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埋下的時間膠囊，為什麼裡面裝著一堆廢物

縱觀歷史，許多人都喜歡預言未來。一些預言很精準，但大多數預言卻乏善可陳。例如，幾十年前，人們預言了手機的出現，卻沒有料到女性也會參加工作。為什麼科技預言總會出錯？難道科技的進步並沒想像得那麼快嗎？這就好比，亞馬遜正在試驗用無人機來送貨，但它最強大的送貨工具卻依然是古老的自行車。未來主義究竟怎麼了？這篇好文為你分析了人們預測未來時對科技和文化不同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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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初，在華盛頓大學舉辦的籃球賽半場休息期間，一個來自1927年的時間膠囊被打開了。這個容器中裝著來自過去的物件，包括一些泛黃的報紙，一個1美分的硬幣，一本學生手冊，還有一個建築執照。人群中立即爆發出一片噓聲。一個學生聲稱這些東西十分「愚蠢」。

William E. Jarvis在《時間膠囊：一種文化歷史》（Time Capsule: A Cultural History）一書中提到，對時間膠囊的失望似乎是通病。他注意到，《洋蔥新聞》的一篇頭條新聞說「新近發現的時間膠囊都裝滿了無用的廢物。」不管怎樣，時間膠囊散發著一種悲情：它們告訴我們，未來並不像我們曾經想像的那麼先進，也不會來得如此迅速。同時也告訴我們，過去原來也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遙遠。

Nicholas Rescher在《預言未來》（Predicting the Future）一書中 寫道：「我們看待未來的方式，很像通過一個望遠鏡，放大和拉近了我們能看到的一切東西。」我們也常從望遠鏡的另一端去審視過去，讓過去顯得比實際更遙遠，甚至忽略了一些東西。

科技行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我們曾經預言的個人飛行汽車並沒有出現。歷史學家David Edgerton曾在《老人的驚嘆》（The Shock of the Old）一書中寫道，煤炭在21世紀初期比傲慢的1900年用得更多，蒸汽機在1900年比1800年更重要。

但是，當談到文化時，我們傾向於相信未來和現在沒有大不同，而會基本上保持一致。試著想像一下未來的你自己。你覺得你會生活在哪裡？你將會穿什麼？你會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有可能，那是一個與今天的你很相似的人。正如心理學家George Lowenstein等人認為的那樣，這是一種被稱為「投射偏見」（projection bias）的現象，也就是說，人們「傾向於誇大他們預期的未來品味與當前相似的程度」。

在一個實驗中，人們被問道，他們願意花多少錢去看到他們現在最愛的樂隊10年後的表演；還有一些人被問道，他們願意花多少錢去看到他們現在最愛的樂隊10年前的表演。論文作者寫道：「為了滿足當前的嗜好，參與者願意為未來的機會超額支付很大一筆錢。」他們稱它為「歷史終結的錯覺」；人們相信他們已到達某種「轉折點時刻」，在此刻，他們已經成為真正的自己。在Francis Fukuyama寫於1989年《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中，在探討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已成為社會進化終點的觀點時，也進行了類似的論證。

這種對未來預期的過度或不足，深植於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中。「未來學幾乎總是錯的，」歷史學家Judith Flanders對我說，「由於它很少考慮行為的變化。」她還說，我們看到錯誤的東西，比如「前往工作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體形態；科技本身，而不是我們的行為如何被科技的變遷而改變。」這樣的結果是，預測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比預測我們將有能力做什麼事要困難得多。

保守派：儘管亞馬遜正實驗用無人機等高科技來運送貨物，但它的許多「當天送達」產品依然是通過自行車來運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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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飢餓的人總會點太多自己根本吃不下的食物一樣——這是Lowenstein等人舉的例子，預測者總有傾向於預測那些（用行為經濟學的話來說就是）當下已經很顯著的事物，並假定它在未來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那麼，如今最顯著的東西是什麼？那就是新奇的、具有「顛覆性」的、極易看穿的東西——新科技。

正如理論學家Nassim Nicholas Taleb在《抗脆弱性》（Antifragile）一書中寫的，「我們關注到那些不同且總在變化的東西，而不是那些扮演重要角色、卻未曾改變的東西。就像我們對水的依賴大於手機，但是由於水不會改變，手機卻會，所以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手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結果就是，在一些科技到來之際，我們開始考慮我們可能面對的生活。但是經濟學家Robert Fogel曾有句名言，如果人類沒有發明鐵路，我們將如往常一樣生活，用船隻和運河來運出經濟產出。其實，我們也可以認為現代科技是事先註定的，而不是像通常情況一樣，出現於意料之外。比方說，Instagram始於一個類似Yelp（譯者註：類似大眾點評的app）的應用 Burbn，你可以為上傳的照片加上事後的想法（而照片在你手機里，這不也是類似的過程嗎？）。同時，簡訊也是始於短測試信息的診斷通道——誰會喜歡在細密的小鍵盤中摸索著按鍵，只是為了講話呢？

交通似乎也是一個狂熱的未來預言典範，這個延遲實現的夢想擔負著不成比例的希望（也許因為我們就是認為每天上下班很痛苦，不時提醒著我們，「travel」和「travail」（陣痛）擁有相同的詞根）。對飛行汽車未能實現的哀嘆，主要針對童年的希望（為什麼我現在還沒有一輛？），卻忽視了大量的外在因素，比如空中交通擁擠，以及似乎越來越高於地面交通的死亡率。

「無人駕駛汽車」，據說將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先忘掉它，去看看歷史，你會發現，人類已經儘力將日常通勤時間框在一個固定範圍內。「移動走道」也稱為移動人行道，本來的設計初衷是去改變城裡人的行走；如今，當它真正實施時，卻是在機場以一種低於行走速度的方式運送（站著的）人們。在談及未來的交通時，我們必須牢記，我們今天的交通大都基於一些很老的科技。比如亞馬遜正在實驗無人機送貨服務，但它的「當天送達」產品能在紐約市內自由穿梭，卻是多虧了一種19世紀的致命app——自行車。

Edgerton寫道：「以創新為核心」的世界觀——那些「改變世界」的性感裝置們——並不只是奔向未來，也奔向過去。他寫道，「馬匹為納粹所做的貢獻遠大於V2火箭。」我們傾注了更多關注在我們發明的東西，而不是我們真正使用的東西。

同樣，聚焦新近的創新讓人們對其重要性太過強調，以至於認為它們加速了未來的根本改變——就像人們對谷歌眼鏡的期望那樣，回溯也被扭曲了，導致技術顯得比實際更早淘汰。對不久的將來的預測，就像《銀翼殺手》，與其說來自神奇的未來技術（它展示了計算機的語音識別，但貝爾實驗室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致力於人聲的頻譜分析了），更多的來自於新舊技術的摻雜。描述整齊劃一的未來世界的電影不可信，就像歷史古裝片，那裡面街上的汽車都是完美的樣車（因為那些車是唯一保留到現在的）。骯髒和廢墟是未來相當大的一部分，一如它們是過去的一部分。

當下迷戀創新的人們不僅傾向於誇大技術對未來的影響，也會誇大對現在的影響。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生活在數十年前幾乎無法想像過的世界裡。讀到這些話不足為奇：「20世紀初的人甚至無法想像半個世紀後交通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但是1900年，齊柏林飛艇就翱翔天際了，一年前的紐約就已經出現了第一例被汽車撞死的行人了。空中旅行的概念，或者汽車將要改變街道生活的想法，真的就這麼無法想像么，還是說這只是當下的沙文主義，帶著對我們無能先輩的傲慢？

「當我們想起信息技術時，我們遺忘了郵政系統、電報、電話、廣播和電視」，Edgerton寫道，「當我們讚美網上購物時，我們忘記了郵購目錄。」舉個例子，電影《網路驚魂》提前幾十年大膽地預測了在線披薩外賣的說法，但忽略了一個問題，即這超前了多少：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就可以用一台電子通訊設備訂一份實時的定製的披薩了。當我乘坐地鐵來到咖啡館，然後電子傳輸給遠方的編輯，我做的事情在上世紀20年代的紐約同樣能完成——乘坐同一輛地鐵，去羅斯福兄弟咖啡店，發電報，雖然效率低了點。（效率的提升於我個人而言是否有益，還是讓我工作更久但拿更低的報酬，這還有待另說。）我們期待的改變多於未來真正會發生的改變，因為我們以為我們的生活相較過去有著超乎實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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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Flanders 在她的書《The Making of Home》中描述了1962年日記作者 Samuel Pepys非正式提及所謂的「痰圍」（spitting sheet）。她推測這是一片貼在痰盂周圍牆上的一片覆蓋物，以免牆被痰染臟。這是她書中所謂「看不見的傢具」的一個例子。我們都知道痰盂是什麼。因為在文獻中少有記載，在藝術作品中也鮮有描述，很容易就忽視即便在文明社會吐痰行為也是多麼普遍

Flanders指出，美國曾經對火車、車站和站台上何處可以吐痰作出規定。1917年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辦的衛生委員會會議要求火車車廂要「提供充足的痰盂」。今天，無論是痰盂一詞還是痰盂本身已經看不見了（儘管最高法院還保留著一個）。它的消失不是因為一些技術過時了，而是因為我們的行為改變了。

儘管技術的過去和未來看上去比它們實際的差異要大，但不同時代的文化差異更是驚人。擔任電子遊戲《刺客信條》的歷史顧問時， Flanders不得不一直提醒作者們把「cheers」（乾杯）一詞從劇本上刪掉，她告訴我說「人們直到20世紀才用這個詞。」作家們想知道那時候的人們說什麼。「他們腦子不太轉得過來，無法認識到大多數時候人們啥也不講。由於你喝酒前採取某種形式的祝酒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很難接受過去的人們在數百年里都覺得沒必要這麼干。」

在歷史學家Lawrence Samuel看來，當今社會的進步正是未來主義的致命缺陷，他稱之為未來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 他認為人類忽視了歷史學家及哲學家Arnold Toynbee對大家的忠告：推動歷史變遷的不是現有的科技，而是人類的思想！科技對人類的改變，常常並非如我們預期的方式，就如移動技術並不是「距離消亡」的預兆，只是增強了都市生活的比重。社會哲學家Nina Hansen及Tom Postmes指出，洗衣機不僅將婦女從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在性別角色及關係中也點燃了革命之火。但是，他們寫道：「這並未加速女權主義，對技術的適應（至少在一開始）使得家庭婦女的新角色湧現出來了：中產階級女性並沒有利用空閑出來的時間來爭取獨立或抗爭體制。」相反，作者論證，這些女性只是簡單地假設，這些工作從前是由她們的僕人完成的。

將歷史的視角從客體上拿走，你將會看不到歷史行為。展望未來時也總會遇到相似的問題：客體呈現在前景，卻看不見行為的影響。動畫片《傑森一家》（Jetsons）中描寫了噴氣式背包和肉食做成的藥片，但它忽視了真正會發生的改變：穩定職業的觀念，以及午餐所代表的社會學儀式。

一位未來主義者曾提到一部20世紀60年代講「未來辦公室」的電影。該電影做出了一些和現實類似的科技預測，例如傳真機等。但是，此電影也有著明顯的疏漏：辦公室里沒有女性的存在。20世紀50年代想像的自動駕駛汽車是：家庭成員在自動駕駛汽車上玩著棋盤遊戲，而他們的車子則沿著高速公路疾馳。現在，70年過去了，我們懷疑，自動駕駛汽車只會帶來生產時間的提高，也就是延長工作時間。從某種意義上講，自動駕駛汽車已經來到人們身邊，但現代文明卻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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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文化的變遷是如此艱難，以至於根本無法預測？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總是傾向於認為文化永不改變。現狀訴說著偏見的統治。社會學家Kieran Healy曾寫道：「直到最近，文化還只能解釋事物為什麼總是保持原樣，而非它們為什麼改變。文化被理解成一塊被動內化規範的巨石，由社會化所改變，被傳統所推崇。文化常被看做一股抑制的力量。」

當文化真的發生改變時，引起突變的事件可能非常隨機和瑣碎。作家Charles Duhigg在《習慣的力量》一書中寫到美國在同性戀權利變革中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籍以前將同性戀運動視作「非正常的性關係甚至是性犯罪」，而現在改成了「同性戀——同性戀解放，同性戀權利運動」。這種被活動家們吹捧的微小改變為其他更大的改變鋪平了道路。（一年以後，美國精神病協會停止將同性戀定義為精神病）。他引述了一位組織心理學家的話：「一系列小的勝利並不是以平滑連續的形式銜接在一起的，每一步都顯而易見地更加靠近我們的預定目標。」

或許，我們也會對未來做出相同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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