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文檔簿對清史研究之重要性

作者：白彬菊，耶魯大學榮休教授

譯者：牛建強，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出處：《滿族研究》，1993年第1期

「新清史」欄目編輯：蔡偉傑，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系博士候選人

感謝譯者牛建強教授賜稿！

譯者按

此文系美國著名清史學者B.S.巴特利特（Beatrice S. Bartlett）教授的未刊稿，其執教於耶魯大學，白彬菊是她的漢名。該文就清代軍機處的滿文檔簿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對治清史者和滿語者不無裨益，特為譯出，以饗讀者。

關於清代滿文檔案，業已接受的觀點認為，清史學家無須學滿語，或者無須把滿語材料用於歷史課題的研究。該觀點的又主張，學習漢語就足夠了。因為由清代滿漢兼治的雙軌政治所決定，用滿文所形成的任何材料也沒有漢文記錄。確實，連一些滿語專家也曾斷言，設若歷史學家回到過去的1644年，滿文檔案只能有為提高雙語水平而提供使用合璧課文的機會。這種觀點在清史專業中尤為根深蒂固。到1978年秋，哈佛大學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教授舉辦了一個擁有七名學生的滿語班，其中只有一位先前曾從他那裡接受過廣泛的滿語訓練的清史專業學生。滿語研究只引起了幾個研究機構的重視。總的說來，中亞諸語言特別是蒙古語的研究是活躍的，而很少的歷史學家能看到掌握滿語的必要性。

1981年4月，我對此問題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當時，我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目錄中看到了一組大約12冊名字不太熟悉的檔簿，如《漢（滿）文檔案總冊》。一旦手頭有了這些目錄，我高興地發現它們是我要知道的檔簿，對此檔簿還沒見到任何現代人的說明。這些檔簿是清代軍機處的目錄，是每五年或者每十年一次把所需檔案編纂成冊的工作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可以用這些目錄核實軍機處的主要檔簿，推測保存至今的比率（這個比率是非常高的）以及研究清代檔案的管理制度。和迄今的看法相反，這些目錄表明，許多純滿文檔案即從未被譯成漢文的檔案，形成於清代中期，甚至清代後期。譬如，雍正末軍機處的滿文檔簿是漢文檔簿的十倍。目錄還提供了關於這些檔簿的有價值的線索，因為檔簿標題告訴我們大量的我們所期待發現的各種各樣的滿文檔案內容。一旦我們獲得了利用這些檔案的途徑，未來的清史學家可能會很清楚地發現滿語研究的價值。

現在姑且不提大量的清代滿文檔案，把視點聚焦到1981年對我有用的檔簿上，即軍機處自身的檔案目錄（現藏於第一歷史檔案館）。我的大部分估計和結論並非建立在直接查閱軍機處所擁有滿檔的的基礎上（實際上，這些檔案仍未全部分類和提供給外間學者利用），只是以清朝所編的目錄為依據。下面所提出的看法只是初步的。我所查閱的目錄可能是軍機處檔案的初步摘要，在以後某個時間我們或許會發現，清朝的其他涉及滿文檔案的政府機構也會有類似的情形存在。

我的論述所依據的軍機處滿漢檔案目錄是在清中期和後期不同階段編成的，它們是用來跟蹤哪些文件已被繕錄且以副本形式收藏起來？哪些文件尚未錄副需要抄錄副本？最早的目錄所包含的內容系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最晚的目錄註明日期為光緒二年（1876年），其內容細分為軍機處錄副奏摺、原件和檔簿。而檔簿目錄又分為專題檔（即雜項，現在常稱專案）和其他按年月順序編排的各種檔簿。通常，這些目錄都是縝密編成的。十八世紀軍機處的錄副折包按月製成目錄，而那些專題月折包（或稱雜項月折包）是另外登錄的。然而，在一個目錄上，同一件檔案在兩個不同屬類中出現兩次，這表明要麼是錄副抄錄人員懈怠而弄錯了檔案，要麼是檔簿編輯人員的疏懶造成了目錄失真。

對這些目錄做出說明通常並不容易，尤其是那些當今學者希望進行比較並在想像中得出原始目錄沒有給出結論的地方。許多目錄並非成於同一時期，因此不是所有的術語都是標準的。例如，一些地方用「副」字註明檔案副本。但在其他的目錄中，其用法則相反，「正」字意謂後出的較為認真和悅目的副本，而不是較早的或者是記注草率的原件。滿漢檔案數量的比較也是困難的，困為滿文奏稿要佔用較大的書寫空間，因此只計算檔簿不可能得出可靠的比較結果。再者，一些檔簿經歷了名稱的變化或調整，如每季一冊可能變成每年12或13小冊，而其抄錄的內容未有任何重大變化。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些變化可能會以大體類似的方式對所有目錄產生影響，而檔簿數量出現同樣的差異也是可以想像的。那麼，不做任何其他的推測，就會對滿漢兩類檔簿的數量差異做出合理的解釋，達至兩者在內容上的平衡。

軍機處目錄提供的數字表明，在軍機處建立的前半世紀，這一新的中樞政府機構所形成的案卷在穩步增長。它們還表明，在最初的時期，軍機處的滿文檔案數量遠遠超過了漢文檔案。例如，晚清檔目記錄了存下的雍正時期111本滿文軍機處檔簿，從雍正八年(1730年)軍機處建立始，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6年中，平均每年合18.5本。而同期存下的可比較的漢文檔簿卻只有10本，且均系在雍正最後3年中形成，若以軍機處的雍正朝發揮效能的年數計算，平均每年合1.66本。換言之，雍正朝軍機處(雍正八～十三年)所形成的滿文檔案是漢文檔案的11倍。造成這種數量差異不能單用滿文書寫比漢文書寫佔用較大的空間這種事實來解釋。

當考慮的是錄副奏摺而不是檔簿的話，這種差異就會倒置過來。不過這種分歧不會太大，因為錄副奏摺的存儲單位是按折包計算的，每組把時間上相關的奏摺存放在一個帶紙封條的折包里，而每包的奏摺數量從25件到100件不等。目錄列有雍正朝軍機處的滿文折包36，漢文折包53，漢文折包多於滿文折包，但相差不足二倍。

遺憾的是，軍機處檔簿目錄的開列年代沒有超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一些情況下甚至還未及此。上面的圖表比較了約一個世紀的滿、漢檔案的數量。滿文檔簿的數量持續增長，到道光朝而達到頂點，儘管在以後的20年里不及漢文檔簿數量。軍機處錄副奏摺呈現了相反的情況，從雍正朝開始，漢文的使用較之滿文使用稍為通行。儘管滿文錄副折包的數量總是落後於漢文折包，但滿文檔案的數量在同治的11年中仍在穩步增長(就錄副奏摺折包的年平均數而言——譯者注)。因此，軍機處的目錄表明，十九世紀軍機處的滿語使用實質上並未衰減。

不希望滿語檔案中有更多關於皇帝私人活動以及頒布的無關緊要的行圍原則的內容，這樣的學者註定是會失望的。僅在乾隆朝的滿文目錄中，我就發現了50多種不同的檔簿標題。它們暗示了其中包含著更為廣泛和多樣的內容，或許會提供滿足各種研究興趣的檔案。

大多目錄把滿文檔簿分為四組：(1)所謂的「三項檔」；(2)錄副奏摺檔；(3)軍機處值日檔；（4）專題檔。「三項檔」包括明發上諭檔、廷寄上諭檔、議復檔的檔簿。一些「三項檔」的總目還有附屬檔簿，像軍伍上諭檔、軍伍奏摺檔、軍伍議復檔、尋常上諭檔、尋常月折檔、尋常議復檔和雜項議復檔。

錄副奏摺檔由月折檔組成，軍機處辦事檔包括辦公記錄檔和值日檔，例如早事檔、行文檔、字寄檔、留京辦事檔和發報檔。稱為專題檔的目錄包括的種類很多，以至於不能開列出來。但是，我將試圖對不同類型的檔案作一概述。行文檔大體是關於皇帝行圍、出巡事宜的檔案，河南行文檔集中了七次南巡的檔案(其中包括南苑狩獵檔案)。

其他檔簿關涉盛京出巡、木蘭秋獮、五台山和皇東陵的檔案（盛京檔、木蘭檔、五台檔、東陵檔）。許多檔冊有關邊疆事務，和西藏、土爾扈特、哈薩克、柯爾克孜、俄國相涉。有些檔簿的標題不能提供任何關其內容的線索，如有2冊標明為乾隆五十一年的「秘字檔」的檔簿、另一稱為「赫圖裡檔」[平行檔（Heturi，漢譯為赫圖裡檔）]即是如此。「赫圖裡檔」是盛京和京師大體平級的官員和機構間的行文檔案。這些檔簿中的平行文移是皇帝向未過目的檔案彙輯，涉及如熱河宮殿、廟宇的修葺、有關下級機構臣工薪俸的議論、宮廷服飾規則、廟宇裝飾等各方面的內容。目前一檔館還有數卷赫圖裡檔和的漢文檔案保存在一起，因為它大約1/3的內容系用漢文寫成。

十九世紀的滿漢檔簿在標題名稱上很少變化，譬如嘉慶時的目錄顯示了近20個標題，有明發檔、議復檔、寄信檔、行文檔、字寄檔、早事檔和發報檔。另外，還有不足十冊的專題檔，其中有一冊關涉俄國、三冊關涉新疆、一冊系對官員家屬發布諭旨的「大員住地檔」、三冊關於八旗都統的「都統檔」和其餘幾冊關於皇帝行圍、出巡的檔案。道光朝和咸豐朝的檔簿數量更少了，每朝只有幾種類型的專題檔案和一些其他的檔案。但是，十九世紀每年形成的滿文檔簿數量仍和乾隆朝差不多。更加有限的標題範圍與其說表明了政府行政過程中滿語應用的衰減，無寧說是檔案遵循程序的重新組合和調整的結果。這和我們知道的嘉慶初文移制度的改革是相一致的。儘管只有當這些檔案有效地利用於研究時，我們才能對其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但是我們也可藉助一種別的方法對其中包含的內容做大體的把握。這可從倖存的兩本號簿中得到說明：裡面記錄有軍機處為收藏檔案彙輯分配給滿文錄副奏摺的歸檔編號，它們屬於從乾隆元年至十九年(1736～1754年)稱為奏摺號簿(有時稱月折號薄)的目錄。這兩本號簿分別是乾隆十一年和乾隆十四年的，在一檔館的漢檔部被偶然發現。它們證明了每件錄副奏摺和奏摺號簿上的名稱、位置相一致，因而是言簡意賅的內容摘要。被列入這些號簿的檔案是不同級別的滿族人提交的，其中有諸王子、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內務府成員、監察御史和分居全國各地尤其是邊疆地區的滿族官員。內容包括邊疆事務、旗務、皇族關係，有關滿人所犯不法行為的刑案、皇陵、皇帝行圍之類，其中也常常提到旗人在典當和債務方面的借貸和伴隨而來的償付問題。

因此，儘管我們沒有檢讀存儲於北京一檔館(確有一些保存於台北)的大量滿文檔案，不過我們可以從現代檔案管理人員正在進行的檔案分類中了解它們所涵蓋的內容範圍，然後用這些初步的信息作為判斷我們是否學習滿語的依據。當然，也有大量的問題很少用滿語討論或奏報，如漢人科舉制度、賦稅、鹽斤產量、地方價格和氣候、地方盜賊以及對各直省的上諭，以及其他一些私人事情。然而，在咸豐朝(1851～1861年)以前，幾乎所有有關俄國關係的檔案都是用純滿文寫成，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現在很明白，我們遇到了包含在滿文檔案中其他有用的內容。在軍機處成立的最初3年(雍正八年～十年)中，似乎沒有任何的漢文檔簿被保存下來，這個事實尤為重要。即使當軍機處開始用漢文保存檔案和記注建議時，它的許多議復檔，包括那些建立在漢文檔簿基礎上的議復檔，也是用滿文寫成的。再者，滿語檔案在未受到非議、剔除和喪失的時期，在當時來說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勢。這樣看來，滿文檔簿很可能比漢文檔簿更為完整。

讀者或許會問，為何在數百萬件清代檔案形成並有效地被保存下來之時，如此巨量的純滿文檔案長期隱沒、不能得窺？答案是，這些檔案不是被故意地隱藏起來，而是由清代官僚政治的運行特點所決定的。西方學者最先熟知的清代檔案，是大多由漢人官員構成的、處理例行政務的機構內閣和六部形成的檔案。不管是雙軌政治的原因，或是出於執行例行政務機構的中級官僚的習慣，有些滿文文件不得不譯成漢文提交給該機構體系。軍機處的密折制度在清朝官僚政治本身和現代學術界來看難以理解，而掌握著未譯滿文錄副的軍機處滿檔房從來未被描述過，這篇短文即是試圖探其究竟的一個嘗試。

附:筆者對美國的學術社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聯絡委員會在經濟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鼓勵表示感謝。它們為本人在台北和北京對清代檔案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另外，美國社團以及1981～1983年哈佛東亞研究費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的幫助使本人進一步認清了清代檔案中存在的諸問題及其聯繫。本文談到的幾個問題，曾同幾位精通滿語的檔案專家交換過意見，在此深表謝忱。他們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張葳、庄吉發和潘淑碧，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鞠德源和劉景憲。感謝喬納森·斯彭斯教授對該文草稿的評論和喬安娜·沃利·科恩先生的建議。該文的提要是1981年10月在威斯萊大學召開的亞洲研究地區會議上提交的。1981～1983年間，在哈佛就我的一些觀點同約瑟夫·弗萊徹教授進行了切磋，獲益良多。瓊·希爾和金尼·吉恩幫助列印了全部手稿，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因版面限制，略去注釋，引用請參考原文

編排：@聶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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