。
《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
托尼·朱特 林驤華 譯
商務印書館
2013-5
《戰後歐洲史》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歐洲仍然沒有走出「二戰」，沒有走出陳年的往昔敘事。這個觀點裡隱含著一個關於猶太人的主張，即，歐洲人不應該再忌憚以色列總拿大屠殺說事了。以色列人總拿大屠殺來訛詐歐洲人，而實際上，朱特在21世紀初宣稱，看看如今的以色列，還有人能威脅它嗎？2007年，在一次對德國人的演講中，朱特問道：在今天，你在美國做一個穆斯林，安全嗎？你在英國做個巴基斯坦人，安全嗎？你在荷蘭做個摩洛哥人，安全嗎？難道說，你是個猶太人，你就不覺得安全、不覺得被人接受了嗎？
對那些真正體會著「反猶」的猶太人來說，朱特這些話聽起來，真可謂「夏蟲不可以語冰」。一個美國教授，教席穩定，收入豐厚，且正開始享受人生的巔峰，他無法理解和自己不一樣的人的真實感受。每個人都會被意識形態所蒙蔽，會選擇性失明，會出於某種一廂情願，自覺不自覺地「站隊」，托尼·朱特也不例外，即使他一直捍衛著知識分子的道德，即使他的名字會被一直緬懷下去。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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