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呂、嚴諸公對於陳寅恪史學之批評

來源：豆瓣

作者：白鷳

陳寅恪無疑是上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但今天大多數人對他的了解，都是來自紀錄片、傳記以及其他二手資料。討論最多的，還是其奇聞軼事，以及那一方海寧王國維紀念碑。但同時代的很多學者對陳之史學，除了讚歎之外，其實也頗有些微詞。讀書之餘，隨手摘抄幾例，並稍加辨析之。

陳讀書之廣博，20世紀中國學人罕有能出其右者，如吳宓1920年正月四日的日記寫道：「陳（寅恪）君述男女色慾之事...陳君謂...凡情慾不得而用之於正，則異事遂生，如手淫、男色、對口，已及人與獸交，生人與死屍交等，統名曰：Perversion。又或欲深不遂，非以他術助之，不能盡意，如春藥，御女車，及炮烙女體，使負痛難忍，乃恣歡洽，等等，統名曰：Inversion。此二類皆人性之反常者也。南史、北史、元史等，中記此類事甚多。《金瓶梅》、《品花寶鑒》等，寫淫之書，以科學之學理按之皆合，並非妄談，特不如西儒搜考之詳盡耳。又日常諸多小事，初若偶然，而細稽之，則皆色慾之表現，而遵守科學上之定程者。如跳舞時之偎倚跳躍，接吻，握手，口上吃胭脂，小兒之揉乳，香水之施用，小兒以食指入口中等等，悉是也......」

（《吳宓日記（第二冊）》，三聯，1998，p.119-120）

此段重口味內容，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未收錄，也許是嫌其略有不雅而不取，為尊者諱歟？其實大可不必，單看這條史料，便知陳實無愧於雨僧「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之譽也。

但陳最大的問題，是作文不講取捨刪裁。做短文章時（如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還沒有這個問題，所以能將其博學優勢發揮得最淋漓盡致；但一寫長論文（如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便開始拖泥帶水，功力深固深矣，考據精固精矣，但卻令人難以卒讀。

錢穆對這一點說得很直率：「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國維），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之三四，始為可頌。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

（致余英時書，見《素書樓余沈》，九州出版社，2011，p.358）

錢穆還曾回憶道：「昔在北平，吳其昌初造《金文歷朔疏證》，惟陳寅恪能見其敝，而陳君深藏，不肯輕道人短長，因此與董君同事如此之久，而終無一言相規，則安貴有賢師友矣！所謂老馬識途，貴在告人此路不通，則省卻許多閑氣力。」

（同上，p.279）

蓋錢穆之性格，為典型的多血質，所以喜歡直言不諱；而陳之性格，卻是典型的粘液質，其人內斂陰鷙，不善交際。按榮格（C.G.Jung）的心理學理論，所有人的性格都有兩面互補性（Every thing living striving for wholeness），所以在日常交際中不善表達的人，需要額外的補償性（compensatory）機能。這也能解釋為什麼陳寅恪作文時，一旦有機會，便忍不住要發泄個人之情感，尤其在晚年著作中，感時自傷的篇幅更多。這一點使他的著作枝蔓蕪雜，大失論文章法。

至於陳的性格對其一生學術成就的負面影響，嚴耕望言之更詳：「我想陳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體健康太差，又是悲觀主義者，自不勝負荷其志願...另一方面仍不脫才子文士的風格，不是個科學工作者，所以雖有大志而似無具體計劃，也不會能耐煩的去做一個有組織的大工作。」

（見《治史三書》，世紀出版集團，2011，p.101-102）

歸田先生又曰，陳寅恪治史不會選題，更是一硬傷，比如晚年寫煌煌三大卷《柳如是別傳》，「既發憤著書，何不上師史公轉悲憤為力量，選取一個重大題目，一抒長才，既泄激憤之情，亦大有益於人群百世，而乃『著書唯剩頌紅妝』，自嘲『燃脂功狀可封侯』耶？真令人悲之惜之！...這種繁瑣的考證體裁，寫幾萬字篇幅的文論並不妨事，寫小的書頁還可用，像《別傳》那樣七十萬字以上專題研究的大書，我想絕不適宜。」

（同上，p.171-172）

在陳寅恪史學研究的三個階段中，成就最高的，還是中期的隋唐史研究，包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雖然，亦有可商之處。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就認為，陳寅恪認為中唐之後，河北地區已為異族所遷居，並舉韓愈、杜牧二人之文為證，但是：「韓公之文，乃諷董邵南使歸朝，非述時事。杜牧之雲，則謂盧生未嘗讀書而，非謂其地之人，舉無知周公、孔子者，生因是而無聞者也，豈可以辭害意？...陳氏之論，於是乎失之固矣。」

（《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2005，p.660-662）

所謂「失之固矣」，其根本原因乃「過求別解」，對一些歷史現象，硬要在表面的規律之外，更往裡深鑽一層。陳認為唐朝時，山東士族尚禮法、經學、門第，武則天代唐後為摧抑之，故意用科舉提拔文辭之士，遂開此後牛李朋黨之爭。呂思勉認為，此說之問題，在於過於強調武則天個人的作用：「治化之興替，各有其時；大勢所趨，偏端自難固執...故隋唐之世，文辭日盛，經學漸微，浮薄成風，禮法凋蔽，實為大勢至所趨。高宗、武后，亦受其驅使而不自知而。以為武后有意為之，以抑厭唐室之世族，又求之深而反失之矣。」

（同上，p.663）

要之，陳寅恪一生，讀書極多，抱負極大，於己之期冀極高，但又拘於時勢、健康和性格，著作較少。於是每欲於相對有限之著述中，發古人所未發，卓然高懸於眾儕之上。又生性悲觀，作文時不注意控制個人情緒，一發感慨便滔滔不可止。晦翁曰：「寧詳勿略,寧近勿遠,寧下勿高,寧拙勿巧」，實齋曰：「凡讀書作文，善取不如善棄」，此實為學者所應共鑒也。

編排：@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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