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蘇里：極權體制之惡，每一個參與者難逃其咎

歷史總以不同面目重現

文|劉蘇里

（萬聖書園創始人）

其實，歷史以不同面目重現，但大多數人沒概念。少數人能複述「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這個似是而非的格言；只有極少數人，才分辨得出，「重現」的歷史裡，哪些是變種，哪些是換湯不換藥，哪些是升級版。這裡的潛台詞是，歷史不斷重複，甚至以驚人的家族相似性重現。

很多人親眼所見、親身經歷了這種重複，卻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大腦，如同在得知「大屠殺」事實後，阿倫特、列維納斯、哈貝馬斯??的第一反應是，「這怎麼可能？！」阿倫特1975年去世，假定她活到今天，她會修正聽聞「大屠殺」後的驚詫么？未必。比阿倫特小23歲的哈貝馬斯今天依然健在，他對1975年以來人類歷史進展中某些或明或暗的線索，其可能象徵的意義，又說了些什麼？沒有。一句都沒有。

有人說，福柯、羅爾斯、亨廷頓、德沃金等人離世後，世人遇事想聽聽他們聲音的思想家，歐洲只有哈貝馬斯，美國只有福山了。哈貝馬斯就這樣了。福山呢？用一批觀察者的話，「越來越不靠譜」。

希特勒1933年上台，整整十年後，歐美一流的大腦，比如阿倫特、約納斯，才相信他會幹出什麼。朋霍費爾，早在1929年，幾乎就預計到了阿倫特14年後感到驚詫的歷史軌跡。他的名聲遠不如阿倫特大，如同開啟德國宗教改革進程的伊拉斯謨，名聲遠在馬丁·路德之下。

臨歷史深淵，人類不可救藥如此，除一嘆再嘆三嘆，還能做點什麼？

《朋霍費爾：牧師、殉道者、先知、間諜》

[美]埃里克·梅塔薩斯 著 顧華德 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10月

個人而言，接觸朋霍費爾，有三次。大約18年前，讀他的《獄中書簡》（1997年），隨後是他的代表作《作門徒的代價》（2001年）。沒找到感覺。第二次，2007年前後，幾次介紹溫德《力阻狂輪：朋霍費爾傳》。第三次，2015年，劉怡《武神與將軍：納粹德國軍人抵抗運動史話》出版，第一次注意到朋霍費爾曾極深地捲入暗殺希特勒的「陰謀」，但主角是「武神與將軍」。這次讀梅塔薩斯著作，算是第三次的延續。《朋霍費爾》上市比劉怡書晚了半年多，我讀又是半年多以後的事。拜此書之賜，系統了解了朋霍費爾與希特勒和納粹的「博弈」，直到犧牲的諸多細節——這麼說吧，該書副標題的四個關鍵詞，三個與此有關：先知、間諜和殉道者；「牧師」則是他的身份背景與堅定博弈的動力之源。整本書的關鍵章節，就是寫朋霍費爾如何比絕大多數人更早識別出希特勒和納粹真面目（先知），并力行「行動高於說教」原則，抵抗納粹惡行（間諜），勇於犧牲（殉道）的故事。

希特勒出版《我的奮鬥》時，朋霍費爾才17歲。正是通過此書，朋霍費爾認識了希特勒，並認定此人必將引德國至戰爭深淵，直到毀滅（1929年）。朋霍費爾出身望族，父母兩系成員遍及德國所有重要領域，唯他專攻神學，且少年有成。至少兩點，讓朋霍費爾比絕大多數成年人更早對希特勒和納粹有深刻認知。

德國是路德宗教改革的故鄉，新教徒佔主導力量。全民動員，廢除魏瑪憲政，雪恥「一戰」屈辱，除豢養黨衛軍、降服普魯士軍官團外，收服眾教徒、樹立一個全民公敵——猶太陰謀集團，才是關鍵。希特勒和納粹的下手處，無一逃過朋霍費爾法眼。

我讀過的所有中文材料和文獻，認識到希特勒和納粹「根本惡」之危害，整個世界，恐怕只有朋霍費爾。書中詳細記載了朋霍費爾在兩條線索上的思考、抵抗，從作為牧師的證道，到作為「間諜」捲入暗殺、政變「陰謀」，到陷獄後不屈的鬥爭軌跡。對希特勒和納粹的認知，朋霍費爾是不折不扣的先知。無畏的勇氣，來自堅定的信仰，以及寬廣無界的人道主義信念。他是思考者，更是行動者，因而在人類對抗極權統治的歷史脈絡中，樹立了彌足珍貴的榜樣。

《鹿特丹的伊拉斯謨：輝煌與悲情》

[奧]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譯

三聯書店

2016年4月

談起16世紀初的德國宗教改革，人們首先記起的一定是馬丁·路德，甚至只有馬丁·路德。馬丁·路德等於德國宗教改革。幾乎沒有人記得，伊拉斯謨才是教改的開先河者。感謝茨威格，讓中文讀者了解《愚人頌》作者伊拉斯謨，不僅是歐洲現代啟蒙第一人，更是打響新教改革第一槍的智慧先驅。

本書發人深省的，是「悲情」部分。傳主在羅馬教廷與德意志教民怨懟間的「游移」，讓作者的寫作產生情感甚至理性的分裂——一方面同情伊拉斯謨的立場，一方面惋惜伊拉斯謨關鍵時刻的「後退」，而這一歷史性選擇，不僅導致了伊拉斯謨與馬丁·路德的公開論戰和決裂，德意志各邦國乃至大半個歐洲經久不息的血雨腥風，進而演繹出更加激烈的閔採爾派的挑戰，讓血流不止的歐洲大陸雪上加霜，創傷劇痛。

即使我們信了「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之說，但當希特勒和納粹收服德國基督教過程中，大肆引用馬丁·路德「教誨」，對猶太人無情殺戮和滅絕時，後人也無法茫然面對馬丁·路德有關猶太人的「惡言」，如同希特勒利用尼采「權力意志」為其所行註腳背書一樣。你可以感嘆歷史的弔詭，但還原歷史現場，怎麼能無視歷史選擇當口，個人的心思乃至意氣所起的作用？回到五百年前，假如伊拉斯謨與路德聯手，歷史會改寫么？肯定。茨威格對此亦有扼腕。歷史之所以要假設，因其不斷重複，否則人類永無長進。

根據茨威格，仔細辨析伊拉斯謨和路德各自的立場，在觀念和「教義」上，沒有任何分歧，不同的是手段和路徑。如前所述，這一不同，不僅改寫了歷史，也為人類五百年的衝突埋下伏筆。

《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

[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 口述 [美]所羅門·伏爾科夫 記錄整理 葉瓊芳 譯

作家出版社

2015年11月

肖斯塔科維奇口述回憶錄，作於其去世前不久。他下決心說出真話，「必須這樣做，必須」，主要不是意識到不久於人世，而是要為他經歷的半個世紀的蘇俄歷史作當事人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對記錄者的惟一要求是，回憶錄要在他死後發表，並同意在西方出版。1975年肖斯塔科維奇含恨離世，1976年伏爾科夫離境赴美，作品隨後問世（1979年），距今將近40年。

邊讀邊想，如果上世紀80年代初，此書就有大陸漢譯本，對我們認識斯大林統治歷史，以及避免克服歷史的「重複」，會發生怎樣影響？不是有麥德維傑夫的《讓歷史來審判》么？不是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么？對，還有喬治·奧威爾的《1984》。更早還有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和未公開出版的德熱拉斯《新階級》。我覺得，以上作品，都無法與《見證》相比。

《見證》沒有理論，不是預測，甚至都不是總結。想想1974年的蘇俄和「冷戰」中的世界吧，沒人預見到1991年蘇俄極權統治的垮台，更沒人預見到開啟開放進程後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成長。

通過藝術（主要是音樂）領域窗口，作品細密「見證」了斯大林整個統治體系的形成、運作肌理，以及蘇俄體制垮台的秘密（讀者後見之明）——維繫統治的要素，正是導致其垮台的質料。

順便說一句，作品中披露的諸多細節，不僅能勾起過來人不忍之記憶，更因其一直以來、今天尤甚的重複，令人驚懼，非「瞠目結舌」所能描述。

《根本惡》

[美]理查德·J.伯恩斯坦 著 王欽、朱康 譯

譯林出版社

2015年9月

「根本惡」一詞，來自康德。但康德的定義，顯然無法概括和解釋20世紀從左至右各種「超出想像，難於理解」的惡之現象。這個任務，是由約納斯、列維納斯，尤其阿倫特完成的。不那麼有趣的是，三位思想家，皆出自海德格爾門下。他們共同的特徵是，都是猶太人，經歷了希特勒上台後的逃亡，其中兩位男性，一位參加過對德作戰，一位逃到巴勒斯坦，後來參加了以色列獨立戰爭。可以說，他們對根本惡的思考和論斷，與他們刻骨銘心的經歷深切相關——他們的親人，大多死於納粹集中營。他們是根本惡的思考者，也是見證人。

關於根本惡，他們主要不是發展了康德的敘述，而是改變了康德的定義。在阿倫特，它看似對應「平庸之惡」，卻是從極權統治抽離出的概念。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阿倫特的「平庸之惡」，似乎遮蔽了根本惡的個人責任，而在肖斯塔科維奇的「見證」中，他非常肯定地認為，極權體制之惡，每一個參與者難逃其咎。匈牙利作家米克洛什-哈拉茲蒂在《天鵝絨監獄》中，不僅佐證了肖斯塔科維奇，且有進一步推進——參與作惡者不只參與，且有意為之，以此為榮。伯恩斯坦的貢獻在於，通過梳理從康德到尼採到阿倫特，他確認「根本惡」的存在，矯正了各時期思想家關於根本惡敘述中的缺陷，且明確了根本惡與個人的責任。這一結論，在今天，對以各種面目粉墨登場，不斷重現的歷史現象，尤具警示意義。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9期。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財新文化 的精彩文章:

TAG:財新文化 |

※文在寅親自主持反腐，終結韓國幾十年的財閥體制？
※這仍然是個半封建性的體制
※被強姦者竟向「強姦者」道歉，這次真的是體制問題了
※有「蘇聯航天奶牛」之稱，冷戰之後它一直堅守蘇聯體制，身份尷尬
※實拍！這種習俗讓他們相信會長壽，還能增強身體的體制
※他曾多次與這個僵化的體制交手，均妥協而歸，這次能成功嗎？
※這是對體制的嘲諷和悲哀：體操五金王退役淪落到干皮肉交易！
※進入體制並不難，想避免國考的戰場，給你指幾條路
※體制內的3個權術真相！
※被體制認可，就是好的藝術嗎？
※文在寅逃過一死？韓國體制大錯特錯，效仿此國三韓之地可見福音
※一妻多夫體制，兩個丈夫，如果一個對他不好，她可以去找另一個
※阿的江下課值得歡呼，但體制不變王治郅也很難拯救八一
※中國崛起，不能簡單歸因於體制和文明
※扯個關於體制的閑淡——要永遠保持離開體制的能力
※黑子：被體制認可，就是好的藝術嗎？
※他成為了神空的主人，卻因為體制不夠不能夠進行修鍊
※火影忍者神奇的陣法體制，最強能力可以封印忍界所有忍者聯軍！
※離開體制之後，醫生還能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