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雨雨60年：冷熱交替的中朝關係
中朝特殊關係是在半島複雜戰略環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產物，中國需要平衡地緣政治結構、政治經濟利益、歷史因素與現實利益等，其目的在於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
朝核危機與中國至關重要，朝鮮與中國的關係也一直是人們議論和關注的焦點。在官方的宣傳中，「中朝傳統友誼」、「唇寒齒亡」等說法延續了60年且根深蒂固。那麼，中朝關係到底是如何演變的?
50年代：貌合神離的盟友
中朝關係從抗美援朝起就並不融洽，即便中國付出了人員犧牲、物資消耗、經濟困難等巨大代價，但金日成仍有腹誹。
俄裔美籍歷史學家潘佐夫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傳》揭示，朝鮮戰爭的總導演是斯大林，從一開始，他就計劃利用中國削弱美國。
1950年3月30日，獲悉斯大林支持他武力進攻南朝鮮之後，金日成動身前往莫斯科。4月，他同斯大林秘密舉行了三次會談。斯大林確信：「在危急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出兵。」
金日成當然迫切需要中國的幫助，但是他不願過分依賴中國人。他不僅是一位共產主義者，還是一位朝鮮民族主義者，對中國有戒心。朝鮮對這個巨大的鄰國已經忍受許多個世紀了，因此金日成現在不願使朝鮮再次受到中國的支配。何況他確實相信自己會獲勝，因為與李承晚總統的韓國軍隊比起來，朝鮮的武裝力量在各方面都佔優勢：在兵員數量和火炮數量上是韓國的2倍，在機槍的數量上是韓國的7倍，在自動步槍的數量上是韓國的13倍，在坦克的數量上是韓國的6.5倍，在飛機的數量上是韓國的6倍。
朝鮮戰爭是1950年6月25日清晨爆發的，隨後美國人火速出面保衛韓國，但是在美國第一批傘兵到達前(6月29日)，朝鮮人民軍已經把韓國的一些主力師消滅掉了，並且在開戰三天後就佔領了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但是，聯合國軍很快就扭轉了局勢。在其側翼遭到聯合國軍的幾次沉重打擊之後，朝鮮軍隊瀕於瓦解。為了避免被包圍，他們迅速向中朝邊界撤退。9月底，韓國軍隊逼近了三八線。10月1日，他們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越過了三八線。當天，麥克阿瑟將軍要求朝鮮人民軍司令部立即無條件投降。
10月1日，斯大林從索契向毛澤東和周恩來發了一封緊急的密碼電報，希望中國出兵。10月1日和2日，毛澤東同他的親密同事們討論了朝鮮局勢，大部分中國領導人都反對出兵，周恩來對此尤其直言不諱。許多軍方領導人，包括林彪在內，也不支持介入戰爭。另外，金日成的行為也使中國人感到惱怒：他本人還沒有向中國提出軍事干預的請求，他甚至不認為有必要向中方通報戰事的進程。金日成的這個表現，明顯暴露了他對中共領導人的不信任，他傾向於僅僅向斯大林求助。周恩來曾多次向蘇聯大使抱怨這個傷腦筋的問題，顯然是毛指示他這樣做的。斯大林也認為這「不正常」，但是金日成仍然我行我素。就是到了9月底，在答覆中國人的援助提議的時候，他的反應依然是：「朝鮮人民已經做好了長期戰爭的準備。」
直到9月28日，經過激烈爭論之後，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才決定向北京寫信。然而這封信僅僅「暗示了援助請求」，朝鮮人仍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本人身上」，他們在9月29日向斯大林發了一封信，懇求他直接干預衝突。對此，斯大林暴躁地答覆說，朝鮮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中國軍隊進入朝鮮，建議朝鮮領導人儘快同中國人磋商。這樣一來，金日成就不能繼續打自己的小算盤了。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約見了中國大使，請求中國出兵朝鮮，並要求大使立即向毛轉告自己的請求。不僅如此，他還與時任朝鮮政府副首相兼外務相的朴憲永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中國給予軍事援助。
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講道，中國軍隊到朝鮮以後，金日成覺得應該由他指揮，彭德懷覺得，你把自己的軍隊打光了，我們的軍隊怎麼能聽你的?因此，他們倆人從一開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在第二次戰役中，朝鮮人民軍有一個兵團參與了戰鬥，志願軍在前面追著美國人，卻被朝鮮人民軍抄了後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來，而且有兩次。金日成建議中朝軍隊分開指揮，派個聯絡員聯繫。但彭德懷堅決不幹，強調必須統一指揮，否則戰役很難打。一直等到斯大林的電報：軍隊必須由中國指揮。金日成沒辦法，只好交出了指揮權，由此成立了中朝聯合司令部，中國為正，朝鮮為輔。
對於朝方，存在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問題。對此，金日成心裡肯定特不好受。但是，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作戰經驗，中方具有絕對優勢。因此，斯大林只能作此選擇，這也是金日成需要面對的事實。
第三次戰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開始後不久，志願軍就越過了三八線；1月4日，志願軍佔領了漢城；1月8日，彭德懷下令停止進攻、全軍修整。原因在於，志願軍精疲力盡，彈藥打光了，糧食沒了，新兵員補充不上來，而且美國轟炸非常厲害，戰鬥非常艱苦。志願軍的九兵團打第二次戰役是從上海調過來的，當時甚至都沒有冬裝，士兵們單衣單褲，結果導致第二次戰役中非戰鬥解員5萬人，第二天起來不是手指頭沒了，就是腳趾頭凍掉了。
志願軍停止進攻，這可把金日成惹惱了：哪裡有這樣的？打了勝仗的軍隊不繼續追擊，停下來修整？應當乘勝追擊，把美國軍趕到海里，戰爭就結束了，國家也統一了。這次爭吵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兩人在志願軍司令部吵了三天，一直爭論不下。金日成希望應該一鼓作氣趕快結束這場戰爭。彭德懷說原來就想一鼓作氣，結果不是被人家攔腰截斷全軍覆沒，你想讓我也重蹈你的覆轍嗎?兩人爭來爭去誰也說服不了誰。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給毛澤東電報支持彭德懷。
直到戰爭結束之後，在朝鮮勞動黨內一直有一個傳言：朝鮮沒有實現統一主要是中國人造成的。為什麼?就在馬上要取得勝利時彭德懷下令停止進攻，結果導致朝鮮失去了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最好機會，至今朝鮮都沒有實現統一。這說明，這件事對朝鮮影響非常大，至少他們是這麼認為的。從軍事角度說，彭德懷的主張實事求是且有充分依據，朝鮮領導人一廂情願，一味蠻幹的情緒，顯然處於政治考慮或其他因素影響。
因為朝鮮鐵路基本被炸毀，中國派遣了18萬民工幫助朝鮮修復鐵路，然後又派出了鐵道兵，援助了機車、車廂。至1952年，戰爭進入邊談邊打階段，金日成覺得戰爭既然不能立即結束，就要求運經濟物資。彭德懷還是以戰爭為主，軍隊必須控制鐵路，要運軍事物資。為此，雙方再起爭執。最後，斯大林命令：「鐵路必須軍管」。如此一來，金日成更加鬱悶。
潘佐夫揭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後，毛澤東才能「體面地」擺脫困境，把自己的軍隊撤出朝鮮。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點，以朝鮮和中國代表為一方，聯合國軍司令部為另一方，雙方簽署了停火協議。但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繼續在朝鮮駐紮了五年多的時間，直到1958年10月，他們才回國。
到1956年，金日成清洗延安派，導致雙方關係降入谷底。
沈志華《朝鮮清洗「延安派」揭秘》顯示，朝鮮停戰後，中朝關係有「不正常現象」。如「志願軍司令部坐落在離平壤幾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裡」;在平壤的戰爭展覽館，12個戰績展廳中只留給中國志願軍戰士一個，而在其餘的所有展廳中，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行動被解釋成與中國志願軍無關;「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國待過的領導工作者在黨和政府中的職務」等。而中國政府在1952年召回駐朝大使後，直到1955年1月沒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鮮駐華使館舉行的招待會上，周恩來「幾乎沒有同朝鮮代表交談過」。
1956年，金日成在黨內鬥爭中先後打垮了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導致四名延安派高幹逃往中國。毛澤東則對朝鮮許多同志無辜被捕、開除、撤職的做法極為不滿，並直接指出，金日成還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對的話都聽不得，誰反對就殺誰。中共領導人又與朝鮮代表團會談。毛澤東一開始就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並通知他們，中蘇兩黨決定派代表團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幫助你們解決問題而不是要破壞你們」。
米高揚和彭德懷等人到達平壤後，首先找金日成單獨談話，經過兩次深談，金日成原則上接受了中蘇兩黨的意見。9月22日召開的勞動黨中央全會作出決議，承認八月會議處理問題的方法「過於簡單」，同意恢復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職務，恢復出逃中國者的黨籍。米高揚回到中國後表示任務已經完成，但毛澤東指出：「問題並沒有結束，而是剛剛開始。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中蘇代表團離開平壤以後，金日成不僅沒有執行與米高揚、彭德懷達成的協議——在媒體公布九月全會決議(只在黨內傳達並在報紙上發了一個簡短消息)，反而繼續對有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此外，關於釋放朴一禹的協議遲遲沒有結果，答應恢復尹公欽等人家屬糧食供應的諾言也一直沒有履行。儘管中國一再表示對於是否執行這些協議的結果非常關心，但朝鮮方面一直虛與委蛇，拖延不辦，將中朝關係拖入冰點。到1958年，雙方關係才好轉。這種轉變發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中蘇關係裂痕加大，金日成左右逢源，成為中蘇都想拉攏的對象。
在1958-1962年的中國的大饑荒時期，金日成向中國要糧食，15萬噸不夠要20萬噸，20萬噸不夠要30萬噸，中國一概都給。作為政治回報，當東歐共產黨和蘇聯一起攻擊中國時，金日成和胡志明對中國表示支持和同情。
60年代：大饑荒時，中國仍竭力援朝
1960年代，在中國對朝經濟援助的過程中，「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特徵顯著。
20世紀60 年代初期，中國在國內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地向朝鮮提供援助。1961 年，中國農業總產值較1960 年下降2.4% ，輕工業總產值較1960 年下降21.6% ，重工業總產值較1960 年下降46.5% ，財政收入較1960 年減少37.8% ，國家財政出現10.96 億元的赤字，城鄉居民生活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金日成倒向中國，赫魯曉夫很不爽。1960年夏天，他請金日成到莫斯科，讓他看1956年11月30日毛澤東與尤金的談話記錄，裡面談到金日成不贊成毛澤東拖延停戰談判的主張和做法，想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處理。但聯合國是朝鮮戰爭的交戰一方，所以引起毛澤東的一時反感和懷疑，順口說道，金可能叛變革命，成為朝鮮的鐵托或納吉。金日成一邊看一邊罵：毛澤東真不是東西!當面說好話，背後罵我!我怎麼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傷心了(這都是後來蘇聯大使彙報寫在報告里的)。
回到朝鮮後，金日成召開幹部會議：以後誰也不要去中國，中國人當面說好話，背後說壞話。到1960年夏天，中朝關係降溫。沒過3個月，朝鮮經濟困難，金日成讓底下人再到中國去一趟。據何方《抗美援朝的得與失》透露，1960年9月，中國大量援助糧食給朝鮮。周恩來表示，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賬，但要保證對朝的援助項目。這一年，中國的大饑荒已經很明顯，正在餓死人，但是仍給朝提供了23萬噸糧食。同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同意分四年貸款4.2億盧布，還說：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否則可以無限延期，等後代再還也行。
1961年初，中國對朝鮮的煤炭供應出現了延誤。金日成在與蘇聯駐朝鮮大使談論中國嚴重的經濟問題時，聲稱能夠感受到中國的困難，因為燃煤等的運送被推遲，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鮮運送。鑒於中國當時的情況，朝鮮不打算催促中國。朝鮮人不催促，中國人自己反倒感到著急了，隨後採取緊急措施保證運輸和供應。鑒於中國經濟援助保質保量且有求必應，朝鮮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多。
1961年底，朝鮮副首相李周淵率團秘密訪華，目的是向中國尋求經濟援助。朝鮮提出需緊急訂貨鋼管3000 噸，1962年貿易再需25000 噸，另外還要10 萬個紗錠。周恩來表示，中國的鋼管也缺貨，有些還要從蘇聯進口，最後答應提供一半。至於10 萬紗錠，中國實在拿不出貨，只能請朝鮮派人來中國拆遷已經停產的紡織廠。李周淵走後，中國開始落實拆遷10 萬紗錠一事，決定在邯鄲、石家莊、鄭州三市新建的棉紡織廠中挑選拆遷部分設備以供應朝鮮，經朝方實地考察後，最終決定拆邯鄲三廠、五廠的126000 錠的棉紡全程設備( 包括紡部附屬設備及器材) 供給朝鮮。
1962年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此時國民經濟仍處於谷底。在1 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國家計委和財政部雖然對1962 年工農業生產計劃和財政預算作了壓縮，但仍存在30 億元赤字的缺口。儘管國內財政存在赤字，對蘇聯尚有12 億舊盧布的欠債未還，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談判中，中國還是爽快地答應，將朝鮮1961 年對中國貿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筆勾銷。
正是在1962年，朝鮮突然提出要解決邊界問題，說白頭山(中國叫長白山)整個天池就是朝鮮的。原來中國邊界政策方針按照國際慣例已經簽過約的，毛澤東大筆一揮，出讓了幾百公里。
1963年，朝鮮向中國提出以3萬噸大米換6萬噸小麥的要求，原因是朝鮮大米在資本主義國家銷路不好，賣不出去。鑒於當時中國國內小麥尚不夠供應，如要供應朝鮮，中國只能從澳大利亞購買。外貿部經請示中央後決定同意交換。這樣一來，小麥的買價、運費、保險費加在一起，中國要虧損外匯16 萬英鎊。中國政府非但沒有要求朝方補償外匯虧損，還主動提出連同朝方大米的運費中方也一併負擔。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付出，的確帶來了一些政治上的回報。1963 年初，朝鮮外相朴成哲公開向中國外交人員表示，朝鮮黨一貫認為，撇開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個新口號: 社會主義陣營以蘇中為首。1963年9 月，劉少奇訪問平壤，中朝關係達到了頂峰。金日成表示，中共是大黨，如果中共同蘇共鬧翻，朝黨堅決同中國站在一起。
鋅鎂礦原本都是朝鮮為出口蘇聯而投入生產的，後來蘇聯不再進口，朝鮮就轉而向中國出口，只為平衡中朝貿易差額，而這些商品並非為中國所需。但是，1964 年9 月朝鮮貿易代表團來華商討1965 年度中朝供應貨物協定時，中方還是基本滿足了朝鮮提出的進出口需求，不僅鋅鎂礦繼續進口，而且還幫助朝鮮解決了急需的2 萬噸棉花，讓朝鮮很是滿意。
1965 年，中朝兩國簽訂了兩份經濟協定: 一份是中朝1966 年相互供應貨物的議定書，一份是中國向朝鮮無償提供物資和貸款的協定。1965年12 月中旬，為商討中朝1966 年相互供應貨物協定事宜，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帶著擬定的「備戰物資草案」前往朝鮮，告知中國決定無償地向朝鮮提供50萬噸小麥、30 萬噸石油和300 萬美元的自由外匯。
1964 年底至1965 年，中蘇分裂已成定局。中國一如既往盡己所能地援助朝鮮，蘇聯也因為新領導集團的上台重新恢復了對朝援助，朝鮮又得以在中蘇分裂的契機下兩邊獲益。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國對外援助一共是20億人民幣，其中8億給了朝鮮。
1966 年中國國內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於中國在外交領域採取的極左路線，以及中國國內紅衛兵、大字報對朝鮮的攻擊批判，中朝關係再次跌入深淵。
中蘇分裂後，在意識形態鬥爭中，中蘇均需要爭取支持。在爭取盟友的過程中，朝鮮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顯然要大於蘇聯，中國不希望自己的鄰邦出現一個蘇聯的政治擁躉。
客觀地看，經濟援助作為中國實現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對朝鮮實施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並不理想。政治上，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付出並未使得中朝關係進入穩定持久的友好狀態，中國對朝鮮的政治影響力仍很有限而且，中國的援助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朝鮮的經濟困難，但不可能改變朝鮮的經濟結構，使兩國貿易、經濟關係走上一種比較正常的互利狀態。
70年代：中美解凍，提升了朝鮮國際地位
沈志華在《面對歷史機遇: 中美關係和解與中朝關係( 1971—1974)》中的研究顯示，1970年代初，由於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和美國抓住這次機會，衝破意識形態的障礙，逐步實現了雙邊關係正常化。中美兩國都面臨一個問題：如何既保證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又照顧盟友的利益。
朝鮮是中國僅有的幾個盟友之一，不僅是冷戰格局下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蘇對抗中一個必不可少的幫手，所以在改善與美國關係的同時，中國必須考慮到同樣是美國直接敵人的朝鮮的感受。為此，中國領導人在與美國的外交談判中，一方面在原則上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一方面在具體問題上盡量滿足朝鮮提出的要求和條件。當然，中國不能允許朝鮮的過激主張影響中美關係緩和的大局，所以在採取妥協方針幫助朝鮮逐步實現其政治目標的同時，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以安其心。
中美關係的解凍在客觀上改善了朝鮮的國際環境，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也有助於緩解朝美、朝韓之間緊張對峙的狀態，甚至為朝鮮實現和平統一提供了有利條件。朝鮮領導人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並為此積極謀劃，但由於過分樂觀和自信，朝鮮提出的目標過高，並試圖在短時間內一鼓作氣按照自己的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影響朝鮮和平統一進程的因素是多樣的，中、美、朝、韓四方之間相互關係錯綜複雜，但關鍵問題還在於朝鮮南北雙方之間沒有建立起互信互諒。在困難和挫折面前，朝鮮領導人缺乏耐心，不願妥協，最終還是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又走回到了緊張對峙的老路。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中朝之間能夠保持友好關係並有所發展，主要是因為雙方都有這個需求。總體來講，中國還是儘力幫助了朝鮮，儘管平壤對此並不滿足。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相繼去世後，中國進入了鄧小平時代。儘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仍生效，但兩國關係已不能算是同盟關係了。原因之一在於，基於歷史經驗與當時國際環境變化，中國明確放棄了結盟外交原則，開始奉行不結盟外交。中國於1975年8月就正式加入不結盟運動。進入鄧小平時代後，在具體外交實踐上，更是果斷放棄了當時正在執行的「一條線」「一大片」結盟外交戰略，實行獨立自主不結盟戰略。
80-90年代：中韓建交打擊了中朝關係
1979年後，中韓關係開始有了實質性發展。1988年，首爾獲得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後，朝鮮一直呼籲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抵制此次奧運會，中國還是派出了強大陣容參賽。此後，中國支持南北雙方於1991年9月同時加入了聯合國，從外交上正式承認韓國的客觀存在。1992年8月，中韓簽署建交公報。
儘管該時期中朝關係已非同盟關係，但兩國關係在這期間的緊密程度，遠非一般國家間關係所能比擬，兩國首腦的頻繁互訪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鄧小平會見最多和陪同在中國參觀最多的外國客人。1982年4月，鄧小平訪問朝鮮，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國。1989年11月，鄧小平同江澤民、李鵬等到北京站迎接來訪的金日成主席，這也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去車站迎接的客人。
冷戰結束後，中朝關係中的意識形態作用逐漸弱化，現實的國家利益成為各自政策的主要出發點。由於中國提出將雙邊經濟關係中的「以物易物」轉變為「貨幣貿易」，且婉拒朝鮮的援助請求，朝鮮對中國頗有不滿，中韓建交則實質性地打擊了中朝關係。朝鮮則在連續經歷了金日成(1994年)突然去世、與美關係日趨惡化，以及日益嚴重的糧食問題後更加傾向於孤立主義，中朝關係因而一度冷淡。雙方高層互訪直到1999 年6 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訪華才逐漸恢復。
21世紀：從傳統盟友向「正常的國家關係」轉型
21世紀之後，中朝關係主要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一方面，90 年代中後期，國際局勢不穩定性加劇，「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更增加了中國對國家安全的擔憂，為應對美國的包圍，中國需重新評估朝鮮的戰略價值。另一方面，蘇聯解體後，中國幾乎成了政治上唯一支持朝鮮的國家。在1998 年結束「苦難行軍」後，朝鮮在經濟上更需要中國的實質性幫助。
2001 年9 月，時任主席江澤民對朝鮮進行正式友好訪問期間，雙方共同確認了「繼承傳統、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加強合作」的方針。
出於自身國家利益的訴求，朝鮮總會不時地在外交事件中「利用」中國，使中國處於被動局面，無辜吃虧，有時為達目的，甚至會犧牲中朝關係。
以「天安號事件」為例，金正日2010 年5 月訪華時機選擇的精妙著實讓人嘆服。張璉瑰教授認為，金正日選擇此時來中國，無論做什麼，都會給國際社會造成中國支持朝鮮的印象。按照中國外交傳統，金正日來華，中國一方面要給朝方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要鞏固中朝友誼，「勢必客觀上造成中國支持朝鮮的效果」。這還直接給中韓雙邊關係蒙上了陰影。韓國官方和媒體對中國在如此敏感的時機接受金正日訪華表示了失望。
韓國《中央日報》5 月4 日報道說，韓國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申珏秀於3 日召見了中國駐韓大使張鑫森，要求中方澄清一些疑問，「韓國政府就特定事件召見中國大使是非常罕見的事情」。如此一來，中國不僅在國際上吃了啞巴虧，在朝鮮半島施展對朝、對韓的均衡外交，也由於朝鮮的「外交智慧」而障礙重重。
21 世紀的中朝關係，在逐漸完成由傳統盟友向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正常的國家關係」轉型的同時，逐步向「合作共贏」階段邁進。但是，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並未終止。金正恩一上台，中國政府就從2012年2月下旬開始，對朝鮮提供價值高達6億人民幣的無償援助。這在中國援朝史上是規模空前的一次單筆援助。
沈志華的研究證實，20世紀40-7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家始終處於一種不正常、不成熟的狀態，存在著以黨際關係掩蓋甚至取代國家關係的現象。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與國際接軌，冷戰的結束，中朝關係勢必出現新的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王俊生認為，中朝特殊關係是在半島複雜戰略環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產物，中國需要平衡地緣政治結構、政治經濟利益、歷史因素與現實利益等，其目的在於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這種特殊關係僅反映出中朝關係的側重點，其中主要為政治關係。當前儘管中韓政治安全關係迅速發展、中朝關係暫時處於低谷，但影響中國進行戰略平衡的因素並沒改變，中國仍要維護與發展對朝政治關係。這一進程中應始終堅持國家利益原則，向朝鮮傳遞清晰信號。
選自：鳳凰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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