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製造的歐洲最古漢文木活字

2016年7月8日至10月9日，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柏林工藝博物館將假座德京東郊的柯湓尼克宮苑，舉辦一個題為「稱頌偉業——柏林宮收藏的熱拉爾?達格利漆器藝術」的展覽。

達格利家族以善於製造精美的巴洛克風傢具馳名於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各國宮廷巨室爭相延聘其家族成員去擔任「將作大匠」。熱拉爾的技藝贏得了普魯士大選帝侯——勃蘭登堡的腓特烈?威廉的青睞，1686年他奉宣入宮，翌年受命出任大內秘藏藝術家之職。熱拉爾果然不負君主之望，建立了歐洲第一家王室漆藝作坊。他的代表作是一個錢幣櫃，藝術史上大有講頭：這個現藏柏林工藝博物館的木櫃是近代歐洲眼光向東、學習東亞漆器設計與工藝的例證。

這個展覽頗具匠心之處，在於策展人將達格利工藝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之下觀照。在中國關聯一方面，大航海時代的揭幕，海路交通的拓展甚至為歐洲帶來了遙遠東方的精神文明產品：書籍。版刻書籍正是中國人利用木頭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偉大貢獻。柏林的宮廷很快就通過種種渠道彙集到近四百部漢文書。在這個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部珍本——梅膺祚編纂的《字彙》明刻本。這部書柏林國家圖書館原來藏有三套，除了現存這一套全本，還有一套被選帝侯的御醫兼咨議官、漢學愛好者門采爾博士裁開，一條一條地加註上他的獨特拼音和譯文，然後粘貼進他1698年完成的九大卷《華文字林》（Lexicon characteristicum Chinensium）之中。第三套明版《字彙》是不全本，大約在1910年前後由柏林圖書館剔除。

版刻書之外，這個展覽還從柏林國圖商借到另三件十七世紀的珍品，其中之一為著名的「華文印字模」（Typographia sinica），這三千兩百八十七個約兩點五厘米見方的櫸木活字，系由大選帝侯圖書館總管安德烈亞斯?繆勒設計製造，原來的意圖或許是想以此印書，有可能就是印製他自己獨創的《漢文鎖鑰》（Clavis sinica）。字模刻出來上呈御覽，大選帝侯深加讚許，御賜「勃蘭登堡發明」（Inventum brandenburgicum）的雅號，但此君不久就與東家吵翻，卸職離去，圖書館由御醫門采爾接管，繆勒自己從柏林搬回什切青老家，不久鬱鬱而終，據說包括《漢文鎖鑰》在內的所有手稿也都由他親手焚毀。這套得以倖存的活字是歐洲最古的漢文活字，從其稚拙的字體和有欠完美的刻工看，應該出自當地人之手，而非嫻熟的中國技工所為，每個字模四圍有外框，與文字等高，僅憑這一點就可以斷定這套活字字模不真正適用於實際印刷。但這份執著，也足夠體現出十七世紀的西方人在學習中國文化上的一種「土法上馬」精神，可敬可佩，我們母語者不該挑剔外國人對中華國技掌握得不如我們好。

這次展覽是「華文字模」在自誕生以來的三百多年的時間裡首次向公眾開放參觀。尤其引起達格利展的專家和愛好者極大興趣的，是盛裝這套字模的橡木箱子，內分十層，可以如抽屜般一一拉出，是木器工藝的一個特別品種，作為達格利為大選帝侯精心打造的錢幣櫃同時代木器，兩者在展品中相得益彰。

最後給這個以東亞漆藝西傳為主旨的展覽補充一點背景史料。中國人給木器——不論是房屋、船隻還是傢具——上漆，既保護木頭不會朽爛，又起到美觀、清潔作用，「正是這種塗料，使得中國和日本的房屋外觀格外富麗動人」，是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最先替西方人觀察到的。天主教神父有生意眼：「出口這種特殊樹脂產品很可能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事業，但迄今好像還沒有人想到這種可能性。」（《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三章《中華帝國的富饒及其物產》，中華書局，1983，18頁）利瑪竇這部遺著是由金尼閣整理，冠以《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的標題，以拉丁文於1615年在奧格斯堡出版的。不過一個甲子之後，比利時名工巧匠熱拉爾?達格利及其家族以其漆工傢具走紅歐洲宮廷，歐洲已經有了可以規模生產的漆藝作坊，也許就是在達格利的故鄉——今屬比利時的度假勝地斯帕（Spa），這裡曾是歐洲王公貴族度假時特別愛好路過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這樣一個機緣，達格利被來此消夏的大選帝侯聘往了勃蘭登堡。

據記載，柏林宮廷擁有富於異國情調的漆藝，令公侯貴胄婦女們嘖嘖稱羨，當時有「柏林肯定有好工匠，才能做得出這麼漂亮的物件，造出如此漂亮櫥櫃的，保不齊是一個印第安人（Indianer）」的傳言（《奧爾良大公夫人伊麗莎白?夏洛特致漢諾威選帝侯夫人莎菲書信集》，1704年10月24日發自楓丹白露，1891年德文版第二卷，89-90頁）。所謂的「印第安人」，在設計製造漆器這樁事情上一定是個錯詞，原因是當年海通未久，歐洲人對亞洲事物了解不夠，很多新鮮事不免都容易想當然地跟正奮力從事遠東開拓的東印度公司扯上關係，從那裡帶回歐洲的人就是「印第安人」。印度不產漆工，它充其量只是漆貨的一個中轉地。專家們推測，傳言中供事柏林宮的「印第安人」工匠，倘若不是中國人，就是日本人。另一件利瑪竇也許想不到的事，是他死去後不久就有中國人歷經萬里波濤，回訪歐洲，拜訪教皇、法英國王：1682年南京人沈福宗隨耶穌會士柏應理游歐，在幾年的時間裡，廣泛接觸政、教、學、紳人物，並最終在葡萄牙加入了耶穌會。

利瑪竇當年描畫出的商業藍圖，是否有商人、工匠或者有心於此的能人去實現呢？顯然是有的，比如，同樣也是耶穌會出身的法國政壇巨人馬薩林紅衣主教，就是一個狂熱的東亞藝術品收集者，有自己的商業代理替他運作，1649年他搞的第一次拍賣，當中就有紡織品、瓷器和漆器這些遠東貨。十七世紀中葉，東印度公司成立，背後也有長袖善舞的馬薩林的鼎力相助。利瑪竇設想的商業可能性很快變成了現實，可見技術文化交流的速度快、過程短、實際利益明顯，遠非精神文化的引入與輸出那麼艱難曲折、有時甚至可以反覆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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