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專政，這群讀書人為何認為清朝有立憲的可能？

參與立憲運動的立憲派，是一群篤信君主憲政救國論的讀書人。他們大多是受過傳統教育的紳士，以儒家思想為正宗，其中亦有曾留學或進過新式學堂的，多少具備了一些時代的知識與觀念。從思想淵源的角度來看，立憲運動，顯然是傳統觀念與新知識影響下的奇妙結合。

（圖）清末立憲運動出國考察憲政的大臣

立憲與革命，是清末民間知識人所推動的兩大改革運動。

參與立憲運動的立憲派，是一群篤信君主憲政救國論的讀書人。他們大多是受過傳統教育的紳士，以儒家思想為正宗，其中亦有曾留學或進過新式學堂的，多少具備了一些時代的知識與觀念。從思想淵源的角度來看，立憲運動，顯然是傳統觀念與新知識影響下的奇妙結合。

立憲運動的宗旨在於促成君主立憲，讓國人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一運動的醞釀在同光年間就已開始，而其發生，應始於康有為戊戌變法計劃中設立議院之策。康氏在戊戌初夏的一個奏摺里（代擬），曾指出議院的主要性質與優點，並將其視為立憲制度的重要內容：

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為神聖，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為一體，國安得不強？

康有為強調議院是君民交通的管道，並將二者聯繫起來，成為健康的政體。議院除了像英國的政治經驗所證明的能夠便利徵稅，還使人民能夠經由代議士發表政見與訴願，並在達成公共政策上扮演輿論的力量。康有為一生所持守的目標十分堅定，即以西方為主要模式以求中國政治、經濟以及學術思想的改變，而且他要達到此一目的的方法也十分明確，即「按照近代西方的樣板，以緩進的步調，使古老的中國傳統進入共同的近代世界的價值系統」，在康有為看來，西方近代的政治模式適合同一時期發展中的所有國家。

（圖）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

在清末推動立憲運動者，一般稱之為立憲派。他們主張君主立憲的主要理由是針對革命黨的威脅，以為「中國今日，固號稱專制君主國也，於此而欲易於共和立憲制，則必先以革命；然革命決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因此，應以和平方式，要求清廷實行立憲；因國民程度不足，中國只宜君主立憲，不宜民主立憲；且君主立憲尚須以開明專製為其過渡階段。

在立憲派方面，繼康有為而起的對君憲運動作出進一步理論指導的，是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事實上，正式提出君主立憲主張的也是梁啟超。他於1901年發表《立憲法議》一文，認為「君主立憲，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的缺失，是由於施政方略變易太多；選舉總統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間有阻力。

至君主立憲實行的方式，則是請光緒帝詔告全國，定中國為君主立憲國；派大臣出國考察後，起草憲法；再令全國士民討論，五年或十年後，再下詔頒訂憲法，以二十年為實行之期。之後，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開明專制論》，其立論的要旨，在於說明中國不宜革命，革命必生動亂；然而中國並不能驟然立憲，因為人民程度尚未及格，故應採取開明專制，作為君主立憲之預備。

梁啟超的理論，是根據德國學者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以君主為國家統治的主體，人民為國家統治的客體；君主與人民之關係，為主體與客體之關係。君主之人格，即國家之人格。人民各為利益而相競爭，君主立於利害關係之外，超乎其上以判斷之，故能以平衡的正義，調和社會各種利害關係的衝突。

（圖）梁啟超，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參見汪精衛（汪兆銘）《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民報》第四號。他將專制解釋為「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專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之行動」的制度。所謂制，乃「發表其權利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然其形式有良與不良之分，「良」者謂之開明制，不良者為野蠻制。

由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者，謂之開明專制；而開明專制，是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所謂專制之客體，即指被制者而言。換言之，開明專制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標準。

立憲派認為清廷有立憲的可能，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清廷之君主有立憲之願望。根據梁啟超的看法：「苟君主不欲立憲則已耳，君主誠欲之，則斷非滿洲人所能阻也。夫阻之者固非無人矣；然其人豈必為滿洲人？吾見夫今日漢人之阻立憲者，且多於滿人，而其阻力亦大於滿人也。」換言之，中國之不能立憲，其責任不在清廷，而其主要阻力則來自漢人。

由此可知，立憲與不立憲問題，並非種族的問題。否則的話，漢人必盡贊成立憲，滿人必盡反對立憲。參見飲冰《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四號。但今天的情形，並非如此，漢人中有贊成者，亦有反對者，滿人中亦有贊成者，亦有反對者。滿人反對立憲的原因，是基於個人的富貴權力方面的考慮，於是以立憲不利於滿人為借口，勸和當局。如果有人委婉陳說，使滿人知道立憲對於他們不僅沒有害處，反而有大利，那麼滿人是可以接受的。

（圖）《新民叢報》是20世紀初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於1902年2月由梁啟超創辦於日本橫濱

其次，滿人有立憲的必要。梁氏認為：「滿漢利害相反之點，誠或有之；然其間獨無利害相同者乎？相同者何？則中國亡而無漢無滿而皆無所麗是也。吾以為彼滿人者，苟計及其全族之利害，則必能棄排漢之政策，而取同化於漢之政策。蓋非是決無以自存也。」

再次，立憲更符合漢人的利益。梁氏指出：「國民於政治上，行自由競爭，其政治能力高度之民族，必能占政治上勢力；漢人政治能力，優於滿人，故誠能得正當之立憲政治，則滿漢兩族，孰佔優勢不成問題者也。」基於漢人本身的利益，梁氏認為漢人也不應該反對立憲。

總之，清廷能否立憲是政治問題，而與種族問題無關。

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所以也反對（共和）民主立憲。他們反對共和之說的最主要原因，是人民程度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甚至連當時的革命派都持相同的看法，例如，在陳天華看來，「國之治化，其進在群，群之為道，其進以漸；躐等而求之，則反蹶而仆，或且失其最初之位置。法蘭西之革命，流血至多，而卒不若英國民權之固，由程度之不逮也。中國經二十餘朝之獨夫民賊，閉塞其聰明，鉗制其言論，靈根盡去，錮疾久成……遽欲與他人之成年者同享自由之福，其可得乎？」

且各國之治化，「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秩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基於這一原因，梁啟超認為中國在實行君主立憲之前，必須有一段開明專制時期，作為立憲的預備；而革命黨則以約法之治為過渡，其實二者並無本質區別。

在清帝退位前，康梁一直想藉助清廷的力量來實行憲政。他們的基本政治主張有二：其一，是君民同治，認為國人沒有進行革命的能力；其二，是滿漢不分，以國家主義代替民族主義。這兩項政治主張是康梁實踐君主立憲的最後依據。

1899年，章太炎與宋恕論變法立憲之事，宋認為中國宜效法日本。而章太炎則認為日本與中國「端緒不同，巧拙亦竟異」。日本是封建之國，「民性慕進，以偷生惰游為恥，有良俗，故其憲政亦工，非以憲政能致善俗也」。中國的情況大不同於日本，「塵為郡縣，而國胙數斬，民無恆職，平世善柔之夫，猶能逾超資次以取卿相，會遭變故，而蜚躍者眾矣」。

章認為當時不可苟效憲政，根本問題是「除胡虜而自植」。當世之病，是陸贄所謂時弊，而非法弊。清廷之弊在於其已淪為一個老朽貪腐的荒唐朝廷，以立憲救之，如以《孝經》治黃巾。總之，他認為先有良俗，而後有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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