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是一種文化

儒學 07-24

宋四家

書畫到宋代後,有了極大變化,說壞處是去傳統標準日遠,說特色是敢自我作古。經生體的穩重熟練把握不住,虞歐褚顏的創造天賦也都缺乏。

宋?蘇軾《寒食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寫字是一種文化

宋?黃庭堅《諸上座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寫字是一種文化

宋?米芾《參政帖》，故宮博物院藏

寫字是一種文化

宋?蔡襄《自書詩》（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試用代表這個時代的蘇黃米蔡作例,就可知道這幾個人的成就,若律以晉唐法度規模,便見得結體用筆無不帶點權譎霸氣,少端麗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蘊藉。就中蔡襄楷書雖努力學古,也並不成功。功夫即下得多,作字結體用筆,都呆俗無精神。米芾書稱從蘭亭出,去蘭亭從容和婉可多遠!若遇遊山玩水,探勝訪奇,興會來時,攘袖揮毫,摩崖題壁,草草數行,自然尚有些動人處。函簡往還,敘述家常瑣事,跋贊法書名畫,間或記點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書,至若一本正經的碑誌文字,四家實少合作。蘇書《羅池廟碑》,蔡書《荔子譜》《萬安橋記》,都筆不稱名。黃書做作,力求奔放瀟洒,不脫新安茶客情調。恰如副官與人對杯,終不能令人想像曲水流觴情景也。米書可大可小,最不宜中,一到正正經經來點什麼時,即大有不知如何做手腳急窘,此外理學大儒,館閣詞臣,元勛武將,詞人騷客,也留下許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韓絳、吳琚、范成大、陸遊,大多數可說是字以人傳,無多特別精彩處。倒還是范成大和陸遊較好。即以四大家而論,米稱俊爽豪放,蘇稱嫵媚溫潤,黃號秀挺老成,蔡號獨得大王草法;其實則多以巧取勢,實學不足,去本日遠。即以對於藝術興趣特別濃厚賞鑒力又極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題跋前人名跡時,來三兩行瘦金體書,筆墨秀挺中見蒼勁,自成一格,還可給人一種灑落印象。寫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結體少變化而見出俗氣,獃氣,頭巾氣,難稱佳制。《墨庄漫錄》稱: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倪思評及宋賢書時,也有相似意見。大米雖有痴名,人實不痴,既善作偽,又復好潔成癖,對於自己一筆字,平時倒看得極重。其實論到宋代幾個有名書家筆墨長短時,這種應對可謂相當準確,並非完全戲謔。說宋人已不能如虞歐褚顏認真寫字,並不為過。

宋人雖不長於認真寫字,可是後世人作園林別墅匾對,用宋人字體寫來,卻還不俗氣。這種匾對照例可保留一種瀟洒散逸情趣,容易與自然景物相襯。即作商店鋪戶橫豎招牌,有時也比較傻仿顏柳字體少市儈氣,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氣。就中尤以米蘇字體,在捲軸上作一寸以內題識時,如吳琚與吳寬,筆墨儘管極力求脫俗,結果或者反而難免八分俗氣。成行成篇還看得去,一個一個裁下看,簡直不成東西!可是若把字體放大到一尺以後,不多不少來個三五字,又卻常常雅韻欲流,面目一新,然放大米書容易,放大蘇書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米黃體的有人,作蘇書的世多不見。

近代筆墨

康南海先生喜談書法,談及近百年筆墨優劣時,有所抑揚,常舉例不示例,不足以證是非。至於南海先生個人用筆結體,雖努力在點畫間求蒼莽雄奇效果,無如筆不從心,手不逮意,終不免給人一蕪雜印象。一生到處題名,寫字無數,且最歡喜寫「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一聯,卻始終不及在雲南昆明黑龍潭相傳為陳摶那十個字來得秀雅奇逸!一個書家終生努力,還不及他人十個字給人印象之深,似乎也就大可不必寫字了。昔人說,鮮於伯機、康里子山筆下有河朔氣,評語褒中寓貶。南海先生實代表「廣東作風」,啟近代「偉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二先生同樣是廣東人,卻能謹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驟,轉而耐看。所以說南海先生代表廣東作風,正可與畫家中的高奇峰、高劍父、林風眠,同為一條戰線上人物。筆下心中都有創造欲,可惜意境不高,成就因之亦有限。政治革命為社會民族作預言,事情不容易而容易;至於文學藝術革命,事情卻容易而不容易。為的是這是另外一種戰爭!

因此讓我想起一個附帶建議,即盼望現代畫家再莫題跋。尤其是幾位歡喜題跋的畫家,題跋常破壞了畫的完美!

其實欲明白清代書法優劣,為南海先生議論取證,不如向故都琉璃廠走走,即可從南紙店和古董鋪匾額得到滿意答覆。因為照習慣,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兩百年國內名流達宦手筆。雖匾額字數不多,難盡各人所長,然在同一限度中,卻多少可見出一點各自不同的風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應數宣武門外騾馬市大街「西鶴年堂」一面金字招牌,傳為嚴分宜手書,還有神武門大街大高殿牌樓幾個橫額,字體從小歐《道因碑》出,加峻緊險迫,筋骨開張;二百年來還彷彿可從筆畫轉折間見出執筆者執拗性情。至於琉璃廠匾額,實美不勝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應數梅蘭芳為「倫池齋」寫的三個字。乾嘉時代多宰臣執政名公巨卿手筆,劉墉、翁方綱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將手筆,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詩人名士手筆,法式善、寶竹坡可作代表。......入民國以後,情形又隨政體而變,總統如黎元洪、袁世凱,軍閥如吳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書,遜清太傅陳寶琛的歐體書,內閣總理熊希齡的山谷體行書,詩人詞客議員記者學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羅癭公、羅振玉、沈寐叟、庄蘊寬、林長民、邵飄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筆墨,都各據一家屋檐下,俯視過路人,也僅過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後,則新社會露頭角的名流,與舊社會身份日高的戲劇演員,及在新舊社會之間兩不可少的印人畫家,如蔡元培、胡適之、梅蘭芳、程硯秋、齊白石、壽鑈諸人寫的大小招牌,又各自填補了若干屋檐下空缺。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不僅可以見出近兩百年來有象徵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跡,還可從執筆者的身份地位見出時代風氣的變遷。先是名公宰臣的題署,與弘獎風雅大有關係,極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與藝術分道揚鑣,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樂意用名士作號召。再其次是遺老與軍閥,藝員與畫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給予平等重視,這些人本身也必然亦承認了這個現實平等觀。「民主」二字倒真像快要來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畫賣文房四寶,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徵,也可知事實上這個新的一群,在時代新陳代謝中,已成為風雅的支持者了。再其次,是琉璃廠古董鋪已有悄悄改營金鈔生意的,舊書鋪或兼賣新體小說或率性改作紙煙雜貨店,橫匾自然就已到可有可無時代了。

市招與社會

若說從故都一條小街上的市招字體,可看出中國近百年書法的變化,和中國歷史文化的新陳代謝,及社會風氣的轉移,那從此外各地都會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點東西。凡較熱鬧的省會,我們一定會感覺到一件事,即新的馬路和新的店鋪,多用新的市招。雖間或可從藥店,和糕餅店、南紙店,發現一二舊式匾額,比較上已不多。可知這三樣舊社會的商業,或因牌號舊,或因社會需要,在新的都會中尚勉強能存在。但試想想,舊藥店已不能不賣阿司批靈,糕餅店也安上玻璃櫃兼售牛奶麵包,南紙店更照例得準備洋墨水和練習簿,就可知大都會這些舊牌號,雖存在實勉強存在,過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後剩下的將是中醫與財神廟的匾額,這是中國人五十年內少不了的。雖然新式理髮館或大銀行門面,依然常常有個偉人題字點綴,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辦喪事人家題銘旌,只是題字人的功名,字體好壞實已不再為任何方面注意。武昌黃鶴樓廢基上的露天攤子,「小孔明」的招子,已到什麼總隊的大隊長用美術字招徠主顧了。

不過從執筆方面,也多少可以看出一點代表地方的象徵。譬如說,南京有的是官大名分多的革命要人,市招上題名也大多數是這種要人。民十八以後,南京的旅館、飯館,以及什麼公司,都可發現譚於諸老的墨跡,多少也可象徵一個不再重職業階級的民主國偉人氣度。山東究竟是文化禮義之邦,濟南市面雖日益變新,舊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較新的牌號,大多數還是一個膠東狀頭王垿所包辦,《醴泉銘》作底子的館閣體歐書,雖平板些不失典型。長沙是個也愛名人也重偉人的地方,(未焚燒前)各業匾額便多譚延闓先生《爭座位》顏體大字,和書家楊仲子(楊度之弟)六朝體榜書,兩人秋色平分。杭州是個也有名流也要書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處可見周承德先生寬博大方的鄭文公碑體寫在朱紅漆金字大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別墅園亭,卻多國內近三十年名流達官的題署。上海是個商業都會,並且是個五方雜處英雄豪傑活動地方,所以凡用得著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聞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題字。近代社會要人與聞人關係既相當密切,因之凡聞人的大小企業,從百貨公司到成衣店,卻又多黨國要人題字。

新問題

大凡歡喜寫寫字,且樂意到一個新地方從當地招牌上認識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徵人物的,都可能有個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體有越來越不高明的趨勢。或者因為新式商店門面寬窄無定,或者因為油漆匠技術與所用材料惡劣,居多招牌字體比例就永遠不會與匾額相稱,匾額又照例難與門面裝飾性相調和。至於請求名人動筆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壞不問好壞情形,只是執筆的官位越大或為人越富於商標性就越好。至於寫字的名人偉人呢,若還想把它當成一件事做,好壞之間還有點榮辱感,肯老老實實找個人代筆,還不失為得計。不幸常常是來者不拒,有求必應。有些人(尤其是我們常見的「文化人」)許多許多竟特別歡喜不擇紙筆,當眾揮毫,表示偉大洒脫。不是用寫徑寸字體的結構方法放大成對徑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麼東西作成的筆,三塗五抹而成,真應了千年前火正後人米顛說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論成就,卻與古人成就相去多遠!雖說這種連掃帶刷的字體,有時倒也和照相館西藥房這些商號本身性質相稱,可是這一來,在街上散步時,我們從市招上享受字體愉快的權利,可完全被剝奪了。(但知識青年的紀念冊,卻正是這種偉人字的戰場,恰恰如許多名勝地方牆壁上,是副官軍需題詩的戰場一樣;論惡劣,真不容易公平批判!)

權利去掉後自然多了一種義務,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頭的偉人字和美術字。這兩者合流,正象徵一種新的形成,原來是奠基於「莫名其妙」和「七拼八湊」。從寫字看文化,使我們感覺到像上月朱自清先生,對於政府十年前迫學生用毛筆的復古擔憂,為不必要。也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會的修理工作的意見,同意以外覺得茫然。因為黨國要人中雖還有個吳稚老,歡喜寫寫篆字,至於另外一位富有民主風度的於鬍子,寫的字就已經像是有意現代化,用大型特製原子筆作成蒓菜條筆鋒。北平琉璃廠的戴月軒李福壽,好筆作價已到三千萬,政府哪還有興趣能夠強迫人用毛筆寫好字!至於費三十五十億來收拾的故都,也真只是將將就就來收拾一下罷了。因為國內最有歷史價值的建築雕刻,當數山西河洛,許多地方都是梁先生伉儷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年親身調查過的。八年淪陷,雲岡和天龍山已面目全非,五台趙城的土木建築,毀去的更無可補救。和平勝利後,隨之而來是一個更猛烈殘酷的內戰,炮火焚灼所及,這些東東西西留下的廢墟,也會因種種情形而完全毀去本來樣子,作成個蹤跡不存。十年前保存在中國營造學社,人間僅有的一些建築照片,聽說一部分即已在八年前寄存於天津一銀行庫中時為水毀去。能愛惜、研究、保存的專家,全中國只那麼一二人,個人即雄心依舊,必和國內其他工礦專家一樣,也快老了,體力精神消耗得都差不多了,即有機會再來工作,也恐怕來不及了。全個國家卻正在具體和抽象的兩種大火中無限制的焚燒。讀讀《大公報》上連載的梁先生那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一個對歷史和文化有責任有良心的專家,活在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靈魂上的災難實如何深刻。梁先生也許會和我有同感,即一個故宮博物院最大的用處,如只是五月二十這一天,把宮燈掛出來點綴紀念,不能作更有意義的改革,並供給多數人研究學習的便利,這個博物院的存在與否,實在都無意義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張聽它毀坍還激烈,進而主張一把火燒去。但目前更重要的,或者還是凡力之所及能保存的,即毀去也無助於社會革命發展的,讀書人的急進詛咒,莫一例來煽火揚焰。社會分解加劇,「文化保衛」四個字若還有點意義,有許多事就值得分開來說來看,而這個分別的責任,即落在對國家民族對世界文化有認識有良心的讀書人肩上。這時節作豪言壯語易,說這種良心話卻難。我們實在還需要更多像梁思成先生的意見,提出給全國各方面參考。因為任何一個新的社會來臨,就還需要工業和其他!

從寫字也可讓我們明白,社會在變,字體在變,可是字的存在為人民繼續當作一種傳達意見情感的工具來運用,至少在中國總還有個百十年壽命可言。字本來是讓人認識的,如像北伐以後,近二十年來政工人員寫的美術字標語,實在不容易認識,也並不怎麼美,使我覺得即此一事,提出向「傳統學習」的口號,也就還有其必要!但是向一個現代從事政工人員說「標語字要明白簡單醒目而有效果,宜於從傳統學習」,當然像是完全胡說!因為凡是這一行工作,都正在打倒「傳統」,而學的卻是有現代性的「美術字」。辯論結果,只會相互頭痛。

（本文題目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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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是一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