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濤：「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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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究竟該如何評價新文化運動，在各種思潮活躍的今天，可謂眾說紛紜。甚至在家庭倫理、禮教制度等方面，也出現了所謂保守主義式的「回潮」。思想界如此熱鬧，文學界則似乎有些低調。與五四新文化關係最為緊密的現代文學研究，能否回應當下思想討論、發出更有問題感的聲音，尚令人期待。

姜濤此文，雖不直接指涉上述話題，但圍繞年輕學者程凱《革命的張力》一書，論及「現代文學」學科品質、建設與發展，我們認為別具洞見。「現代文學」在80年代堪稱「顯學」，其三十年來發展的轉型與起伏，也可作為「中國人文學術」的某種癥候，值得關注。如何在更廣闊的意義上提出真問題，形成中國學術真正的突破與跨學科對話，本文和它介紹的書，都做出了自己的思考。

本文作者：姜濤

十多年前，我剛博士畢業不久，帶了一個學院新人的興奮和焦灼，正在摸索學術「志業」下一步展開的方向。那個時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已「不再年輕」，但經歷了新思潮、新方法的多番洗禮，正一片欣欣向榮，向「多元共生」的格局大尺度敞開，無論前後左右，自由擴容，還是翻轉標準，釋放「被壓抑」之種種，對於後來者而言，仍有很大的馳騁空間。然而，一些困惑其實也在積累，特別是「多元共生」格局的生成，有賴於原有價值系統的「解紐」，伴隨了這一過程，某種學科內在緊張感、針對性，似乎也在悄然流失中。在師長們的教誨下，年輕人興沖沖「重返歷史的現場」，但「重返」的結果，在呈現更豐富的細節和差異之外，卻往往還是落入既有的認識格局。這樣的氛圍里，讀到了程凱的博士論文《國民革命與「左翼文學運動」發生的歷史考察》，當時感受到的衝擊力，至今還記憶猶新。

當然，討論國民革命時期「革命文學」論爭的展開，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前人研究已相當成熟，即便於「現場」中深度耕耘，發掘更多稀見史料，仍難免受制於八九十年代文化反思形成的若干結論。但程凱跨出了極大的一步，與其說「重返」了現場，不如說「重構」了現場，將「革命文學」的起源、興起和國民革命的總體進程關聯起來，一方面勾勒出革命形勢的起伏、漲落，如何深刻塑造了一個時代不同文學者的思想、心態、表述和抉擇；另一方面，更是沿著文學論爭的脈絡，切入了現代革命政治與文化的諸多核心議題。這項研究不簡單在文學研究中，引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維度，更進一步在「文學與政治的交錯」中構造出了一種全新的內在分析視野，其隱含的方法論意義，相對於具體的結論，或許更值得認真對待。

當年的論文已具相當的開創性，沒想到它後來一直還在成長，不斷捲入新的話題，培植更縱深的論述骨幹。二〇一四年春，拿到了厚厚的一本《革命的張力》，據後記交代，新增與改寫的部分，佔到了全書的三分之二，那個長長的副標題——「『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說明了論述範圍的拓展：向前延伸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危機的顯露，向後至左翼文學穩定形態的生成；在空間上，也移步換景，分別聚焦於北京、廣州、上海、武漢，一幅宏闊又錯綜的歷史長卷，由此被徐徐地展開。看得出，在不同章節的轉換上，作者有意造成了一些時間、空間、人事上的銜接感，以形成敘述的連貫，但這並沒有帶來一種從容的「講故事」風格（在當代讀者中，這種風格總是被普遍期待的）。他的意圖顯然不是要將這段歷史放入某種綿密又妥帖的邏輯中，以消除其內部的分歧、衝突，而恰恰是在每一個環節上，都不輕鬆帶過，做順暢的、自洽的理解，始終保持了一種具有壓迫性的思辨強度，通過不斷構造問題的方式，來獲取對歷史脈絡的洞察。即如全書「導言」部分，就借討論朱自清一九二八年的著名自剖《那裡走》，在「五四時代」與「革命時代」的關係這一主脈問題上，引申出一連串峻急的追問：「如何理解二十年代中期興起的新型革命政治的內在歷史源頭，尤其是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如何定位？」在革命政治的決定作用之外，「左翼文學」以及「革命文學」自身展開的脈絡為何？「它從其他文學形態中分離、生長出來的前提是什麼？它由哪些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組合而成？它的內在結構如何把握？它的參與者的主體狀態是什麼，如何形成，又遭遇什麼樣的困惑，怎樣應對？它利用何種條件、以何種方式在政治環境中創造自己相對獨立的批判性文化空間？……」

這一長串密不透風的，甚至氣喘吁吁的追問，並非源自有關左翼文學如此這般的後設評價，而是緊緊扣住其自身分離、生長、合成的邏輯，規划了全書整體的思考框架。有意味的是，對於這本高度思辨性的著作，程凱自己的定位卻很簡單，即所謂新文學史主脈論題的「重新研究」。二〇一四年底，以《革命的張力》出版為契機，在社科院文學所召開的小型研討會，也是以「新文學的『重新研究』」為中心議題。那麼，該怎麼理解「重新研究」這簡單的四個字？依照「後記」中的描述，如果它是指「將一些從革命史中分離出來的新文學問題重新結合革命史的視域加以考察」的方法，那麼這一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將「分離」的部分「結合」或「放回」總體性的歷史視域，步驟又有哪些？在近三十年學科範式的轉移、遷變中，「重新研究」與「重寫文學史」、「再解讀」、「重返現場」等，又構成何種關聯？讀罷全書，這些問題或許都值得考慮。

毋庸多言，無論「重寫」、「再讀」，還是「重返」，此前學科方法、視角的一系列新變，都意在撬動甚或顛覆先在的歷史敘述，「重新研究」無疑也延續了這一學科創新的動能，對以往論述框架的不斷清理、檢討，也貫穿了全書的寫作。然而，正如十年前的博士論文已隱約顯露的那樣，這項研究還包含了逆向反省的意圖。簡言之，中國現代文學作為一門曾經的「顯學」，曾是革命史教育的一部分，後又因寄託了文學現代化的理念，而成為八十年代新啟蒙思潮的策源地。現如今，隨著一系列「重寫」、「再讀」、「重返」，文學史寫作早已從固化的革命史或現代性邏輯中游離出來，「現代」作為一種時間維度的作用愈發凸顯，打通新舊、跨越文史，現代文學研究越來越向一門綜合的歷史文化學科、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大文學史」轉換。然而，歷史寫作的目的，除去「了解的興趣」與創新的衝動，在根本上仍會涉及怎樣從歷史中提問、獲取認識性價值的問題。現代文學學科的不斷擴容，在釋放諸多可能性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某種「稀釋」的效果，導致新文學與現代歷史，尤其是革命史內在緊張的消解，甚至導致提問能力的普遍弱化。如果在這一趨勢中「逆向」而動，那麼首先意味著要掙脫慣性，不簡單用現象和差異瓦解「主流」，或依靠過去結論的「反題」來推進認識，而是恢復一種學科總體又內在的視野，重新在二十世紀革命實踐的內部理解新文學的歷史。不能忽略的一點是，將新文學重新「結合」或「放回」，並非是指跨越文學史和革命史的學科邊際，將兩種不同的視域拼接、互嵌，因為無論是文學史還是革命史，本身都不應是固化的板塊，「結合」過程其實是板塊粉碎的過程，讓文學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在破除各自固化認識的前提下「相互激蕩起來」。為此，「結合」或「放回」不得不採用歷史與理論的「深描」方法。

所謂「深描」，自然是一個借用的說法。在人類學研究的領域，由於人類行為發生在複雜的交互網路中，研究者不能外在、抽象地考察，必須深入到特定群落生活世界的「稠密」之處，把握各種關係，進行有想像力的解讀。事實上，文學史、革命史之間動態的、立體性的關係，同樣聚合於這種「稠密」之中。對於《革命的張力》基本的論述方式，相信讀者也不難體會：一方面，貼近特定的個體的言論、實踐、主體狀態，以沈雁冰、郭沫若、郁達夫、魯迅等為線索，深入到一組組文化實踐與政治實踐「動態關係」中，並在「裂縫和『癥候』中體察其心態、立場和思路」；另一方面，如何處理「決定」與「非決定性」因素之間的關係、結構、布局，更是「深描」成功的關鍵。面對「五四」落潮、五卅運動、「三一八」慘案、大革命失敗等一系列樞紐性時刻，作者的方式似乎是，儘可能佔有更多材料，從政治史、思想史、文學史等多種維度，考察各方回應及革命政黨的策略調整，由此把握特定時刻、事件及個體選擇背後的總體的「問題結構」。

五卅運動期間，上海總工會遊行隊伍

比如，論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北京新文化言論界的頓挫，「三一八」被看作一個時代終結的標誌，「五四」時代的方式難以為繼，《語絲》、《現代評論》、《猛進》等知識群體希望延續「思想革命」方案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集團化、政黨化的現實，探索不同的言論可能。在這一「問題結構」中，《現代評論》與《語絲》之爭的老話題，不僅可以提升至另一個層面來討論，這一「頓挫」時刻所凝聚的歷史動力，也獲得了縱深的理解。同樣，有關「革命文學」論爭的探討，由於跳出「後設」的黨派結構或魯迅立場，著眼於大革命失敗後的激進青年的處境和選擇，這一探討不再糾結革命與文學的關係，而觸及論爭背後的集體訴求：在革命實踐受挫之際，陷入迷惘的革命青年希圖以「理論鬥爭」的方式，重新尋找、確立方向和自身的主體。

在總體的歷史或理論視域中，討論文學的文本或現象，對於今天的研究者而言，這一點無需更多強調。深感學科優勢不再，大家早已紛紛死磕社會研究、文化理論，以求能高屋建瓴、縱橫跨界。可以探討的是，總體視域的形成可以出自宏大理論、方法的精巧疊架，但在涵蓋一切、表徵一切的同時，卻不一定遭遇「稠密」之中的真問題，不一定帶來真正有效的洞察。這一提醒屬於老生常談，卻有不斷自我敲打的必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現代文學學科重建過程中，王瑤先生曾多次強調研究要注意「上下左右的聯繫」。這所謂「上下左右」，不單指向文學主題、風格、現象背後的聯繫，同時也指向了學科自身固有的總體視域，即新文學的實踐從來不是孤立展開的，而應作為現代中國民主革命實踐的一部分去看待。或許在王瑤先生看來，現代文學學科的當代「轉型」，需要納入新角度、新方法，但這一「傳統」視域仍不可或缺。換言之，注意「上下左右的聯繫」，也就是指一種內部思考的方式，在歷史實踐進程中分清主次矛盾、辨析各種「問題結構」的眼光和能力。因而，主動回到二十世紀的革命史「視域」中去提問，「重新研究」無形中暗含了對學科固有傳統的重申。

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學科確立的經典文本

藉助全局與細部之間的伸縮、收放，「深描」的技術能夠將特定時刻的「問題結構」呈現出來，下一步需要考慮的，則是怎樣提取原理性的思考，以形成對歷史縱深走向的認識。以第六章《當還是不當「留聲機」與革命思想的更生》為例，程凱選取了一個特別的細部——郭沫若與李初梨之間有關「留聲機器」的爭論，圍繞這個特殊比喻的使用，順藤摸瓜，「不厭其煩」地鉤沉出二人主張背後的理論資源、思想邏輯，使這一看似不甚緊要的「留聲機器」之爭，顯示出重大的理論意義：在大革命挫敗的現實擠壓下，革命者的道路選擇，如何從單純的政治認同轉向內在的意識鬥爭，李初梨等人的論述在「相當程度上回應了當時中國革命理論和實踐上的某種缺失」。可以想像的是，如後續討論只滿足於雙方觀點的概括、比較，那麼這一原理性思考的契機，就很容易被滑過。但原理性的討論，並不止於原理的提出，「原理」本身又必須不斷在現實情境中加以檢驗。李初梨等後期創造社成員「不當一個留聲機器」的主張，包含了無產階級意識內在獲取的自覺，這一方式的可能性卻沒有被高估，程凱隨即指出了困境：如果失去了思想與現實之間的機能性往返，「意識鬥爭」仍難免落入某種「突變」模式，落入某種自以為「正確」的狀態。另外，在具體實踐的層面，「意識鬥爭」也不得不與現實的政黨政治遭遇，內在的主體能動性能否保持也成為疑問。由此，革命實踐與革命內在主體確立的關係，這一原理性命題的緊張性、艱巨性被凸顯了出來，而對於該命題的呼應、重述，也持續回蕩於後來的革命文藝或政治言論中。

總之，在延展又辯難的論述中，過去板結的歷史敘述不僅被打碎，新的「硬化」彷彿也得到了自覺抵制，「重新研究」由是呈現為一個打破封閉，聚攏問題又「盪開來」的過程，原理性的命題被不斷提出，又在歷史的延宕中，不斷被擴展、深化。有的時候，「盪開來」的效果，不一定完全來自辯證的「深描」技術，依靠強大的思辨性「翻轉」，也能打開豁然開朗的認識層面。第七章論及魯迅特殊的發言位置時，下面這段話已說出了這一可能：

在各種「正確」立場下映照的是魯迅的「不正確」，但他恰恰要面對各種「正確」翻轉自己的「不正確」，使之成為各種「正確」理念不能容納、不能消化但又必須面對的真實—對革命者而言是現實的落後，對普遍主義者而言是真實的不平等，對文學信仰者而言是文字與現實的不對等。他使得自己的「不正確」成為一個測量器，用來檢驗「正確」立場的純度、偏差度。

如果說魯迅將自己的「不正確」，「翻轉」為具有戰鬥性的現實感，上述文字也試圖將魯迅的立場「翻轉」為一種思想方法：在問題叢簇的地帶，跳出原有的論述框架，在另一個層次上敞開新的問題空間。這樣一來，那些長長的、看似纏繞的句子，也並非服務於繁複的理論風格，它們更像是一柄柄長斧，目的在於「以『硬』的方式」破除文學與革命之間種種「『順』的關係」，劈開認識的痂殼，將完整的歷史感覺和理論可能搭救出來。

概括說來，在「重新研究」的努力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形態的確立，一種動態的歷史認知模式被提出，即「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分離與再結合」：五四新文化運動承諾了一種以思想文化方式建立新政治的圖式，其前提是文化與政治的烏托邦式有機想像，而在「五四」之後的現實語境中，這一想像不斷遭遇分化、瓦解，新文化運動本身也有可能陷入自我合理化的陷阱之中，二十年代中期大批文化青年變身為政治青年的現象，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危機所致。在文化與政治分化的危機中，討論「五四」之後新文化運動的走向，這一判斷可能並不過於新異，近三十年來，有關五四新文化「危機」的檢討，林林總總，早已蔚然大觀。重要的是，「危機」不完全是負面的，它恰恰具有了一種生產性，「五四」之後「國民革命」的興起，除了外力的介入，新文化運動自身的危機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但「革命政治」與「新文化」之間不是簡單的替代關係，因為前者同樣需要從後者中汲取滋養，「在一個批判性的文化空間中再造對革命主體、革命理論的同一性想像」。與之相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挫敗後，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脫節，一度造成激進青年遭遇了新的困境，而左翼文學形態的生成在一定程度上又體現了上述困境的克服、體現了對文化與政治各自限制的揚棄。

可以說，在文化與政治「互為限度，同時互為條件」的動態關聯中，對於「危機」的不斷回應，構成了「五四」之後革命文化實踐的根本動力之一，全書「結語」部分甚至納入了四十年代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有關「革命文化」的論述，二十世紀上半葉新文化與新政治相互激發的歷史，這樣就有了一種貫穿性的理解，新青年的召喚與重塑、「思想革命」方案的可能性、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小資產階級的位置與出路等多方面議題，都可圍繞這一「主脈」來把握。有意味的是，「革命政治與革命文化的分離與再結合」，既是作者著力開掘的問題主脈，同時也內化「重新研究」的基本視野、方法，將「新文學問題放回革命史視域」，本身意味著重建一種「文化與政治的交錯」的視野，而前人豐富的革命文化實踐，本身就是方法論和思想活力的源泉。這種「問題」與「方法」的同構，說明「重新研究」的意義，不止於現代文學學科的重構，還連綴了對二十世紀革命之歷史遺產的迫切發明與回應。在這方面，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化運動，在現實政治內部打造、爭取獨立的「文化鬥爭的空間」，這一歷史經驗有著相當的示範價值，啟發當下的研究者「從中汲取原理性的元素作為塑造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基礎」。在全書的結尾，程凱其實已亮出了底牌。

常聽到一種善意的批評：與師長輩相比，年輕一代研究者大多是典型的學院派，沿了既定軌道，從本科到博士，一路穿糖葫蘆地讀下來，由於缺乏歷史參與的經驗，與研究對象之間往往只有知識性的聯繫，即便價值上有所伸張，也往往來自合理化的學科框架，缺乏大氣淋漓的原創性。世易時移，雖說前輩經驗不一定就是後輩的標杆，但如何在精耕細作、空間拓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培植研究的內在主體性，對於「年輕人」而言，的確意義重大，關係到以學術為進路的思想方式的可能性。事實上，有無歷史參與的經驗只是一方面，更內在的限制或許是，年輕一代成長於「後革命」的氛圍之中，學術與政治的分化以及各種專業、趣味分化所形成的認識裝置，其實潛在影響了思考方式、感受方式的形成。如果說二十年代後期激進青年在文學領域掀起的理論鬥爭，包含了一種革命主體想像性再造的訴求，那麼在「重新研究」中，我們或許能讀到類似的努力一種改造思想方法、重建研究者主體位置的努力，即破除那些看似「正確」又順暢的認識框架，在捲入歷史的過程中把握內在的問題視野，通過與對象的糾纏、苦鬥，來耐心爭取一種充滿現實感的思考路徑，從而將學院化的知識生產轉化成一種有效的認識實踐。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這一系列嘗試「看似抽象，實則切身切己」。

本文原載於《讀書》2015年第8期，感謝《讀書》和姜濤老師授權海螺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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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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