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回憶台灣白色恐怖時代
1948年冬天台灣印象
葉嘉瑩（一下簡稱葉）：我1948年春天3月結婚的，當時我還是在教書，那個時候是到南京去教書的，因為我先生那時在海軍工作，在南京。我到南京馬上就找到了一個教書的工作，這聽上也很巧，就是我們租了一個房子，我們對面有另外一間房子。有一位女老師，她也是租了一間房子，那我剛剛到南京，沒有工作還，我就每天就是看書。要不然我就做詩，或者給我北京的同學們寫信，親戚朋友們寫信。對面那個女老師，她在南京一個聖山中學，她是那邊，私立中學的還算校長，她就老看我，每天爬在那裡不是看書，就是寫東西，她就跑來找我，她說他們這個聖山中學要教育的老師，所以就把我找去教書了，所以就那麼在南京那麼短，我們三月去的，然後到11月就是解放戰爭了。
1948年底，我先生在海軍工作，那國民政府人就要撤退，所以那時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跟他坐船，我們從南京到上海，上了那個船叫中心輪，然後就到了台灣，下船的地方就是基隆。從基隆下船以後，因為他們海軍在左營，還在高雄的南邊，我們下船的時候，那天剛蒙蒙亮，還沒太亮，就上了火車，那時候台灣的火車都是慢車，沒有快車，走幾分鐘就停一下，走幾分鐘就停一下，一直走到夜裡11點多鐘，才到他們海軍的左縈。
記者：那你往窗外看的時候，你現在記憶中是什麼畫面？
葉：記憶是因為我們坐的是海岸線，台灣的火車就山線有海線，山線都要鑽山洞的，就是山線，海線好像是走得慢一點，就是沿著海走，那時候我剛到台灣，我就很好奇，我真是覺得台灣的景色，那個山、海，沿海的海邊的石頭，你在我們北京是不靠海的，所以都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景色，所以我這一整天，從天蒙蒙亮到半夜，我就拚命在看外面的景色。
我小的時候在北京長大，而且是在抗戰的淪陷區，平常連城都不敢出的，所以我覺得突然間看到，我從來沒看見過的景色。這是一路就看這一些個山海的景色，等到11點左右到了左縈。那時候當然是台灣，沒有像現在這樣的繁華這樣的發展，我們一天都在火車上，下來就找一個地方吃點東西，因為火車站旁邊就有一個竹棚子，沒有什麼很多餐館、飯館什麼沒有，就是很荒涼的。因為左縈它不是一個城市，它是軍區，就是很荒涼，一個竹房子一個小店，然後晚上那麼晚了，我們就進去，看著他沒什麼。台灣有名的就是米粉，炒米粉，然後我就發現我在白天看到這個景色，就是自游奇絹灌平生，然後晚上，我就在，燈光又很暗你曉得吧？那個竹棚裡邊燈光很暗，那個竹強上都是壁虎，嚇死我了，我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就是這樣。那是我1948年冬天到台灣。
「白色恐怖下的」思想問題
記者：您先生是哪一年被被抓，是1949年？
葉：我是1948年3月結的婚，1949年的8月，我生下第一個女孩，那時候我就已經在彰化另外一所中學教書了，我是到處，我這62年都沒停止過，馬上這個學校接那個學校教書。我還是在一個學校，在彰化，在台灣的中部偏南一點，我在彰化女中教書，我先生在左縈海軍的軍區。那我剛剛去教書的時候，我懷孕還沒有生產，我就住在單身老師的宿舍，可是暑假以後我生產了，而且我說我這個，我生了兩個女兒，生產都是在暑假，連產假都沒請，所以我的教書沒有停過，我就開始去教書，但是有孩子不能住單身宿舍了，那個校長是女校長。她的先生在台北，那個台灣師範大學做教部長，平常也不回家，所以就是一個女校長，她有一個兒子念小學的，那麼她一個人來，她就找來一個她的大學的同學，也是一個女同學，也在這個中學教數學跟物理的，帶著一個念小學的女孩，是兩個媽媽，帶兩個小孩，那麼我也有個女兒了，所以她們就說我們還有空房，你也過來住吧。我們就三個媽媽帶了三個小孩，就住在校長館舍裡邊。
葉：那時候就是1949年的聖誕，我女兒是8月出生的，那聖誕的時候，是聖誕夜嘛，12月24號晚上，我先生就從左縈到彰化來看我們，我還記得當天晚上吃過晚飯，他還跟校長兩個人在下跳棋，那很晚了我們就睡覺了，第二天天沒有亮，就有人敲門，敲門就是來一群海軍的人，就把我們住在那個房子的東西，沒有翻校長那邊，就是我跟，我自己這個住房通通翻了，所有的東西都翻了，然後就把我先生帶走了，我當時也不知道他什麼事情，因為他們帶走他也要坐火車走，我就匆匆忙忙抱著我的女兒，就跟我先生一起上了火車，就一直陪他一直送到左縈，送到左縈，因為左縈這個工作是我先生的姐夫介紹他去的，我就到他姐夫，他姐姐家，然後他就被那些個海軍的那些個軍隊的人就帶走了。
記者：這一關就關了三四年吧？
葉：對，他關起來以後，我本來等兩天，我是希望得到一點消息，到底怎麼樣，那就打聽不到任何的消息，沒有結果了，雖然他的姐夫也是在海軍工作，他也打聽不到消息，那我不能不生活，所以我就抱著女孩一個人坐火車又回到彰化繼續教書。
記者：可是您看您小時候家境很優越，到了後台，您一直在學校教書，整個的環境都比較地單純，突然間遭到了這樣的變故，那個時候對你來說是很大的打擊。
葉：很大的打擊，但是我回來以後人家問，說你先生怎麼樣？我說沒有什麼事。
記者：非常鎮靜。
葉：而且不露聲色，我說沒有什麼事，因為如果我先生有了，他們那時候叫白色恐怖，思想問題，所以白色恐怖就是這個國民黨剛剛撤退到台灣的時候，他們就很害怕共產黨也打過來，所以他們就想很多大陸的人，說不到思想都是左傾的，是共產黨埋伏的間諜，抓了好多人。說當時蔣介石說，寧可錯抓一千也不能放走一個人，當時就是這樣說，所以他就。但是我不能說，因為我如果說他有思想問題，那可能這個學校馬上就不叫我教書了，我就無家可歸了，因為我們都是離鄉背井的，有工作才有宿舍，然後才有薪水。
帶著襁褓中的女兒入獄
教到第二年，就是1950年的夏天，6月，這個女中剛剛考過學期考試要放假了，又來了一批當地的，彰化的警察局，我先生是被左縈的海軍抓走的，這是當地的彰化警察局，這一次來，就把整個我們的宿舍，校長她的那個同學，還有我都帶走了還不說，這個學校裡面的另外的六個老師一起抓進去了，所以你們不知道台灣屬於白色恐怖，所以那時候抓了好多人。
記者：那麼在那種白色恐怖之中……
葉：我就帶著女孩進去的。
記者：又得帶那麼小的孩子，然後又得教書，那那段日子過得應該是很艱苦。
葉：當然，那當然是很艱難的，我那時候不過是1950年，我那時候不過26歲。
記者：除了教書自己還要做家務嗎？
葉：當然要做家務了。
記者：以前都沒做過家務吧？
葉：沒有，我在北京的時候，那時候做，以前我們家裡很好，我們家裡那個當年，從前的時候有什麼門房什麼的，還有這個傭人，燒飯的什麼都有的，後來抗戰之後，就比較簡約下來了，就只有一個煮飯的傭人，再後來就連煮飯的傭人都沒有了，就是要自己燒飯了，本來是我婆婆燒，我母親也燒，那後來我母親去世了，就是我考進大學那一年我母親去世了，但是我們沒有分家，我伯父伯母一直對我們很好，所以我伯母就說我們就合起來吧，所以就是我伯母燒飯。
記者：那您後來自己燒飯是無師自通？
葉：鍛煉了，那個時候，我在校長家裡頭不成問題，因為校長她有做飯的什麼，她做好飯我們三個人一起吃，那倒沒有問題。等到我被關了以後，因為我的女兒是吃我的奶，她不吃奶粉的，不吃奶瓶的，所以我是帶她回公安局去的，他叫我們寫什麼自白書啊，寫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然後他就說要把我們送到台北的憲兵司令部，那當時不是被關的有很多人嘛，我就抱著我的吃奶的孩子，去見了他們警察局的局長，我說我帶著孩子，反正我跑也跑不掉。我說我先生已經被關了，我是離鄉背井在外面，我無家可歸。我說至少這個學校我還教了一年書，我有些個同事，我還都認識的，還都熟悉的，你要把我帶到台北，關到台北憲兵司令部，萬一我跟我女兒什麼事情發生了，連個聯繫的人都沒有。我說你要關就把我關在這裡，我也跑不掉，是吧。他後來跟我談話，寫自白書，他發現我這人確實對政治根本都不懂，而且我有一個吃奶的孩子，就把我放出來了。放出來，本來我也可以回學校去教書。可是很多人就說，說你有了這件事情以後，回去教書，就是好像是，那個環境對你不太好，萬一再有什麼事情呢？所以當時我就離開了，就離開了彰化。離開彰化以後我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就無家可歸，連個安生之處都沒有，我先生還在海軍被關著，所以我就抱著我的女兒，又搭火車跑到左縈，還是投奔他的姐姐，我先生的姐姐。
帶著吃奶孩子一個人教書的日子
葉：因為他們是在左營，他的工作，我先生工作也是姐夫介紹的，我只要打聽我先生的結果下落，到底是判了罪名，是怎麼個情況呢，我就到他們那裡去了，到他們那裡去呢，他們住家也不寬裕，還姐姐姐夫住一間房間，他婆婆帶兩個孩子住一間房間，他只有兩間房間，所以我沒有房子住，也沒有床鋪，也沒有房間，那就是他們的走廊上，那木地板的走廊，那天在我的那個住房說，就是現在我們的房子一個走廊，晾衣服的架子，就是那個走廊，就是等大家晚上都睡了覺，我就鋪個毯子，帶著我女兒在那裡睡覺，那是暑假，很熱，你知道南台灣，左營還在台南的南邊，那時候白天，人家要是午睡人，小孩子不管人家午睡，吵嘛，然後我就把我孩子抱出去。左營的軍區，剛剛新建的軍區很荒涼的，我們的宿舍區在一個地方，我先生被關在軍閥處，其實他當時還不是關在左營的海軍的軍區，我後來知道，我先生是被關在鳳山的山裡邊的。
記者：不是在左營的軍區裡邊？
葉：不是在左營軍區，是另外有一個鳳山的山裡邊，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那時候我要問這個結果，我只能找軍閥處，所以他們午睡的時候，我就抱著我的孩子在南台灣的艷陽烈日之下，抱著我孩子走很遠很遠的，非常荒涼的路，從住宅區，走到他辦公室的軍閥處去問，打聽我先生的下落，沒有一句答覆，還沒有什麼，還不知道，都沒有。沒有人肯透風風聲，為什麼原故也沒透露風聲。
記者：後來您先生被放出來以後，你們兩個人一定會回憶起在那些日子裡面，互相都是怎麼過來的，那個時候你們的感覺誰更難過一些，誰的心理上會更焦灼？
葉：我後來，有人介紹我到一個私人中學去教書，因為我總要謀生，我一個人帶小孩子，所以就找了台南的一個私立的女中去教書了。教書的時候，那我是一個年輕的，20多歲的婦女，帶著一個吃奶的孩子，我先生三年多四年都不出現，人家都覺得我很奇怪，這個年輕的女的帶一個吃奶的孩子，先生從來不出現，我還是沒有講，我從來沒有講過。
記者：那人家問您您會怎麼回答呢？
葉：我就說他工作很忙，就是這樣子，他在左縈，工作很忙，那他們就猜啊，一定是她先生有了外遇，我也沒有解釋。因為你要說，如果我說我先生有思想問題，那這個私立中學就不敢請我了，我就馬上又無家可歸了。所以我只好這樣做。
記者：嗯，那個時候女兒可能在成長過程中，也過早地就體會到這個世態炎涼，體會到生活的艱辛。
緣定三生羞澀澀
葉：你剛才問我說有沒有談什麼話，我先生是一個不交談的人，他所有的一切他從來不談的，他不肯交流，也不肯談的，你問他是怎麼樣，在裡面是什麼，他絕對不會說的。
記者：他就是這樣一個性格是嗎？他是在監獄裡出來以後就變了？
葉：我跟我先生的結婚是因為我從前關起門來長大的，我從來沒有交過男朋友，沒有談過戀愛，沒有經驗，所以沒有經驗，當然是那天他還在說，葉靜，你當然有很多人追求你吧？那個時候我上大學有人寫信，因為沒有人敢跟我講話，而且我那時候很害羞，不像現在這麼開放，很害羞的，所以不敢，有人寫信，但是我也不知道寫信這人是誰，我也不能隨便給人家回信。所以我是沒有交，確實沒有交過男朋友。我先生怎麼認識的呢？其實是我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女老師，是教我英文的其實一個教英文的女老師，是我先生的堂姐，我是，我這人天生來，反正是我教書的時候，我很喜歡教書，我做學生的時候，我也很喜歡讀書，我倒沒有說爭分數，爭名次，但是我是天生來喜歡讀書，所以我的老師都很喜歡我。
葉：那個女老師其實是我初中的英文老師，那個平常都是有時候過年過節我去看她，突然間等我大學都畢業了，有一年春節，她跑到我家裡面來看我，我就覺得很奇怪，我說這個老師怎麼會想起來今年跑到來給我拜年了呢？其實我後來我才知道，就是因為我先生啊，我先生說起來，他這個人真的是很什麼的，他是在日本時代就被關過，這個北平淪陷在日本時代他就被關過，關過以後，日本人把他放出來以後，這就是後來別人告訴我的，他自己跟我什麼都不說的，他被日本人放出來以後，其實他去了日本，他在日本的一個什麼新聞裡邊工作，然後他又離開了日本去了後方，去了大後方，然後1945年勝利的，他是隨著勝利從後方回來的，從後方回到當時的北平。
葉：我現在在想，他的堂姐最初是給他看了我的相片，可是真正並沒有把我，說是介紹給他，只是說了有這麼一個人，把我的相片給他看了，然後沒有正式給他介紹，然後他呢，他當時是他父親給他安排了一個工作，在秦皇島一個煤礦公司工作，他煤礦公司裡面有一個同事，這個同事是我同班的一個女同學的男朋友，也是輔仁大學國文系的，那我先生就打聽到，他那個同事的女朋友也是輔仁大學國文系的，他就找了人家，找了我那個女同學，也是過年的時候，就說同學約大家去聚會，那我就到我同學家裡去了，家裡去，見到他才跟我說，他就說他的堂姐是誰誰誰，是我的老師，他又說他自己一個親妹妹是跟我同學。
葉：雖然不在一個班裡面，但是是同年級怎麼樣怎麼樣的，然後就在那個同學過年，玩了以後呢，我們就晚上就回來了，回家當然都是騎自行車嘛，騎自行車，我先生就說，說天這麼黑了，他說我也騎自行車，我可以陪你，送你回家吧，那他是，他是我老師的弟弟，我也不好像別的同學就轉眼就不理，那我，他就跟我送到我家，所以他就認識了我們家，認識了我們家呢。然後這天下有巧的事情，就是他的一個同學的弟弟是跟我弟弟同學，所以他過了兩天就找了他那個同學的弟弟就來找我弟弟，從此以後他就常常來，常常來，我不說我們南房三間是空著的，一共是五間，有兩間是，都是書架，有三間還是空在那裡的，就擺了一個乒乓球台。
記者：裡面還可以打乒乓球是吧？
葉：對，所以他就每次就來跟他那個同學的弟弟，跟我的弟弟，就打乒乓球，有時也把我拉去打乒乓球，有的時候又打什麼撲克牌什麼什麼的，所以就常在一起玩。
記者：所以你看你的先生不喜歡說話，還是很有心的。
葉：確實，確實這樣子，但認識了一年多，差不多兩年了，可是我始終沒有答應過他，就是你們現在男生跟女生，說沒有感覺，就是沒有感覺，真的是沒有感覺。
記者：那後來是因為老師又從中做媒？你才提親？
葉：還不是，我這人有點傻瓜，是沒有感覺，沒有感覺是我就沒有答應過他，那他不知道什麼原故，他就把秦皇島的工作丟掉了，就失業，失業呢，他也從來一直到現在，我們結婚明年就是60年了，他從來沒有告訴我，為什麼人家不要他了，還是就是他就丟掉了他的工作，丟掉工作，我這人就是很好心，我從《論語》上學都是弱德之美，什麼行有不得，都翻求補給吧。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因為他常常跑回來嘛，因為他秦皇島上班，可是他常常每個禮拜什麼都跑回來，就到我們家來找我弟弟打球什麼這樣那樣的，我就想是不是我耽誤了他的什麼事情，因為他常常跑回來，所以把工作丟了，然後他又生病，後來他的姐夫，就是在南京的海軍工作，因為他失業很久了嘛，是貧病交迫，貧病交迫呢，他的姐夫就說給他可以介紹一個工作到海運去工作，他就跟我說了，我不跟他訂婚他就不走，我想他如果是為常常跑回來丟了工作，我真的很好心，真的是，所以我就答應他了，就訂了婚，就是這樣子。說起來就是跟笑話一樣了，現在聽起來。
葉：沒有工作，那我這個人就天生來是教書的嘛，不管在那裡我教書都教得不錯，人家都留下我的好的印象，所以台北二女中有一個老師是從彰化女中，就是我們被關的彰化女中，原來是彰化女中一個訓導主任，一個女的。她因為我們都離開了彰化女中，校長都被關了，她被關了好多年，在憲政司令部，所以這個訓導主任就到台北的二女中還做訓導主任，她就找了我，她說我們這裡需要一個高中的老師，她就約我去，那我先生沒有工作，我就跟她講了條件，我說你如果同時能夠給我先生找一個工作，我就過來。她說好吧，就我去教高中國文，我先生教初中的公民，就是這樣子，我們就去了台北。去了台北以後呢，就是有輔仁大學的我從先的好幾位老師，當時都在台灣大學教書，在此之前，1949年春天，我沒有被關的時候，我曾經到過台北，那個時候就因為我的老師顧隨先生，叫我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因為有很多都是我老師的朋友，我就去看望他的老朋友，那個時候就是你問我為什麼到天津來呢？李繼野先生，以前南開大學外文系主任的，李繼野先生是學外文的，曾經追隨過魯迅，翻譯過很多小說的，李繼野先生，當時李繼野先生在台灣。
國文教師苦學英文900句
記者：在哈佛那時候講學，不僅要用英文講，而且還得講中國的這些。
葉：還不是，在哈佛並沒有，這個你要這麼追我這故事可能很複雜了。我的英文其實並不好，因為我的老師也是學外文的，我父親也是學外文的。我小學也背一些兒歌總而言之，可是我從中學，日本人來了開始，我就把英文丟下來。大學我學的是中文系，所以我並沒有學這個外文，可是我不說我到台北，然後就被拉去教大學，然後在台大後來就教詩選、杜甫詩，丹江也詩選、詞選什麼什麼一大堆，然後輔仁大學復校了。就是戴軍仁先生，戴軍仁先生是我大學的大一國文的老師，他當時也是台大教授，他做了輔仁大學，台灣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也把我拉去教書，所以三個大學，所有的詩選、曲選、杜甫詩，桃仙詩人，都是我在教還不說，我剛才還說了，我除此以外還在教育部的，台灣教育部的大學國文的廣播電台播講大學國文，我不說我教了這麼多學校嗎，後來有了電視，我還在教育部的教育電視台講古詩，所以那些個西方人要想學中國古典文學的，我們大陸是封鎖，不跟資本主義來往，對不對。所以就都到台灣來學，台灣來學，他就會碰到這葉嘉瑩怎麼這裡也教，那裡也教。
葉：所以我在台大教書的時候，就有這些西方的學者來聽課，西方學者太聽課，然後詳細的我還不知道，總而言之有一年，有一年那個校長，台灣大學校長，當時是錢司令，錢司令就跟我說，這是個偶然的機會，因為每年暑假學生畢業就有謝師宴。就請來了校長、老師，就是在1965年，1965年中文系的謝師宴的宴會上，請了錢司令校長，錢司令校長來了，就見到我，說葉先生，你要準備準備英文，因為我同意了把你交換到美國，就這麼告訴我這麼一句。然後學校就給我安排，讓我去補習英文，讓我去補習英文，我這個人還是真的是挺用功的，所以我在學校裡面讀書，老師都喜歡我這個好學生，你知道我去補習英文，學校安排的說把你交換出去，我們念什麼呢，這些個出去的人，念英文900句聽說過嗎？
記者：我們好像上學的時候也學過英文900句
葉：對，英文900句，教書的老師當時都是外國人，美國人，就是他不說中文的，就是你要知道學另外一種語言，就跟我們學古詩一樣，是另外一種語言，另外一種語言除了你多說，多背以外，沒有更好的學習方法，所以那個老師是外國洋人，他就讓我們背，你那個英文900句都是廢話，也沒個故事，也沒個情節，一句一句要背，你曉得，不過我這人從小是背慣書的。
記者：但是也不夠你日後到了美國去教書的時候，應付去講課啊。
葉：那因為現在是交換，把我交換去，我就跟校長說了，我說我的英文不夠好，他說沒有關係，他說你去教的是他們東亞系的學生，東亞系的學生是學過中文的。而且在你真正出去之前，你補習過了，現在你馬上要出國了，外國人很嚴格，有口試，所以那天就是劉重紅就是關這些中美交流的，就通知我去口試，那我就去口試，那口試我的人是誰呢？是哈佛大學一個教授，原來哈佛遠東系的系主任叫海托爾先生，他的口試，都英文嘛，反正他都問我英文，我這個人反正我就用英文回答。
匆匆忙忙去哈佛
葉：海托爾先生在吃飯的時候，給我談了很多的中國古典文學，但是他也是用英文，我這個人，我不是很能背嘛，而且我是教古典文學的，杜甫、李白我總是知道，我可以簡單拿英文回答他。那吃完飯以後，劉重紅教授就雇了一輛計程車送我到我的家。
海托爾教授問我，說如果哈佛大學有機會你願意去嗎？哈佛大學是美國最有名的大學，我說我願意去，當然開開眼界嘛。我就回家了，好，這個第二天早晨，劉教授的秘書就又給我打來了電話了「昨天那個海托爾教授把你送回家以後，他就原車回到劉教授那裡，說哈佛大學要請你」，我說不行，我說錢校長給我交換的是密西根大學，那個海托爾先生就說，說你跟她說交換的教授，可以學校派人，他不派你，就派另外一個老師去交換，你就到哈佛大學來，他讓我去跟錢校長說，我這個人是很聽話的，我就跑去跟錢校長說。錢校長一聽就非常生氣，說我是前一年告訴你的，說要把你交換去，還叫你補習英文，現在馬上人家要開學了，現在是6月，9月就開學了，你怎麼能夠臨時說不去了，不可以了，你一定要到密西根去。那我就告訴劉教授，轉告這個海托爾先生，我說錢校長不同意，我不能去。這個海托爾先生，因為他正在研究陶淵明的詩，他是很想找一個中國人去合作，所以他就想，他說這樣好了，密西根大學是9月開學，那時候不剛剛6月嘛，你現在馬上，我就先請你到哈佛，你兩個月，三個月以後，你再去美國密西根大學。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就去了哈佛大學。
「何以天公人罰我」——女兒的離去讓我倍受打擊
記者：離開故土那麼久，1974年你是第一次回國。
葉：我在加拿大教了幾年書以後，然後那個時候我都不敢跟我們祖國通信了，因為那時候這個西方資本主義沒有往來，後來加拿大建交了，加拿大跟中國建交了，我就想加拿大既然已經跟中國建交了，我們應該可以申請回國探親了，所以我當時就寫了一封信，就是說我要回國探親，那我這封信就寄到我的老家。那個時候我們老家沒有搬，雖然是大雜院，但是我弟弟還住在那裡，所以他接到我的信，他又問了領導，領導說可以回信吧，就回信，所以我是1974年就第一次會到祖國來，我寫了一首長詩，關於這一次的經過，你可以參考這首長詩，叫做祖國行，2700字的長詩，記載整個的歷程。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還是在文革中間，我想我以後大概只能夠以一個外國遊客的身份來旅遊了，我不能回到祖國來工作了，這是當時的想法。可是1976您以後，四人幫垮台了，所以1977年，1976年就是那年一方面咱們國內是四人幫垮台了，另外在我自己個人的人身上發生一件很大的不幸，就是我剛剛結婚三年的大女兒，跟我的大女婿他們兩個人出去的時候，發生了車禍，兩個人同時不在了，那個時候呢，我就把我自己關起來，因為你一見到朋友，人家一問起來，這都是很難過的事情，那我一說就會哭，或者會流淚，所以我把我自己關起來，關起來我寫了好幾首詩，在我的詩詞稿裡面有，就是悼念我女兒的，我寫過悼念我母親的詩，我母親去世，悼念我父親的詩，現在我寫了悼念我女兒的詩，所以我說一生幾度有顏開，我這一輩子，真正能夠開顏，歡樂的日子是不多的，風雨逼人一世來，狂風暴雨，不管是災年還是生活的要插孔的種種的艱難，風雨逼人一世來，何以天公人罰我，就是上天還給我懲罰，不寧歡笑但余耳，到我老年50多歲，還給我這麼大的一次打擊，這是1976年的事情。
從北大到南開
葉：1979年夏天，我就得到國家的回信，說歡迎我回來教書，就安排我到北大去教書，所以我就在1979年的春天，3月，我就回到自己祖國來教書了，我就到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反應也很熱烈，當時接待我的陳一興先生，袁行佩先生什麼的，好幾位先生，我們都談得非常好，可是這個時候我就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消息，說南開大學的李繼野先生雖然是在文革時候受過衝擊，現在已經回來了，在南開大學的外文系怎麼樣怎麼樣，因為李繼野先生我跟他是在台灣就見過的，他是我的老師的好朋友，而後來因為白色恐怖我被關了，他就跑回來了，所以我看到他的消息我很激動，那個時候，你想1949年到1979年，是整整30年了，距離我從到台灣見他，真的是30年了，我就馬上寫一封信，就問候李先生，我說我現在已經回國，在北大教書，李繼野先生馬上就給我一封回信，說你回來教書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說是但是北大的這個老師教古典文學的很多，我們南開很多老先生，在文革的時候受到衝擊很多不在了，我們更需要你，你到南開來吧。這是李先生叫我來，所以我就來了。
葉：那時候我就在南開教書嘛，說乾脆讓他到南開好了，我說好啊，我南開還念中文系，中文系老師都跟我很熟，我說把他託付給中文系的老師好了，所以我小侄子就到南開大學來讀書，他南開。
記者：你的親人就在身邊了。
葉：他南開大學畢業以後，後來他出國，現在在日本北九州大學教書，他是南開校友，然後他到日本，認識了一個日本的女孩子，這個女孩子是研究，本來是中國歷史，後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日本的女孩子，叫同島熏子，同島熏子要進修中國古典文學，又來到南開大學念的一個碩士學位，回去又念一個博士學位，現在也在日本的一個女子大學教書，那這個時候我還沒有讀書。我就是利用暑假期間，放假期間，或者我在加拿大請求一年休假，就是我只拿60%的薪水，就給我一年的假期，你就可以回來教一年，所以我看見過馬蹄湖的荷花開，我在這待一年嘛，那後來我一直到我1989年，1990年，我加拿大退休了，當時我其實，我在大陸教了太多的大學了，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一直教到新疆的大學，教到甘肅的蘭州大學，我教了太多的學校。那後來我退休的時候就很多別的地方的人就問我要不要回來，在一個地方教書，那當時呢，我就選擇了南開，因為南開畢竟離北京，離我的老家比較近，而且我的侄子跟我的侄媳婦都是南開的校友，所以我就選擇了南開。選擇了南開就本來只是教書而已，但是我這個侄子是很喜歡多事的人。
葉：當時的，所有南開的工作人員都知道，當時的南開的這個什麼，這個外辦的主任是龐先生，姓龐的一位龐先生，那個龐宋風旁先生，這個龐先生跟我侄子兩個人很熟，我侄子從日本每年都回來。這個外辦的龐先生就跟我侄子說，說我回來不要只是教書，說最好辦個研究所，其實他們那時候本來是想把我的研究所掛在他們的外國語學院，外國語學院現在只是教語言，如果成立，成立一個外國語學院研究所，他們就可以也有研究生了，就想要這樣辦，本來他們是想讓我這樣做的，我當時就說不成，我說我這人只會教書，我說我對於行政完全都不懂，何況中國的行政，我更不懂了。他們說沒有關係，你只要來，我們自然會有人管這些行政的問題，就說來說去，所以就說弄個研究所，當時還不叫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所，叫中國文學比較研究所。
記者：這樣和外語會沾點邊。
葉：這個名字很奇怪，教了幾年，可是因為外語學院沒有成立研究所，沒有，所以那我就空空叫研究所的名義，但是還沒有能夠真的招研究生，這個時候就是加拿大的，我的一些朋友，就知道我在這邊成立了研究所，當時剛剛辦的時候也很困難，就我們研究所就是掛靠在地方，有沒有真正的什麼經費，什麼辦公啊什麼都，很困難的。所以就借用了東方藝術系的一間房間做我辦公室，借用一些教室。我侄子我就在埋怨他了，我說你教我來，我也辦不下去，怎麼辦呢？又沒有經費什麼，我侄子就每年帶一批日本的學生到這邊大樓，就給我蓋了個研究所的大樓，然後呢，然後這個時候呢，那個中文系陳洪先生做系主任，就是說把我們這研究所離開這個外語學院，到中文系來了，所以我們就等於就到中文系來，現在我們是屬於文學院，文學院下邊有中文系，有我們中國古典文化研究所，有東方藝術系什麼的，屬於這方面，屬於這方面的，所以我們就跟中方系合在一起了。
記者：我知道你除了研究所以外，還有您在UBC大學的退休金，做了兩個獎學金，獎學金的名字分別叫托安和詠言。
葉：這個不是在UBC，這就是在南開大學。
記者：你用UBC的退休金是吧，做的這兩個獎學金？
葉：對對對，我想既然是學校教我來教書，我現在就是我說，自從我女兒出了那個意外的車禍以後，都不在了，我就覺得人生實在是太渺小了，在時間上，我們是短暫的，人生不夠數十寒暑，在空間上我們也是狹小的，就跟你周圍的這些個環境，所以就是人生經過最大的痛苦，最大的苦難以後，反而把小我打破了，個人是短暫的，文化是永恆的，所以我當時就把我的退休金就是成立了兩個，建立兩個基金，托安獎學金，托安用的是我老師的，安明他的別號，叫托安。
記者：顧隨老師的別號。
葉：顧隨老師的別號，所以我就想，因為我的老師，其實我當然根本沒有時間講，就是我當年離開北京到南京去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我的老師給我寫了一首詩，說分明一見旁其北，船筏趕煙無道難。我的老師同時給我寫了一封信同日，說苦水，他自己稱號他自己別號是苦水，說苦水假設有法客船，則所有法足下以近得知，此語對苦水為非誇，對足下以非過運。他說假如我苦水真的有法可以傳的話，那麼所有的法你就得到了，所以他給我一首詩，說船筏趕煙無道難，他說我到南方去是不是把他的法帶到南方了，所以我就想我對不起我的老師，沒有作出什麼事情來，我的老師還對我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就用我的老師的名字，別號立了托安獎學金，那麼另外我又成為一個詠言的這個研究基金，詠言大家一聯想也聯想到詩經的，詩言至歌詠言，覺得我是教詩的，所以就詠言，其實還不是，詠言就是結合了我那個車禍去世了，我女兒跟我女婿的名字，我的女婿名字叫詠庭，鍾詠庭，我的女兒叫趙言言，所以詠言是他們兩個人的名字，所以托安獎學金是紀念我的老師的，詠言的這個獎學金的名字是紀念我的女兒跟女婿的。所以我現在就覺得我就是為了，為了中國古典文學能夠傳播，所以我真的是，這是我的餘生惟一可以做的事情了，就是這樣子。
曾經想過自殺
記者：我剛才聽您講述，不論是講到說先生關起來那段艱難的日子，一個人帶（女兒），還是講到後來大女兒跟女婿不幸的遭遇了意外，我覺得您都特別平靜，我想知道就是面對艱難和這種不測，支撐您的那種理念到底是什麼？
葉：就是我也不是一直這樣樂觀的，我在最困苦的一段時間，前幾天我在他們，我的學生的班上講到，王國維的悲觀哲學，說王國維後來自殺了。其實我最困難的未來的困苦，我還其實，我可以忍受，其實是真正的就是家庭之間的一些個痛苦是更難忍受的，所以我其實也曾經想過自殺。
記者：你真的想過嗎？
葉：我很認真地想過，我想自殺有什麼方法是最好的辦法，就是煤氣。因為你不知不覺你就離開了，但是我畢竟沒有做。
記者：這在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想到的？
葉：是我就是我後來是解脫出去了，因為我真是為這個家庭可以說我從，我1948年結婚，1949年生下我的女兒，我先生就被關了，從此以後他沒有工作倒無所謂，我覺得艱難一點，我可以養家的，可是我先生，我就是說他不知道是因為他的被關了，或者是被什麼，總而言之，他這個人是沒有一種，你說他回來什麼可以講講，你在苦難時候遭遇，他在被關的遭遇，他不講，他沒有，他不肯交流的，他是一個從來不肯交流的人。而且他，因為他有很不得意嘛，他又被日本人也關過，白色恐怖也被關過，而且他平生實在沒有什麼就是完成，或者是什麼，所以他，而且他的傳統的中國舊的男人的那種想法，他是覺得，後來都是我出去工作來養家嘛，他心裡不大平衡
記者：所以您會在就是很…想到自殺？
葉：他而且是有的時候是非常凶暴的。
從師生情誼中得到心靈的慰藉
記者：像您這樣一個很理性的，讀過那麼多的詩書的人，會想到自殺，我會想到那個時候，我可以想像那個時候，你可能承受的一種壓力，還有自己感覺到的那種孤獨。
葉：我其實不大誇張這一方面，我也不大談這一方面，我還是很堅強的，我就是，你像我先生被關著，我沒有對任何人，就是我真是那時候要自殺，我也不會表現，我也不會對任何人說的，只有做出來再說。但是現在我已經打破了，我經過歷經苦難以後，當最大的苦難發生了，當我女兒又去世了，我反而把自己打破了，我自己說的，我現在不再為個人而活了。一切都過去了。
記者：你彷彿從這種師生的情誼中得到很多心靈的慰藉，您剛才談到您的老師，談到您教師的一些學生。
葉：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因為在我們就是在人生裡邊，真正你的思想，就是說能夠接近的是你的老師跟你的學生，所以我常常開玩笑，我說古代文學皇帝要給你誅滅一家的時候，不但是你家族的九族，有十族，有老師那一族，因為學生跟老師的影響是很大的。
選自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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