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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3位加入「無國界醫生」的中國醫護經歷了什麼?

導讀:他們選擇了一條更少有人走的路:加入無國界醫生的項目,到最需要醫生的地方去。


文:田棟樑


蔣勵醫生距離上次出無國界醫生的任務已經兩年了,這兩年里她去美國讀了一年公共衛生碩士,目前在北大人民醫院生殖中心工作。她很少主動向人談起她是無國界醫生的身份,她說:「我很久都沒出任務了,不好意思跟人說,但我覺得我有義務宣傳無國界醫生。」

這3位加入「無國界醫生」的中國醫護經歷了什麼?



來自北京的婦產科醫生蔣勵在參加兩個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項目後又回到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


加入無國界醫生之前,周吉芳是寧波一家醫院的血液內科醫生,加入無國界醫生後他辭去了醫院的工作。在無國界醫生工作了四年之後,他也選擇了去美國讀公共衛生博士,專業是衛生經濟學方向,未來幾年都會專註於學業,但他表示加入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終身的事情。

香港急診護士趙卓邦是2013年加入無國界醫生的,為了讓自己接到任務時能夠隨時出發,他也辭去了在醫院的工作,目前只在醫院兼職。他已經出過三次無國界醫生的任務,其中包括主動請纓前往埃博拉疫區,最近他剛剛結束葉門的任務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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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的護士趙卓邦在葉門和小病人的合影。


在無國界醫生這個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里,不乏申請停薪留職加入人道救援工作的醫生們,特別是麻醉科、婦產科、外科醫生可以申請1-3個月的短期任務,但蔣勵他們進入醫院工作之後,選擇了一條更少有人走的路:連續多次加入無國界醫生的項目,到最需要醫生的地方去。

到人道救援最前線去


他們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原因大都相似,通過不同途徑了解到無國界醫生之後,他們沒有隻停留在心中嚮往,而是採取了實際行動。


蔣勵2009年畢業後進入北大人民醫院婦產科工作,最開始通過網路和電視媒體知道了無國界醫生,但真正讓她對無國界醫生有深入了解是從科里一位已經加入無國界醫生的醫生那裡收穫很多經驗,包括如何加入。


決定加入無國界醫生的時候,蔣勵的爸爸完全沒有反對,但後來他對蔣勵說,開始完全不反對是因為沒想到她會被選上,覺得如果她被刷下來也就死心了。當蔣勵要去阿富汗出第一次任務時,她的父親開始擔心了。「他去網上搜了很多關於阿富汗的新聞看,但他知道我的個性,所以雖然擔心也沒說什麼。」


周吉芳有著追求冒險的性格,他說:「我加入無國界醫生是為了追求人生的可能,在醫院裡工作,自己的職業生涯和成長軌跡一眼就能看到頭,無國界醫生的工作是一種很好的生活經歷,這段經歷沒有讓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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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在執行任務時,每個月有1000歐元的津貼,這筆錢會直接匯入個人賬戶中,在駐地每個月還會發300歐元左右的當地貨幣,供醫生購買日常用品。儘管需要花錢的地方很少,但做無國界醫生並不會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無國界醫生北京辦事處的媒體經理魏保珠女士說,她有一位建築師朋友對無國界醫生的工作非常嚮往,但他要等房貸還完。


趙卓邦想加入無國界醫生想了很多年,他經常去看無國界醫生的展覽,2003年他進入大學念護理時就想有機會一定要加入,畢業之後因為無國界醫生對工作經驗有要求,所以他又積累了幾年工作經驗。「積累了幾年工作經驗後,我想一定要加入了,不然就太老了。「

但據周吉芳的觀察,無國界醫生中以兩個年齡段為主:較為年輕的和接近退休或已經退休的。家庭對無國界醫生工作的影響還是比較明顯的,趙卓邦今年40歲了,他還沒有結婚,因此他隨時都能出發。相比周吉芳,蔣勵去到前線更有靈活性——外科醫生、麻醉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可以申請去一個月到三個月的短期項目,這無疑讓他們可以更遊刃有餘地在醫院和人道救援前線間穿梭。


加入無國界醫生需要通過網站申請,在無國界醫生的中文官網上,在「加入我們」的詞條下招募的有三類工作:前線救援人員、辦事處職位空缺和辦事處義工,提交申請表後接下來還需等待通知進行電話面試、面對面面試以考核他們的專業技能、外語能力,以及綜合素質,通過這幾關,他們就會進入無國界醫生的人才庫,等待經驗豐富的人力資源同事根據他們的經驗和特點匹配不同的救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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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部分招募流程


最危險的地方


在無國界醫生中文官網上,對無國界醫生如此定義: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致力為受武裝衝突、疫病和天災影響,以及遭排拒於醫療體系以外的人群提供緊急醫療援助。無國界醫生只會基於人們的需要提供援助,不受種族、宗教、性別或政治因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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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中文官網快照


其中武裝衝突、疫病和天災等關鍵詞讓人們對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充滿想像,發生在2015年10月3日的對無國界醫生位於阿富汗昆都士創傷醫院的空襲造成了14名無國界醫生員工、24名病人和4名護理者的死亡,無國界醫生要求對這起明顯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殘酷襲擊進行獨立調查的訴求至今還顯示在無國界醫生中文網站的首頁。


周吉芳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和南蘇丹執行任務的地方位於戰亂區,是政府軍、反政府武裝和部落武裝長期衝突的地方,經常聽到槍響。雖然組織制訂了嚴格的安全規定,但意外有時還會發生,「最危險的一次是武裝分子在半夜進入了營地,他們應該是來搶劫的,有位醫生從房間里出來,被劫匪打中了肩膀,好在組織及時救治,並運到他比利時治療了很長時間。」


趙卓邦在巴基斯坦和葉門的任務都位於戰區,很多病人都是被炸彈炸傷或者槍傷,有天夜裡,他們被巨大的爆炸聲音驚醒,在距離他們700米的地方有炸彈落下。


「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我們有醫生被綁架,也有醫生在執行任務中受傷和犧牲,意外是無法避免的,你要做好遭遇最壞情況的心理準備,我很難說做無國界醫生不會受到傷害,風險雖然存在,但如果你做好防範,遇到人身傷害的幾率就會小一些。」周吉芳說。


正因為危險很多,安全是無國界醫生設立項目的重要考量,設立項目前,會進行充分評估,與當地各方勢力溝通,以保證他們不把醫療項目列為襲擊目標。醫院不允許武器入內,還設立的有混凝土結構的安全屋。魏保珠說:「從概率上講襲擊發生幾率不會比車禍等意外發生幾率更高,我們不屬於任何一派,所以任何一派不應該把我們當做襲擊目標,病人和醫生安全我們的項目才有意義。」


無國界醫生有著完善的制度保障,在去到救援項目之前,救援人員會接受詳盡的培訓,了解前線的情況;在進入救援項目後,前線的同事也會提供各種簡報,尤其是安全規定;一個醫生如果覺得條件不能令他滿意,可以隨時提出離開,而且這並不會對他今後的任務產生影響;隊員如果感染了嚴重疾病,他們可以第一時間通過國際緊急救援醫療組織轉運病人,無國界醫生還為每個成員購買了費用高昂的醫療保險,因為大部分保險公司都不覆蓋戰區。周吉芳說:「雖然不能以經濟形式補償志願者,但其它方面的保障做得都很好。」


蔣勵在第一次任務出發前,設想了很多可能要面對的場景,她說:「我最怕的是把我派到有很多蟲子和小動物的地方,睡覺的時候會有老鼠鑽出來,各種蟲子在地上爬來爬去,其它我都可以接受,但到了阿富汗以後,我發現條件出乎意料的好。」


蔣勵在阿富汗的醫療點是在當地一家醫院的基礎上重新修建的婦產醫院。她說:「去之前我以為會住在帳篷里,到了後發現都有自己獨立的房間,我還有獨立衛生間,房間里有空調,地板也很乾凈,有人幫忙打掃衛生、洗衣服,物資也很豐富,我們的後勤保障超牛,還有wifi的,我們非常依賴網路。」


疾病是最大的敵人


儘管身處戰區或衝突、疫病、天災之地,有時能夠聽到槍聲和爆炸聲,甚至會遭遇危險,但更多的時候,傷害以呈現在當地居民身上的形式,被送到無國界醫生面前,不管走到哪裡,醫生最大的敵人永遠都是疾病。


蔣勵第一次去阿富汗的任務最大的擔心不是來自當地的動亂,而是擔心自己不能應付要面對的情況,因為在醫院裡工作有各級醫生做後盾,還有其它科室的支持,處理不了的可以交給別人,但在阿富汗所有問題都要自己解決。


蔣勵所在的婦產醫院一個月分娩量達1200例,而在國內三甲醫院工作時,一個月有兩三百分娩量時就已經很忙了。這麼大的分娩量她們還要面對人手不足、醫療條件差的現狀。「我們有兩個婦產科大夫,四五個派來的助產士,還招募了十幾個當地助產士,兩個麻醉師,分娩間有五六張床位,待產室有20張床位,總是滿的,有的送來已經要生了,沒有床位我們只好在地上接生。我到那裡報到的第一天,他們帶我熟悉環境的時候,看到一個孕婦被送過來,助產士跑到車裡為她接生。」


蔣勵在阿富汗三個月的任務中,沒有一例孕產婦死亡,她說雖然產科風險很大,但抓住幾個關鍵環節就能很有效的降低產婦死亡率。這讓她漸漸的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也從工作中獲得了極大的滿足和成就感,她說,這種成就感和滿足感是在國內得不到的。


周吉芳在南蘇丹的項目是一個緊急項目,那裡四個難民營的聚集著超過50萬的蘇丹難民,這些相同命運的人在一起,缺乏食物和清潔的水,缺乏最基本的醫療,婦女和兒童在默默的死去。


在多羅難民營,面對的是16萬已登記和許多沒有登記的難民,診所只有不到7名醫生,在周吉芳抵達的第一個月,他是無國界醫生多羅診所唯一的醫生,他的第一個病人是一個把豆子塞進鼻子里的小孩,第二個病人是一個從樹上摔下來造成手臂骨折的孩子,這時候懷疑自己職位描述上的內容:這真的是一個內科醫生的職位嗎?但很快他就明白,難民營最大問題是感染,極差的衛生條件可以讓一個小小傷口可能發展成巨大的軟組織膿腫,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內,他做的囊腫切開手術就超過他之前28年的總和。


「我見識了各種各樣聞所未聞的皮膚感染,南瓜大小的乳房膿腫、手部膿腫、肛周膿腫,還有類似膿腫的甲狀腺囊腫。因為囊腫內巨大的壓力,有時候囊腫切開的時候膿液會像噴泉一樣噴涌而出。」周吉芳在他的博客里記述了所見的情況,「在這樣的條件下,我是最直接的負責人,我也因此時時感到責任重大,我的決定可能意味著一條命,如果是孕婦的話,甚至可能兩條生命的安危。因為必須面對可能出現的所有情況,醫生本來的專業變得毫無意義,這樣我就成了半個外科醫生,在半個外科醫生里,我還是八分之一的婦科醫生,八分之一的新生兒病學醫生,八分之一的骨科醫生,八分之一的兒科醫生。」


趙卓邦在巴基斯坦任務期間,埃博拉疫情爆發了,在他巴基斯坦任務快結束的時候,他對組織說:「如果我從巴基斯坦回來時,埃博拉項目還需要人,我可以過去。」9月份他回到香港,10月份接到通知可以過去了。


趙卓邦在賴比瑞亞的埃博拉任務中做分流工作,他是第一個接觸病人的醫護人員,根據病人的情況判斷是否感染有感染埃博拉,經常會遇到很難判斷的情況。他說:「我不希望放任何一個埃博拉患者離開,因為他離開後會感染更多人,也不希望把沒有感染的人收進來,因為他在裡面可能會感染,所以每個決定都要很仔細的做。」


當趙卓邦要進入高危區域去看病人時,需要穿密不透風的防護衣,這種衣服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穿上之後真的很辛苦,三十多度的悶熱天氣,每次換下來全身都是汗水,要立即喝水,我都是兩瓶一起灌。」


埃博拉任務屬於高危任務,一次只允許執行一個月,在最後的幾天,趙卓邦的手指被紙張劃傷了,平時這樣的傷口根本不用處理,但在埃博拉疫區傷口就意味著會感染。「我非常驚慌,用消毒藥水洗,祈禱千萬不要感染啊,那是我最恐懼的一次。」


看著病人康復,就會很滿足


蔣勵美國讀書回來回到了北大人民醫院,在生殖中心工作,因為想要一個孩子,所以她暫時無法再接受任務。「只要把孩子的事搞定了,等一兩歲了我就可以再去項目,我先生學公共衛生轉業,我們也可以一起去,盡量呆在一個地方就可以了。」蔣勵似乎已經為未來做好了計劃。


每次從非洲回來,站在琳琅滿目的超市貨架前,周吉芳都會發出感慨:「原來這裡有這麼多我不需要的東西啊!」四年的無國界醫生工作讓周吉芳收穫很大,「掌握了很多熱帶病學知識,開闊了眼界,認識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看問題的方式,如果在國內做醫生,恐怕很難下決心去美國學習公共衛生政策、衛生管理和衛生經濟學知識。」


未來三四年里周吉芳要在美國完成學業,在他所去過的國家裡,剛果民主共和國令他魂牽夢繞,這是他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國家,他感覺他的「身體和靈魂中肯定有一部分留在了那裡」。「我相信以後還會回到非洲,在將來的某個時候。」


出埃博拉任務之前,趙卓邦帶媽媽去看無國界醫生的展覽,其中有個是埃博拉項目的展出,看完之後他對媽媽說,我就要去這個地方工作了。「我媽媽就傻眼了,她說你幹嘛去這樣的地方,我怕你會沒命回來,我告訴她帶你來就是讓你看看要去的地方,有什麼保護措施,我真的要去了,下個月就出發。」


趙卓邦在無國界醫生任務包括了戰區、疫區、武裝衝突區,他說他喜歡看不同的東西,如果下一個任務能去難民營,或者營養不良的地方,都可以,就看哪裡需要。


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任務中,趙卓邦最開心的時候是病人出院時,"看著病人康復離開,就會有很滿足的感覺。"


過往的君子給我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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