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

文史 07-19

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

按：「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時至今日，梁啟超的這段「名人名言」在諸種短片、作文中歷歷可見。但他對中國的影響遠不是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可代表，當代思想家張灝說：梁啟超在其《新民說》中提出的國民理想，是20世紀中國價值體系的一個重要、永久的組成部分，迴響在現代中國的重要思潮中，甚至仍構成著今日共產主義中國價值觀體系。

繼列文森之後，張灝貢獻了又一本研究梁啟超思想的力作，《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但不同於列文森主要突出梁啟超受西學的影響，他將梁啟超放在傳統的脈絡里討論，分析梁啟超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相互作用。透過觀察1890-1907年間梁啟超的思想發展，我們可以窺見轉變時期的中國，如何應對危機、變革自身——這也是張灝的用意。

今日推送新書《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小節。這個在外來衝擊下力圖重造中國道德秩序的人，如何看待「道德」二字？

題圖：何藩，1950s，香港

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

——梁啟超的道德觀

文 /張灝

譯 /崔志海葛夫平

節選自《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輯所加

1898年流亡日本，對梁啟超來說是個人的一大不幸，因為這使他失去了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其改良主義理想的機會和權力。但從思想方面來說，流亡則是一次意外的良機，因為由於政治活動的暫時中斷，使梁有充裕的時間發揮他的思想才華。並且，在居住日本期間，他免除了在中國肯定會被強加上的各種限制和不便，可以自由地表達他的思想。最後，在日本他很快學會閱讀日文，吸收新思想，從而為他的思想發展到在中國不可能有的高度提供了一個理想的環境。

無疑，在日本的幾年是梁氏思想最富創造性的時期。首先在《清議報》、而後又在《新民叢報》上，他接連不斷地提出一些新的觀念、新的理想。然而，儘管他那些通俗性的文章極為浩富，且有影響力，但直到1902年他才在題為「新民」的連載文章中較為系統地提出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思想。《新民說》的第一部分直至1903年春他赴美時，一直在《新民叢報》連載。要了解1899至1903年這一時期梁的社會政治思想，有必要在考察他的文章時，集中注意《新民說》第一部分的內容。

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

梁啟超（1873—1929）

梁用「新民」一詞命名他創辦的雜誌和連載文章，這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因為新民是儒家經典《大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大學》里，這一概念包含儒家經世的核心在於道德修養和對人的革新這一思想。新民概念也存在於流亡前梁的社會政治思想中。然而，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已嚴重滲透到儒家的經世觀念中。而在明治日本的新的思想環境里，這種滲透更為深刻。結果是梁在他的《新民說》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會價值觀，固然，這其中不可避免地仍伴有某些儒家思想成分，但梁對新民的闡釋與《大學》中的新民概念相比，革新更為突出。並且，革新的一面是如此重要，以致需要用「新的公民」這一新的概念來表達「新民」一詞的含義。

梁的革新首先反映在群的概念處於他道德思想的核心。必須注意的是，在流亡前的幾年裡，梁由西方所導引的政治思想的轉變即集中在合群概念上。正如他將合群視為任何道德體系的主要功能所反映的，現在合群概念同樣是他道德思想的核心。梁宣稱，加強群體的凝聚力，促進群體利益，這是道德的本質所在。

梁將道德分為兩個範疇，一是他所稱的公德，另一是私德。公德指的是那些促進群體凝聚力的道德價值觀；私德是指有助於個人道德完善的那些道德價值觀。對一個群體的凝聚力來說，最必不可少的自然是公德，但私德也十分重要，因為一個群體的總體素質最終取決於該群體單個成員的素質。因此，梁認為私德絕非只是個人問題，它的首要價值仍在有助於群體的集體利益。

這種集體主義的道德觀導致梁走上一條道德相對主義道路，它與儒家的道德絕對主義無疑迥然有別。正如他指出的，謀群體之利益是道德的不變功能，但一個道德體系的具體內容應隨時隨地變化。這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一個群體的需要總是變化的。為了對這種道德相對主義作一形象說明，他引證了現代人類學的某些事例。他指出，在原始人中某些民族視婦女為公有，而另一些民族則認為奴隸制是全然合乎道德的。梁提醒說，現代的哲人不應輕率地指摘這種現象不道德，因為根據當時的條件，這些價值觀符合採納他們的群體的利益。

與這種道德相對主義聯在一起的是一種進化的道德觀，即各種道德價值觀是隨著不同時期群體利益需要的變化而變化的。這種進化的道德觀為梁氏特別關注。但道德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人類歷史上公德一般要比私德經受更多的變化，這是梁根據經驗所作的觀察。對梁來說，他的這一觀察意味著，相應於歷史的變化，中國在公德方面應有更大的發展。

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

梁啟超致馮國璋信札一通（局部），1916年

因此，梁的基本的道德觀既是集體主義的，也是進化的。就他所稱的道德的基本功能來說，是集體主義的；就他所稱的道德的本質規律來說，則是進化的。這種集體主義和進化觀起初支配著梁的社會政治思想，現在又支配了他的道德思想。與此相關，產生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伴隨這樣一些新的道德觀念，對傳統道德體系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梁對中國文化傳統中道德思想發展的悠久和深厚自然十分了解，而現在他突然明白，這種發展只是局限在私德領域，就公德來說，他發現在中國傳統中幾乎沒有發展。

根據梁在流亡歲月中逐漸形成的這一新的視角，可以最清楚地看出中國道德傳統中的這種不平衡發展。他來日本不久，閱讀了日本文部省關於日本高中倫理學課程的訓令。該訓令所涵蓋的各個科目和完整性給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日本的倫理學包括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等科目，甚至包括像人性和一般的人生這樣一些抽象的題目。相比之下，傳統的中國道德體系在有關這一問題上顯然過於狹窄。這種比較刺激了梁氏要為中國設計一套新的道德體系的想法。1902年，當他撰寫《新民說》時，他的西學知識顯然大為增長，他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更為引人注目的中西道德價值觀的差異上。

梁宣稱，只要將儒家的五倫與被劃分為家庭、社會和國家三個倫理範疇的西方倫理學作一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將是十分明顯的。儒家的三倫，即父子、夫妻、兄弟，實際上是相應西方倫理學中的家庭倫理。儒家朋友間的倫理可歸於西方社會倫理範疇。儒家君臣間的倫理屬於西方國家倫理範圍。這種比較使中國倫理學的缺陷立即顯現。首先，在廣泛的西方社會倫理學領域，儒家的朋友關係最多只佔一個附屬的地位。顯然，將社會關係僅僅局限在朋友之間是不可能的，因為正如梁所說，即使與外界最隔絕的人也肯定會有某些其他社會關係。從西方的國家倫理學的觀點來看，中國道德體系的缺陷更為明顯。將公民的政治關係縮小到孤立的君臣關係，這是十分荒謬的，並且傳統君臣關係的性質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梁因此宣稱，根據西方道德標準的判斷，傳統的中國道德只在家庭倫理範圍有很好的發展，而在社會和國家倫理方面，傳統道德被證明有嚴重的缺陷。為改變傳統中國倫理對私德的偏重，中國最急需的是公德或民德。梁認為，他的任務是指出這些民德的內容，並由此為後來的中國人塑造一個新的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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