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燕京學報》

顧頡剛對青年學者向存愛護和提攜之心，認為發表文章是青年人在學問上自我審視與快速成長的有效方式，亦是弘揚學問與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

《燕京學報》為民國時期重要學術刊物之一，自1927年6月創刊至1951年6月停刊，共發刊40期，發表論文 300餘篇。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古史辨」派領軍人物、頗有影響的編輯出版家顧頡剛為第二任主編，雖然任職時間最短，但在其主持和引導下，《燕京學報》承前啟後，既堅持了嚴謹精深的學刊精神，又進行了形式和內容的創新，展現了執著堅定的學術信仰、傲骨錚錚的學人姿態與百家爭鳴的學界風貌。

內容充實 文章新穎

《燕京學報》經過前6期的摸索和奠基，到第7期顧頡剛開始任主編，逐漸呈現出新的辦刊特色。從內容方面考察，顧頡剛主編的第7—8期和第12—15期，語言文字類文章增至9篇，比前6期多7篇；古史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多達12篇，是前6期的2.4倍；歷史地理與文獻類文章亦稍有增加；文學、思想文化、宗教哲學類的文章則大大減少。因第8期方壯猷《匈奴王號考》與《鮮卑語言考》二文有掠美之嫌，顧頡剛為負刊文不當之責，暫卸主編職務，但仍位列編委會成員，積極開展學報相關工作，不但與容庚共編第9期，而且一直積極拓展稿源、組織稿件，如邀請數學史家錢寶琮寫作《太一考》，並親自抄錄整理相關資料。因此，第9—11期可視為顧頡剛與容庚主編工作上的合作階段，二者的編輯思想均有所體現。這三期，歷史類文章仍是占絕對比重，論及甲骨金石類者數量最多，歷史地理類雖然僅有兩篇，但比照該類文章的總體出現頻率，仍保持了較高值。語言、文學、文化、科學、經濟等其他幾大類文章所佔比例則相對平均。

從所發文章的專業類別看，顧頡剛主編期間的《燕京學報》在學術傾向上有一定變化，對古史、語言文字、古籍文獻、歷史地理和邊疆問題更為關注。同時，這一階段的學報刊登了劉朝陽的《從天文曆法推測堯典之編成年代》（第7期）、何觀洲的《〈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考》（第7期）、鄭德坤的《層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釋》（第11期）等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理論與研究方法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課題的文章，又發表了劉朝陽的《殷歷質疑》（第10期）、吳其昌的《卜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第14期）、朱希祖的《整理昇平署檔案記》（第10期）、洪業的《尚書釋文敦煌殘卷與郭忠恕之關係》（第14期）等運用出土文獻與實物、敦煌藏書、內閣檔案等新資料的考證文章。在第7—15期期間，還增加了詞學研究，如夏承燾的《白石歌曲旁譜辨》（第12期）；年譜考證，如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第7期）、侯堮的《覺羅詩人永忠年譜》（第12期）；名號考釋，如馮家昇的《契丹名號考釋》（第13期）等內容。從文章的研究方法、運用資料及類型方面看，經過最初6期的準備和積澱，《燕京學報》更顯兼容並蓄，有意識地擴大了文章刊載範圍。

設立專欄 形式創新

從形式方面考察，《燕京學報》創刊伊始以發表專題學術論文為主，偶有考察報告、書籍述評及序跋類文章。在顧頡剛主持下，《燕京學報》自第 8 期起增設了「學術消息」和「新著評論」兩個欄目，文章形式更為豐富。「學術消息」欄目從設立起一直堅持到終刊，突破了學術期刊單調的論文體形式，刊登了自上一期以來半年內各類重要的學術信息和學術成果。書評在《燕京學報》上出現得較早，第5期即有容庚所作《評猷氏集古錄第一集》，但彼時書評不過以附錄形式刊出，真正初立「新著評論」這一獨立欄目仍是在顧頡剛主編的第8期，並刊有容庚的《評猷氏集古錄第二集》和瞿世英的《評戴聞達博士英譯商君書》二文。雖然「新著評論」的欄目名稱僅存一期，但其欄目思想及功能卻以其他形式得到承續和發展。《燕京學報》第9期至第29期的「學術消息」欄目中增設了「出版界消息」，其實質就是對新出版書刊的簡介概評，共推介圖書、引得、雜誌300餘種。齊思和主編的最後10期，又設立了「書評」欄目，可以說是「新著評論」的另一種延續。

百家爭鳴 兼容並蓄

從風格方面考察，顧頡剛堅持了《燕京學報》嚴謹精深的辦刊風格，更進一步擴展了其學術胸襟、增加了其文化包容度。這首先表現在文章的選用上，無論作者觀點是與己相合還是完全對立，無論文章內容是獨得之見還是爭鳴駁論，只要能夠顯示出真學問、表達出新思想就會被採用。如顧頡剛的古史辨偽頗受康有為「托古改制說」和「新學偽經說」的影響，因此他對晚清今文學家的疑辨思想和歷史解釋比較推崇。而錢穆「不啻特與頡剛爭議」，寫成《劉向劉歆王莽年譜》一文，以年譜的著作形式具體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指出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不可通者有28處，系統駁斥了劉歆偽造諸經之說。顧頡剛雖與錢穆的觀點不同，但絕不排斥爭論與異議，將此稿改題為《劉向歆父子年譜》刊登在《燕京學報》第7期，後又載於《古史辨》第5冊。又如，郭沫若署名「郭鼎堂」在《燕京學報》發表了《湯盤孔鼎之揚榷》和《臣辰盉銘考釋》兩篇文章，而此前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郭沫若很坦率地講到了他曾對「古史辨派」的古史觀不以為然，但其文章仍能夠出現在顧、容兩位先生合編的第9期上，足見顧頡剛主編學報的心胸。

《燕京學報》在鼓勵學術爭鳴方面也展現了更強的包容性。如鄭德坤《層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釋》（第11期）引用了徐中舒的文章，徐氏認為有誤用其說之處，遂致信顧頡剛加以申說。顧頡剛在學報第13期，將徐、鄭的辨答覆信，以及馮家昇就雙方討論而發表的意見，一併登出。讀者在你來我往的筆端交鋒中明晰了論爭問題核心及研究過程，也感受到了《燕京學報》的謹慎求是、不斥爭鳴與公正客觀。

《燕京學報》自由開放、包容兼蓄的風格還體現在結構合理、層級多樣的核心作者群的建立上。顧頡剛對青年學者向存愛護和提攜之心，認為發表文章是青年人在學問上自我審視與快速成長的有效方式，亦是弘揚學問與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他主編期間，《燕京學報》的作者不但名家薈萃，而且新人輩出，吳世昌、張蔭麟、譚其驤、吳晗、鄭德坤、侯仁之等在學報發表文章、出專號時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青年作者的增加，既增添了學報的活力，也利用學報的影響力迅速擴大了年輕學人的知名度並進一步激勵其研究，形成學術研究的良性循環。

時代記錄 觀照現實

從時代意識上看，這一階段的《燕京學報》更為注重以學術觀照現實。顧頡剛在社會激蕩、國難日蹙之時接編刊物，發表了諸多研究歷史地理、古代行政區劃、邊疆與民族等問題的文章，以求為文化之源遠流長、國家之自信自愛、民族之團結凝聚、疆域之寸土必爭提供論證。錢穆的《古三苗疆域考》（第12期）、譚其驤的《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第15期）、葉國慶的《古閩地考》（第15期）等文章，均為愛國情感與學術研究的結合。在顧頡剛這位投身於學術但從不困守故紙堆的學界前輩引導下，《燕京學報》在國民黨文化政策的高壓下為學人頂起了一片天地，學人由此對祖國的滿腔熱忱、對山河劇變的憂憤得處可訴、藉機能言。馮家昇的《契丹名號考釋》（第13期）之後記、吳世昌的《「即」「則」「祇」「只」「且」「就」古訓今義通轉考》（第14期）之引言、姚薇元的《唐蕃會盟碑跋》（第15期）之文後，鳴出多少時代的悲辛和赤子的慨嘆！

在顧頡剛的不斷努力下，《燕京學報》增設欄目，擴展範圍，不僅建立起更為合理、更有活力的作者隊伍，守住了學術的神聖與尊嚴，而且走出了高冷孤寂的象牙塔，成為一個時代的學術窗口，展現了一段歷史時期的文化精神。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黑龍江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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