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中國為什麼需要「科學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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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 |
作為在一線從事科研、教學的知識分子,直接參与過多個中國科技教育體制改革,體會到體制改革與文化改良的同等重要性。如果說過去三十年體制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今後也有可能文化改良比體制改革還重要:如果文化改良不夠,體制改革將困難重重。
在和平時代回國的我,完全沒有資格以回國的行動而號稱「愛國」,九年前回國是因為歸屬感。如果以為這同時否定了近三十年來所有以回國為愛國旗號的人,那是低估了我的客觀性,因為我認為二戰期間留在敵對國的中國人也不能隨便冠以愛國知識分子的「桂冠」。
中國長期影響社會的是人文為主的知識分子,而科學是舶來品,科學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較小。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分子背景的我們,以及我們的《知識分子》微信公號,希望與海內外華人一道力所能及地參與中國的文化建設。
無論按比較寬泛、還是狹義的 「知識分子」定義,我恐怕都逃不脫「知識分子」的標記。我和我的朋友們應該是中國的「科學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scientists或scientific intellectuals)。
| 1 |做有智識的科學研究
我研究的生命科學迄今仍然主要是實驗科學,我經常擔心一不小心成為工匠,儘可能加入intellectual的成分,如果沒有智力成分,也以貌似對腦研究感興趣來蒙自己。自1983年以來,我的專業興趣在於神經系統,通俗的說法是腦研究。1985年後,我主要用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研究神經生物學問題,近年加上了生物物理學等其他途徑。我和實驗室同事研究過大腦是怎麼形成的,大腦是怎麼工作的。我們近年還有好玩的研究,且聽下回分解……
| 2 |鼓勵有批判的教學
我講課也努力希望有助於學生的intellect。在美國期間,我和兩位美國同事曾經開設《熱門分子》(Molecools),激發一年級研究生的好奇心。到北大後,我給一年級大學生開設《生物學概念與途徑》,和他們一道讀1866年孟德爾、1910年摩爾根、1944年艾弗里等的論文,欣賞創造性的思路、分析經典的研究、批判著名科學家的局限或錯誤,希望在以工作量為主的實驗科學激勵產生出少數以智力為主的學生,讓北大學生幾十年後成為世界上稀有品種。
| 3 |改革不能只改別人不改自己
在研究和教學之外,我自1995年以來經歷、參與、或主持了一些科技教育體制改革。1995年在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中心建立聯合實驗室,並開始在中國講課。1998年開始引入小型精英科學會議——戈登科學會議。1999年輔助蒲慕明建立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方面第一個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經科學研究所。2002年與德國科學家Uli Schwarz合作建立中國科學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2004年協助王曉東、鄧興旺建立中國現有體制外全新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
2007年我全職回國主持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作,在體制內進行改革。這是北京大學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學院部分改革的基礎上,第一次在一個學院層次的全面改革。
5年後,認為改革的核心工作教師聘任體系和學生教育體系已經基本成形,我要求辭職。辭職並非為了自己研究和教學時間增加,而是因為我認為改革一個很重要的標誌是你不能只改革別人,不改革自己:一個學院的改革,除了老師和學生的體系,院長的產生體系也要改革。如果靠院長自己永遠佔住位置來保證改革,那麼改革就沒有完成,甚至留有隱患。辭掉院長是改革完成的必要一步,卸任才能檢驗整個學院的改革是否落地生根,真正能夠長期維持。
| 4 |體制改革不能脫離文化改良而進行
二十年親歷中國的科技教育體制改革使我感覺文化問題同樣重要,甚至以後越來越重要。體制改革不能脫離文化改良而進行。北大、清華、科大、復旦、浙大這些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絕大部分研究所,從事理工科的人絕大部分都已經常熟悉國際上科研教學體系,文化上已經成熟,而且已經有心理準備。所以,在理工科進行改革,雖然會有一些阻力,但體制和文化合力下可以克服這些阻力。
文化沒有基礎的時候,體制改革困難很大。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國的高考制度,每年夏天在高考入學的時候,記者也會經常找我,希望我加入批判高考的行列。媒體忘了我是理科出身,凡是我不知道怎麼解決的問題,我都不公開批評;凡是我公開批評的問題,我都知道怎麼改。
高考我從來沒有批評過,因為高考制度改革的問題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學,而是全中國人都有問題。高等學校錄取制度含很複雜的文化問題,包括全民的互相信任度,在信任度很低的中國,如果用美國高校錄取制度,馬上會變成一個極端腐敗的制度,推薦信、課外活動恐怕絕大多數會是造假的,因為我們全民沒有解決什麼是體面、什麼是幸福、什麼是公平的文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單純體制改革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 5 |做客觀的科學史研究
我一再否定自己是屠呦呦得諾貝爾獎的推手。我和北醫的老師帶研究生研究青蒿素和抗瘧葯的科學發現歷史,這是科學史研究項目,我現在可以認為業餘工作可以讓我成為歷史學家。我們是以科學和歷史的態度來研究有趣而且有意義的問題。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細節,我們歡迎大家不僅讀《知識分子》微信公號,還可以讀我們將要出的一本書《辛酸與榮耀——諾獎圓夢之路》。我們寫抗瘧葯的研究歷史從1940年代寫起。第一位從中藥裡面獲得抗瘧葯化學分子的是上海第一醫學院張昌紹教授,他的外孫女是電影演員陳冲。張昌紹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進修後,於1941年回到戰爭期間的重慶。張昌紹是放棄國外工作回到苦難深重的中國的「愛國科學家」,像我這種在中國和平時代回到中國的,絕不能稱為「愛國科學家」。同樣二戰期間滯留中國敵對國的人文學者季羨林肯定也不能僭用「愛國」的稱號,我的這番感慨是因為,季羨林曾在他文章中訴說因盟軍轟炸導致其留學的德國生活十分艱難,那時我不禁想到了張昌紹等戰爭中回國的學者。
張昌紹到重慶後,放棄自己原來的神經藥理研究,轉而研究中國急需的抗瘧疾藥物,而且經過幾年努力,他和同事成功地從中藥常山,提取到常山鹼,確實有抗瘧作用。所以,張昌紹是從中藥獲得化學藥物的第一功臣。他的思路和方法,正是以後研究青蒿的思路和方法。雖然張昌紹不是屠呦呦的老師,但屠呦呦的老師也是留學西方的科學家,他們將西方研究藥物的科學方法引人中國, 他們在中國的科研實踐和教學,為以後的科學工作者所傳承。
可惜的是,張昌紹在1967年文革中不忍屈辱而自殺。
了解這樣的歷史,才能了解屠呦呦、一位上世紀50年代北京大學醫學院的藥學系本科畢業的學生,怎麼會知道怎如何從中藥提取化學分子。文革期間老一輩科學家要麼自殺、要麼受到批鬥。但是當時年輕的一代已經有了一定的科學訓練和基礎。青蒿素的科學研究過程重複了1941—1947年張昌紹的研究過程,不過常山換成了青蒿。大家之所以不知道常山鹼,是因為它除了抗瘧以外,會造成嘔吐而沒有得到廣泛應用,青蒿素的副作用小,才被大家廣泛使用。
我們的新書《辛酸與榮耀——諾獎圓夢之路》還會包括幾十位參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抗瘧葯研究者的口述史,我們忠實記錄了不同的說法。這種客觀的歷史研究,是我們《知識分子》推崇的精神和方法。
| 6 |勿忘科學精神和趣味
我們辦《知識分子》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我們介紹科學不是簡單的科普,更不是歌功頌德。
中國原本沒有科學傳統,主要是從西方引進。我們不僅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低於有科學傳統的國家,同時科學精神、科學方法對社會的影響也比較小。我國的媒體,包括新媒體、自媒體在報道我國的科學發現時常以功利的心態:誰做出了巨大突破、誰震動了世界、誰得到了全球好評。
不僅對待歷史需要科學精神,對待新近的研究也是一樣。最近北京大學有個科學新聞,生命科學學院的研究員謝燦及其團隊發現生物體內感應磁場的蛋白質。央視和中國其他媒體的報道都是宣傳,而《知識分子》不是這樣。《知識分子》當天兩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紹生物磁感應的研究歷史,最後講謝燦他們的研究。而第二篇文章是報道全世界科學家接受不同媒體採訪表達的意見,其中有認為這是巨大突破,也有認為可能全部錯了,「要沒錯我就把帽子給吃掉」,eat my hat是英文說法。我們的報道讓中國讀者看到,首先是有人分析科學家是怎麼發現的,再有人批判他有可能是錯的。科學是在經過批判、討論,以及更多的實驗後,才能確定對錯。
| 7 |要考慮到科學的社會責任
如果中國的新聞記者都懂得科學研究是在批判過程中才最終得到結論的,就不可能有很多記者跟著一些人懵懵懂懂地反對轉基因。在了解轉基因的基礎上,我支持目前經過檢驗的轉基因作物。但我並不認為科學萬能、更不認為科學可以不受社會的約束。比如今年廣東有人改造了人類性細胞的基因。他們所用的基因修飾技術是外國科學家發明的,發明技術的兩位外國女科學家大概會得諾貝爾獎。這項新的技術用於什麼目的、什麼地方,需要科學界和社會來參與討論和制約。我認為基因修飾可以用於治療目的,修飾我們的體細胞,基因修飾也作為科學研究,可以用於動植物任何細胞。但是,我反對基因修飾人類的性細胞。性細胞與體細胞的差別是體細胞是你負責,性細胞以後可能生孩子,可能會在人群里擴散,可能長期有影響。所以你有權利決定讓新技術修改自己的體細胞,這是短暫的事情,但是,是否修飾性細胞,應該經過討論、經過規範甚至國家立法,而不能由個人決定,包括科學技術人員自行決定、甚至偷偷做。如果這樣,那麼我們中國人發明的本事沒有,偷偷摸摸闖禍的本事不小。
我一方面支持經過世界檢驗、國家批准的轉基因作物或者動物投放市場,同時反對新技術對人類的性細胞在沒有討論、沒有立法的情況下技術先行,這種態度左右開弓,原因是因為要保持科學的精神,要考慮到科學的社會責任。
自然科學的工作者可以在知識上、文化上對社會有貢獻,更可以在科學精神上貢獻於中國。
(2015年11月24日在「2015年騰訊網冬季思享會」上的發言,發表時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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