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性深處彰明仁政的孟子

孟子是中國先秦時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早期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很有特色，對後世影響很大。由於後人的推崇和褒揚，他被奉為儒家的「亞聖」，宋代儒學家將孔子和孟子以「孔孟」相稱，記述孟子思想理論和行止的《孟子》一書入「四書」而為士子們的必讀之書。

一孟子其人

孟子，名軻，鄒國人（現山東省鄒城市），大約生活在戰國中期，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門人。參閱《孟子》相關記載，孟子與當時的諸侯魏惠王、魏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齊宣王、魯平公和鄒穆公等在時間上有交集或同時期的人物，生活年代大約為公元前380年至前300年，活動年代約上距孔子近百年，下距荀子近五十年。

東漢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註疏》，十三經註疏本）西漢司馬遷《史記》有孟子的傳記，曰：「（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子的身世和經歷與孔子十分相似：幼年喪父，受慈母教誨，中年收徒講學，遊說諸侯，終被冷落，退而與弟子講學著述。不同的是，孔子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有二。孟子的弟子沒有這麼多，有名有姓的約二十餘人，如公孫丑、萬章、屋廬子、樂正子、陳臻、彭更、充虞、公都子、孟仲子、徐辟等。孔子晚年編訂《春秋》，記述其言語和行事的《論語》為弟子和再傳弟子編輯。而記述孟子言論和行事的《孟子》，則為孟子與高足弟子公孫丑、萬章等人共同編輯而成。

二嚴辨義利 力倡仁政

孟子何時開始遊說各國，不得而知。《孟子》第一篇第一章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有人據此判定孟子是五十歲後帶領學生離開鄒國遊說諸侯的，首站就是魏國的大梁（今河南開封市）。《孟子見梁惠王》作為首篇首章是後人編輯所為還是另有深意當依確證論之，孟子遊說首站是否魏國抑或多次來往魏國亦需詳為考證。總之，此章稱叟不必過於拘泥。但此章對於我們了解孟子思想頗為重要。孟子這樣回答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認為，在利益的競爭中，一國之君最大的威脅是具有萬乘戰車的大夫，而不是其他人。因為他們既具備競爭的實力，又具有進一步發展的想法。而「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司馬遷對此曾饒有感慨：「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斃何以異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管如何說，孟子風塵僕僕來到大梁，初見惠王，惠王劈頭問：何以利吾國？孟子乾脆利索答曰：只要有仁義即可。見面急切地問，說明高度期待和需求迫切。斬釘截鐵地答，說明內心充滿自信。一問一答，即見出一方內心之切念，也道出另一方基本理論之底蘊。義利之辨為核心價值選擇，以義取利為正確和長遠之途。孟子不反對在政治競爭和天下統一中爭取利益、獲得成功，但他不贊成以利取利、損義得利。

仁政王道是孟子主張的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的必由之路。他對當時諸侯的所思所欲十分了解。幾番試探，齊宣王「羞赧」地道出其大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開疆拓土，使秦國和楚國稱臣，統一中原而君臨天下。孟子認為，以你的辦法達到你的目的，不僅是緣木求魚，而且「後必有災」（《孟子·梁惠王上》）。他對戰爭深惡痛絕：「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上》）他對不顧人民死活、奢侈荒淫的諸侯怒不可遏：「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要使國家強盛、人民擁護，要征服他國、統一天下，必須實行仁政，走王道之路。仁政的前提是，諸侯要有仁心並善於「推恩」，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體方法是，首先要整理田界。「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嚴格管理，鼓勵生產。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再次，「取於民有制」，實行什一稅法。再次，「制民之產」，分配民眾產業：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八口之家，樹之以桑，蓄以雞豚狗彘之畜。最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如此，「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在孟子看來，「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三人性可善 立大思端

對於這條道路，孟子充滿信心。仁政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就在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性善。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梁惠王上》）行仁政可能性的內在機制就在於人們內心深處都具備不忍他人受苦之心、不忍使他人苦難之心。孟子進一步地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人們之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就在於每個人都具有惻隱之心。所謂惻隱之心或怵惕惻隱之心，就是緊張、痛苦、畏懼等一系列情緒體驗的集合和瞬間呈現。在特定境遇中，如「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它們不隨意地即時發生，自然而超功利。正如此，它們才真實、本然和內在。由惻隱之心而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政——仁政。系統而具體的施政措施、全面而穩定的統一綱領即是奠基在每個人（包括各位諸侯王）心性的自然深處，如此淺近、直白，又如此深邃、玄遠。關鍵即在為與不為，而不是可與不可。所謂「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不僅僅從人們的心性深處開拓出仁政的堅實可能，以不容置疑的語氣截斷了齊宣王、梁惠王們的推諉和借口，更重要的是他將仁義道德的內在根據放在了每個人的自然靈明之中。孟子經常用夜氣、平旦之氣、良心、良知、誠、端等來述其本源、自然、微妙和內在。孟子論證了仁義道德的心性基礎和深層依據，在其上面構建起心性修養的理論體系。他認為，「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聖人與我同類者」（《孟子·告子上》）。另一方面，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因此，人性即是人與人相似而與禽獸它類不同的東西，就是人的本質和本性。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或者說人性是可以善的：「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這就是非常著名的孟子「性善論」。

然而，雖然從本質上，仁義道德等將人與它類區別開，但在現實性上仁義道德至於個體人在初始時僅是端、才。它需要反思、培養、擴充和光大，實現的過程曲折而反覆。孟子以人們深夜靜思而反省有得描述這個過程，他以齊國國都臨淄南門外的牛山由樹木蔥鬱變成光禿的童山來勾畫不存心養性的結果。孟子把心存善端的失去稱之為「放心」，而實現本性的過程就是放心—尋放心—放心—再求放心的過程。故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心智行為和身體各個部位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孟子說，人的身體，「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同上）。他的意思非常明確，大體即是心和精神上的追求，小體即是耳目感受和口腹之慾。人們之所以要「養其大者為大人」「從其大體為大人」，除了立志和境界的考慮外，還因為大體和小體在心性養成的過程中，其功能大有不同。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孟子睿智地認識到，心是人們思維的器官，可以進行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從而確定理念、意志和動機，主導人們的整體行為方式和趨向。而耳目之官由於沒有思維的功能，純任感性，隨物而遷化。因此，一定要發揮理性的主導作用，引導人們的感覺和感性活動。「心之官則思」成為中國歷史上對於思維器官認識的最早清晰表述，表示人們對思維本質認識的躍進。孟子在孔子之後，突入人心深處，開拓心性學說，其功實不可低估。

四雄辯衛道 做大丈夫

仁政和性善，是孟子高舉的兩面旗幟。仁政是他的治國方略，性善則是仁政的心性基礎。存心養性以實現善性是個人的宿命，重視民生以實現仁政王道是士人君子的不二使命，兩者合之就是正確的人生道路。在戰國的烽火硝煙中，孟子以昂揚的氣概、不屈的意志奔走呼號。他非常崇敬孔子，稱孔子是「集大成者」，借孔子弟子有若的口誇讚孔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告子上》）他不無遺憾地感嘆由於年代相隔久遠而未能成為孔子的親炙弟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然而，他當仁不讓地以孔子學說的衛道士自居。他的學生公都子問他：外人都說您好辯，這是怎麼回事呢？他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他曆數自堯舜禹到周公、孔子各位聖王賢人撥亂反正的歷史功績，說到當前：「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面對亂世，他自視極高，自任極重，盛富擔當。他在齊國任客卿三年，一度有機會實踐主張、施展才能，但最終因所言不合而自退。學生充虞問：老師您好像有點不高興。他說：「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公孫丑下》）其超拔的氣勢躍然眼前。

作為一位上說下教、奔波求仕的士人，孟子始終保持著應有的尊嚴，維護著可貴的人格。學生彭更問老師：老師您率領的隊伍，後車有幾十乘之多，隨從有幾百人之眾，接受諸侯的饋贈和食物，在各國間奔走，您不認為有點過分嗎？孟子理直氣壯地說：不合道，一小筐飯也不可以接受於他人。合其道，舜從堯那裡接受了整個天下都不以為過分，你難道以為過分嗎？我們士人「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孟子·滕文公下》），對社會和各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什麼說我們吃白食呢。齊王怠慢了孟子，孟子堅決不主動求見，他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孫丑下》）年長而有高尚德性的士人是不會向權貴低頭的。他認為，向權高位尊者進說，應該藐視他們，不能把他們看得高高在上。因為他們的豪華排場和奢侈的生活是我們不贊成的，我們秉承古制，何必懼怕他們呢？有人問，公孫衍、張儀難道不能算是真正的大丈夫嗎？因為他們一發怒，各個諸侯都很害怕。他們一安靜，天下都安靜下來。孟子說，他們哪裡算得上大丈夫呢？充其量他們行的是妾婦之道。因為他們左右逢源、看風使舵、察言觀色、投其所好，是「以順為正者」。大丈夫是胸懷道義、堅守信念、行為磊落、意志堅定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何等的豪邁，何等的凜然！

五善養浩然氣

孟子對德性的修養和人格的提升充滿著自信。他直白地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盡心上》）仁義禮智的善德內在地具備於我的心靈深處和行為背後，我反省自身自覺其理且將其發揚光大，心情無比愉悅。我自內而外，由近及遠，推己及人，勉力而為，成為仁人君子就是眼前的事情。他自己擅長的就是「養浩然之氣」。在齊國，學生公孫丑問他：老師，您現當上了齊國的卿相，可以實施自己的治國之道了。小可以實現霸道，大可以實現王道，這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此，您動心了嗎？孟子說，沒有，我四十歲的時候就不動心了。接著師徒倆比較了達到不動心的不同方法。在孟子看來，要達到不動心其實不難，同時代告子就比他還早地達到不動心。另外，北宮黝、孟施捨和曾子等都由不同的方法達到了不動心。不動心是人們的一種良好的心理素質和自制能力，它與勇相關，但由於方法和途徑的不同，其結果貌似相同，實則大相徑庭，層次、境界和效果都有所不同。北宮黝養的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孟施捨雖加入了理智判斷，但仍為小勇。曾子的養勇雖層次提高，但以德性判斷，仍失之於拘泥和不自然。告子的方法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贊同後者，不同意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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