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怎麼評教授？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韓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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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時期的混亂與無序

中國現代大學體制源於西方，初建時規章制度都不規範。1912年，政府頒布《大學令》，規定大學教員分為教授、助教授、講師三級，但未規定晉陞的標準。1917年，教育部公布《國立大學職員任用及薪俸規程令》，規定大學教師晉級參照五個標準：一、教授成績;二、每年授課時間的多寡;三、所教授學科的性質;四、著作及發明;五、社會聲望。從這個標準來看，前三個標準都與教學有關，第四個標準才是著作，說明當時最重視的是傳道授業解惑。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參考性標準，具體的決定權在各校校長，校方聘任或晉陞某教師後，呈報教育部知曉即可。

頗有意思的是，在當時，「社會聲望」也能成為一種晉級的標準。而且，從事實上看，當時知識精英稀少，「社會聲望」常常成為大學聘任教員的重要標準。比如五四時期的吳虞，雖然遊學日本，但僅在成都擔任過中學教師。因為他投稿《新青年》，發表了幾篇激烈的反孔文章，被胡適譽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遂被北京大學破格聘為教授。再比如陳寅恪，遊學海外多年，既無學位，又無論文，由於吳宓和梁啟超的大力引薦，年僅36歲即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導師之一。

當然，如果真正在西洋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幾乎等於獲得了金飯碗，必定會成為各校爭相禮聘的對象，甚至未畢業即被許以教授資格。比如，1923年，馮友蘭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未回國即被河南中州大學聘為文科主任。

此外，當時各大學都設有國學系，國文、史學教師多出身於私塾，並未受過大學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只要對學術確實有精深研究，也可充當文史科目的副教授、教授。此規定一直延續到30年代末。不過，由於社會普遍的崇洋心理，國學教授普遍不受重視。比如聖約翰大學國文教員蔡觀明，本是帶領學生脫離聖約翰的功臣，然而師生另立光華大學後，當局更重視具有留洋經歷的教授，歧視國文教員。一年後，他便辭職回鄉了。

圖一：光華大學

在職稱評定中，還有一種情況需要說明。北洋教育部原則上禁止大學教師在校外兼課。不過，由於知識精英奇缺，無法真正禁止一人兼任數職。北洋政府遂規定，在必要時，大學可以聘請兼任教員，但工作僅以在學校授課為限，薪水按上課鐘頭髮放，職稱為「講師」。因此，1927年前後，受上海光華大學聘請，教授中國哲學史的胡適，在《光華年刊》上的職稱僅標明為「講師」，以示其兼課身份。若不明就裡者，以為光華大學僅給胡適「講師」資格，實在是大材小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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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整與規範

國民黨執政後，馬上改變了北洋時期混亂無序的現狀。1927年6月，政府頒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分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四等。其中明確規定，講師需符合以下三個標準之一：「國內外大學畢業，碩士學位，有相當成績;助教滿一年以上，有特別成績;對國學有研究貢獻。」副教授應具備以下資格之一：「在國外大學研究院研究若干年，有博士學位，有相當成績;講師任滿一年以上，有特別成績;對國學有特殊貢獻。」教授則應符合：「副教授任滿2年以上，有特別成績。」

有趣的是，這個政策雖然有碩士、博士的學位門檻，但對科研也沒有嚴格規定，只是籠統說「有成績」，不像現在，會量化為發表多少SSCI、CSSCI，拿多少省部級項目。所以，從理論上講，只要一個教師有洋學位，在國內擔任一年講師，就可升為副教授;再擔任兩年副教授，便可以成為教授。而且，從規定上看，各校仍有較大的自主權。教員職稱審查、評定主要由學校的學術委員會來評議，只是需要有一名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的代表列席。評定審查合格後報部備案，由教育部發給證書。

不過，還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存在，便是大學教師常面臨著失業的危險。當時大學採取聘任制，教學口碑不好，學術水平差，或學校當局不喜者，常常會被高校解聘。這一點便不如今日高校教師有鐵飯碗(其實也在逐漸實行聘任制)。當然，那時很多所謂著名教授，實際都類似現在的媒體人，在公共輿論界享有盛譽。他們對學術不感興趣，主要關注點在政治，所以也不怕被解聘。比如羅隆基曾擔任上海多所大學的教授、系主任，因批判黨國受壓迫而辭職，去天津當了《益世報》主筆，出門配汽車，生活比大學教授滋潤多了。

抗戰爆發後，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對大學教員採取嚴厲的資格審查。1940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規程，首先取消了「國學有特殊成績者」可以擔任大學教職的豁免權，其次增加了任教年限，明確了「科研」標準。比如，講師要成為副教授，必須符合以下三點之一：「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且成績優良，有價值之著作;任講師三年以上，有專門著作;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從事研究職業四年以上，在學術上有相當貢獻。」至於升教授，更要求在副教授標準的基礎上任職三年以上，「有重要著作」。

圖二：陳立夫

陳立夫就任教育部長後，對大學教員採取了嚴格的資格審查。

更重要的是，教員職稱最終評審的資格完全收歸教育部。學校需要將教員的履歷表、畢業證和學位證、著作、服務證明等上交教育部，由教育部的學術委員會審核。比如儲安平所在的國立師範學院，1941年將儲安平以教授的資格上報教育部申請，不久批文發回，僅同意給副教授資格。儲安平沒有真正的碩士學位，僅在倫敦大學遊學一年，由於曾在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中央政治學校等處任教過三四年，勉強符合碩士同等學歷加研究經歷四年的標準。不過，由於該校地處偏僻的湘西山溝，一般學者不願前來任教，儲安平雖然是副教授，學校仍給予其教授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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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評定背後的薪金差異

我們看到，儘管抗戰時期教育部嚴格規定了職稱評定，在科研方面仍僅規定「有學術著作」，而無發表論文的要求。當時雖然有不少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但大體屬於同人雜誌，主要目的是對外展示研究成果，地位絕不像今天的SSCI、CSSCI這般「神聖」。而且，發表在報紙上的也可算作論文。比如《大公報》主辦有各種學術周刊，經常發表篇幅較長、帶注釋的論文。

至於著作，似乎更容易搞。因為出版自由，私人也可以辦出版社，發行學術著作。比如，儲安平被降為副教授後，寫了一本《英國與印度》，主要講印度被英國殖民的歷史，在桂林「科學書店」出版。1943年又以「國立師範學院」的名義印了一本兩萬字的小冊子。1944年，他的三年副教授期滿，加上這兩本所謂學術著作，成功變成正教授。戰後則成為國立復旦大學的教授。

當然，像儲安平這種資格勉強，學術方面用功有限的學者，雖然可以成為教授，卻無法成為更高一級的教授——部聘教授。部聘教授或可類比為當代的長江學者，由教育部聘任，任期五年，名額三十人。資格是在國立大學任教十年以上、聲譽卓著、本領域有重要學術著作。部聘教授的審查非常嚴格，需要各校先提出名單，教育部組織學術審議委員會表決。查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日記可知，評定第一屆部聘教授時，由於學術委員會爭論不下，最後決定將名單發給各校從教十年以上的教授普選。從評選結果來看，包括楊樹達、吳宓、陳寅恪、湯用彤、茅以升、曾昭掄等，說明此種選拔尚屬公平公正。第一批部聘教授到期後，教育部決定全體延續五年聘期。

不過，部聘教授的榮譽大於實質，在待遇上與普通教授相比，並不算太懸殊。真正懸殊的是一般教授與講師、助教之間的薪水差別。仍以抗戰時期的國立師範學院為例，教授廖世承薪水最高，每月可以拿到550元，一般助教吳忠匡月薪只有110元，兩者相差5倍，中間近20個等級。而助教吳忠匡的薪水又是最低級的書記員22元月薪的5倍。如果說一個書記員的薪水就可以養活三口之家，比他薪水多20餘倍的教授簡直可以算學校的富豪了!那麼，當時的助教、講師對升等副教授、教授的迫切程度，當不在今天之下吧!

編排：@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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