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為何不被歐洲國家信任？

太平天國是否只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運動，還是帶有近代色彩的革命運動，又或者，根本與進步性無關？有趣的是，對太平天國運動提出評價，持不同觀點的人都援引了馬克思的評價。認為太平天國具有革命性的人會提及馬克思1853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撰寫的評論專欄。在那篇文章中，馬克思斷言太平天國不僅要算是一場革命，而且是當時世界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很可能因此帶來亞洲的新紀元。

但在九年之後，馬克思在另一篇評論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太平天國「除了想改朝換代，未體認到任何職責」，堪稱「對人民的危害更甚於舊統治者帶來的危害」的「惡魔」。

《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已經說過，馬克思在其所處的時代，只能了解到較少、很可能無法滿足全面和準確性要求的統計數據，以及大量存在錯訛的信息。馬克思1853年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判斷，是根據這場運動掀起初期，歐洲國家駐華的一些傳教士所傳回的信息。這些傳教士驚喜的發現，太平天國的掌權者信賴著跟歐洲人同樣的宗教，因而傾向於傳遞有利於太平天國的信息。而在1862年前後，英法列強已經強迫清政府簽署了《北京條約》，列強認為維持清政府統治更有利於通商貿易，會帶來更多利益，從而撕破了此前曾與太平天國達成的中立協議，駐華官員、侵華部隊的將領及傳教士展開了一場對太平天國運動的妖魔化宣傳。馬克思這時所了解到的所謂太平天國運動的劣跡，其實是清軍在江浙兩省侵犯平民、阻斷貿易、貪污腐化的寫照。包括當時英國駐華的少部分官員在內，也有部分外國人不贊同英國為代表的列強，輕佻冒失的去扶持一個看上去腐朽程度更高的清政府。

從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到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乃至這個奇特的政教二合一政權的最高領導人洪秀全，一直都致力於修好英法美諸強。但列強從前期的名義上中立，到後期乾脆放棄中立姿態，並不認為太平天國可以帶給他們更多的利益，這樣的選擇在後來也引發了爭議。英國等國內部，政界、學界仍有一批人惋惜中國失去了更早成為「(近代)文明國家」的可能。而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09年接受英國記者採訪時，堅信如果當初不是英國阻撓，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早就已經成功，中國將早於日本完成向近代國家過渡，「太平叛亂髮生時，滿清已是山窮水盡，而戈登及其『常勝軍』阻止它遭推翻，進而阻擋了一個正常、有益的自然過程。自那之後滿清的所作所為，無一證明他們值得一救……等到滿清垮台，由於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後就會發生，動蕩將更為暴烈，而且會拖得更久，因為那被延遲太久，老早就該發生。」

美國歷史學家裴士鋒為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現執教於美國阿姆赫斯特馬薩諸塞大學，他所著的《天國之秋》，旨在證實伊藤博文的上述觀點。裴士鋒認為，英國在《北京條約》後放棄所謂的中立，援助清政府特別是具體支持湘軍和淮軍打敗太平軍，事實上並沒有起到促成中國進步發展的作用，相反延續了中國的黯淡。

太平天國運動前期贏得的外國人好評，其實是因為與清政府地方大員及軍隊的糟糕表現形成了太鮮明對比。太平軍起事後，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廣州多次集中處決被指控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在押者，累計人數多達數萬人，行刑殘忍，現場場景堪稱血流成河。此舉導致廣州大批商紳逃入香港，促成了港島迎來了第一輪繁榮，人們也因此對太平天國萌發了同情。這種同情，在曾經擔任傳教士助理的洪仁玕獲封太平天國干王后，很快轉變為一定程度上的信賴。

而就在太平天國席捲南中國的同時，清政府卻在葬送著英法列強的耐心。咸豐皇帝強烈反感列強提出在北京派駐使節的要求，在英法艦隊入侵天津後，清政府還是同意了列強要求。但隨後的1859年，當英法艦隊載著換約的外交官再度來到白河口時，獲悉清廷變卦的消息，入侵者遭到守軍重創。戰爭不可避免的擴大。英法聯軍攻下大沽與北塘要塞，清廷再度提出議和，卻一語不合就扣押了英法使團，導致的結果就是聯軍變得瘋狂，很快攻佔了北京，洗劫了圓明園。

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的行為在歐洲也引發了強烈不滿，被質疑為文明國家的醜惡犯罪。《天國之秋》書中就寫道，下令放火燒掉圓明園的額爾金伯爵，其父額爾金勛爵之前從希臘劫走大理石雕。聯軍從圓明園倉庫中發現幾十年前，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贈送給清廷的科技設備、天文和武器等禮品等細節也被廣泛傳播，成為清廷腐朽落伍、抗拒變化的明證。

正當人們以為，英法美列強至少要保持對同樣宗教信仰的太平天國的中立姿態，形勢卻急轉直下。傳教士對太平天國運動特別是洪仁玕、李秀成等人的讚譽，對時局的影響甚微。但英國駐華的使節和武官卻出現了一個重大誤判，太平天國席捲南中國，佔領華東，逼近上海，使得大批鄉紳商戶遷入上海，促成上海地價和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這卻被理解為清軍和租界武裝力量防備的結果，堅定了列強保衛上海並協助清軍防衛的信心。這項誤判使得列強以強硬姿態主動出擊，擊退了前來攻打上海的太平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太平天國運動被平息後，英國官員才發現上海的貿易一落千丈。

更劇烈的轉折出現在西線戰場，英王陳玉成與忠王李秀成合圍湘軍，藉以解除曾國荃部對天京的包圍的戰略構想未能成功。《天國之秋》書中濃墨重彩的介紹了太平軍與湘軍戰略對峙期間的各自得失，指出洪仁玕受命率軍離開天京前往西線戰場的打援行動，不僅未能起到軍事上的積極作用，而且使得太平天國失去了可以與列強駐華官員、傳教士正常溝通的可靠人選。太平軍連克杭州和寧波後，表現出善待歐洲僑民和商人的姿態，但這仍然不為列強所信任。列強官員反對華爾、戈登等人組織的「常勝軍」但未採取實質性的約束；而湘軍最終與租界里的上海鄉紳達成合作，後者向前者輸送經費支持，前者則提供武力保護。

淮軍的崛起，相比李鴻章從其恩師曾國藩那裡得到的指點和經驗輸出，更多的支持其實來源於英國人。1863年11月，駐守蘇州的太平軍多名叛將在獲得李鴻章和戈登擔保保全性命的承諾後，殺死主將慕王譚紹光，但李鴻章卻違背承諾斬殺了這批投降的兵將。戈登對此怒不可遏。這起事件的消息傳回英國後掀起軒然大波，英國政界和公眾中更多人開始猛烈抨擊不遵守道德承諾的清軍高官，英國首相帕麥斯頓不得不屈從於國會壓力，承諾不再支持清軍在口岸租界以外的戰事。但這時重回中立，已變得毫無意義，1864年，天京失陷。

裴士鋒在全書的結語部分評述指出，太平天國運動結束後的情勢，讓英國人感到萬分失望，因為長江航運恢復安全，外國航運業者的優勢隨之大減(戰時太平軍只攻擊懸掛清朝旗幟的船隻，很少過問英國等歐美國家的船隻)，難民離開上海後更造成房市崩盤。一個腐朽的王朝重新走回其習慣的正軌，要繼續至少沉睡30年，而在1911年之後中國大地上上演的更長期動亂，更讓人驚嘆伊藤博文的斷言何其睿智，「自那之後滿清的所作所為，無一證明他們值得一救……動蕩將更為暴烈，而且會拖得更久，因為那被延遲太久，老早就該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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