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和知識傳播

造紙術和印刷術兩項技術發明，成就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半。其非凡的意義在於，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類知識的積累與傳播方式，極大地提升了人類文明發展的速度。但是，這二者都屬於工具範疇。而真正具有決定意義，並導致世界文明多樣性的，是其所傳播內容的巨大差異。大量印行《周易》、《論語》等十三經的地區，構成了儒家文化圈；《聖經》在基督教世界的發行量無可匹敵；《古蘭經》在伊斯蘭世界的地位至高無上。因此，不是造紙術和印刷術本身，而是其所承載的內涵，讓人類文明豐富多彩。但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廣泛應用，加速了美麗綻放的進程，這是毫無疑義的。簡而言之，知識為體，工具為用。隨著某些具有革新意義、或重要工具的大規模使用，人類文明的形態，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現代文明中，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該作用呈現出加速壯大之勢。自十九世紀末葉始，人類文明出現爆髮式的發展。導致這一結果的核心動力，都可以歸結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幾項基礎科學發現。

自然科學有別於其它學科，或人類知識，是其具有普適性，即無差別性。疆界和文化差異，從來不會成為科學傳播的真正敵人。牛頓三定律，在倫敦是正確的，在北京也不例外。因此，愛因斯坦說科學無國界。但必須承認，人為地為科學的傳播設置的障礙，也是現實的存在。不得不提及的是，自然科學的普適性，並非指其無條件地成立，或適用於任何情況。事實上，科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探索特定自然規律成立的邊界。將自然科學的普適性，不恰當地延拓至其它學科、或其它領域，或無條件地類比，將是非常危險的。在牛頓力學佔據絕對支配地位的時代，由對其科學意義的錯誤認識，而產生的錯誤的、或自高其是的比附處處皆是。由此而來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當不在贅述之列。

科學和科學技術的作用日益巨大，儘管如此，但能夠從事科研工作的，註定只是少數人。同樣，也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分享科學成果帶來的快樂。在大多數情況下，公眾對科學的了解，僅僅局限於對生產力有直接影響的部分，和一些傳奇化的故事。在一般公眾眼裡，現代科學近乎玄學，這在中國尤為明顯。這既有歷史的成因，但很大程度上，實為教育失誤所致。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方，與傳統的學統有一定的距離。在古希臘的傳統里，科學是認識自然的一種方法，而更多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只強調其技術層面作用。這種認識上的偏差，所導致的弊端愈來愈嚴重了。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後發劣勢」。

正是科學這種近似「玄學」的學科，構成當今人類文化的核心部分。有如古代時期的宗教那樣，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人類的世界觀。由於嚴謹是科學的生命，科學人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嚴格訓練。宗教崇尚「信而有義」，科學強調「疑而後知」。但科學上的懷疑，要符合嚴格的邏輯規範，要通過嚴苛的科學檢驗，這本身就是科學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只有繼承了先賢的成果，並不斷探索，才存在發展的可能。牛頓說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巨人之所以能被稱之為巨人，一定有其遠邁前賢之處。如前賢之趾尤不可企，何來立於肩頭的可能。沒有阿基米德、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學巨人，也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牛頓。因此，科學很難像宗教那樣，容易為一般公眾所理解，這勢必導致公眾對科學和科學技術的認知程度，與其在該文明中的作用和地位嚴重不符。

雖然，能直接投身科學的人是少數，這並非說明公眾不需要了解科學，恰恰相反，這正是國家長期、健康發展必須突破的巨大障礙。如果沒有公眾的廣泛、持久而且深入的關注，僅僅是少數科學家在閉門造車，這與科學的目的背道而馳。科學是為了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認識世界的目的，不僅僅是改變幾個科學家眼中的世界，而真正的目標，是改變一般公眾對世界的認知，從而將改變世界變成現實。現在，西方的人文學者，已經將先進的數學、或其它科學方法，作為其研究的有力工具，而我們的絕大多數人文學者，仍然是靠個人的感覺在論事。公眾對一些所謂專家的惡感，這是重要原因之一。當中國的電影導演還痴迷於武打片，諸如人可以在空中自由飛翔，左腳踩右腳、右腳踩左腳，就可以輕易登上層樓，諸如此類的荒謬的場景充斥熒屏的時候。卡梅倫導演的電影《阿凡達》，可以非常嫻熟地應用現代物理學的概念，巧妙地將超導中的「邁斯納效應」，以及量子物理中最新的概念：「量子不可克隆原理」和「量子傳輸」等概念化於無形，不露痕迹地將電影的主題展現出來。大陸一位著名導演觀後感慨道，大陸電影在技術上落後五十年，在觀念上落後五百年。

事實上，一般讀者對科學讀物的接受程度，大體反映了一個國家國民的科學素養。一些著名的科普讀物，在一些國家的發行量，可以達到數千萬冊。而在中國，這個數字可能是幾萬，甚至只有可憐的幾千冊。這種差距才是可怕的，因為它在短時間內難以消除。不思考的人，唯有鸚鵡學舌；不閱讀的民族，定難孕育偉大的靈魂；沒有科學閱讀的國度，註定虛火上攻，難以持久。

知之者既少，和之者必寡。也因為這一原因，中國古人在科學和技術的許多貢獻的價值嚴重縮水。如《算數書》只在出土文物中見到，《周髀算經》、《九章算術》、《靈憲》、《推步》等等，幾成絕響。在秦漢時期，中國古人對冶金技術的研究，已經達到很高的水準；對化學的研究也相當深入，但這僅僅限於煉丹術士之中，其方法也成為他們的不傳之秘，雖然，煉丹術間接導致火藥的發明。甚至於一直到十七世紀，在諸多技術領域，中國仍不遜色於西方世界，可見，中國古人在技術上的探索，所涉及的面廣泛和深入。但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探索是非常個人化的。一人隕，則奇技絕：歐冶子死，則湛盧不鑄；幹將亡，而泰阿絕。如張衡、祖沖之、楊輝和郭守敬等等大科學家，亦概莫能外：突然地出現，孤獨地存在，寂寞地消失，有如彗星划過長空。中國古人的這些非凡才智，因為無法長期系統地承傳積累，更談不上發揚光大。於是乎，中國古人的發明，註定是天才的、孤立的、碎片的。即是上下數千年，亦無法形成自身的科學傳統。滿目珠璣，惜未成串。且以彗星為例：人類關於哈雷彗星的文獻記載，第一次見於《春秋左傳》魯文公十四年，即公元前六百一三年，這比西方早六百年。直至清末，中國古人共錄的三十一次。縱是如此詳細的記載和數據，我們仍「不識廬山真面目」，不知其是「似曾相識燕歸來」。造紙術和印刷術之所以能存流下來，關鍵就在於有更多人廁身期間。中國古人的許多發現和著述的科學價值，是為西方學者所發現後，方為本國學者所認識。即使是所謂的「四大發明」，也是近代西方學者首先認識到它們的價值，即在文明史中的巨大作用。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六國所出，惟秦多之。這種西岐有鳳，鳴於崑崙的現象，是世界文明史的趣事，但卻是中華文明的尷尬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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