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過：梁漱溟與馮友蘭
梁漱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學者，以剛直不阿，仗義執言而著稱。梁漱溟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事迹之一是在1953年的政協會議上，他敢當面頂撞毛澤東。另一件也被人們常常提起的事情是，梁漱溟曾寫信批評馮友蘭在「文革」中違心「批孔」、諂媚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並因此拒絕與馮友蘭會面。這兩個傳言在兩位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間形成鮮明的對照：梁漱溟一身浩然正氣，十分高大，而馮友蘭卻顯得卑躬屈膝，十分渺小。
馮友蘭與毛澤東
一、傳言的來源
關於梁漱溟與馮友蘭最後一次見面的公開報道來自汪東林編的《梁漱溟問答錄》，現將有關文字抄錄如下：
問：梁先生談話中提到北京大學那位原屬「一貫尊孔」派之列的知名學者，何以當時屈服於「四人幫」的壓力，在報端發表批孔的文章呢？
答：他當時為什麼這樣做，這個問題應該留給某教授自己去回答。我只能提一下當時的一點情況。北大某教授論年齡比我小不了幾歲，但是「五四」運動前夕，他還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而我則已登北大講壇講印度哲學與儒家哲學了。他本人也聽過我的課，因此說我們在早年有師生之誼，並不過分。後來他研究儒家哲學，很有成績，在舊中國就已是知名學者了。新中國成立後，他一直在北大任教，我也在北京，便常有見面的機會。
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不久，我見他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一反自己的歷來主張，隨著潮流百分之百地否定孔子，我心裡很不舒服，便寫信批評他，要他答覆我何以這麼做。不多久，他便在女兒的陪同下，悄悄地同我見面，敘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批評他的不對。但他當面向我作了解釋，我心裡的氣也平和了一些。人各有志，且各有所難，律己可以，何必強求於人呢？
現在，這一切都已成了歷史。我想某教授如今回過頭來看看，應該說可以作出一個他自己滿意、別人亦認為公正的答覆了。
這裡所說的「北大某教授」是指馮友蘭，該書後來的修訂版就直呼其名了。請注意，這裡把梁漱溟寫信批評馮友蘭和馮友蘭拜訪梁漱溟說成是當年「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的事情，而「批林批孔」運動發生於「文革」時期的1973－1974年間。根據該書的記載，在這期間，梁漱溟由於在政協直屬學習組發表反對批孔的言論，受到長達一年的批判、鬥爭。如果馮友蘭在這時候「悄悄地」去梁家訴說「苦衷」，這說明馮友蘭並不是卑躬屈膝的懦夫，至少其勇氣在當時絕大多數人之上。根據該書提供的材料，梁漱溟所在的政協直屬學習組裡儘是些頗有名氣的民主人士，其中幾乎所有的人都批鬥了梁漱溟，更別說有誰會到他家裡訴說「苦衷」了。
梁漱溟與毛澤東
凡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在當時「批林批孔」的紅色恐怖之下，兩個全國知名的「尊孔」派學者「悄悄地」會面，這一旦被發現將意味著什麼？他們很可能會被定罪為「秘密串聯」、「制訂攻守同盟」、甚至「建立反革命組織」。因此，如果馮友蘭真像該書所描寫的那樣，我們實在應該把他看作一條硬漢，而不是該書所透露的相反評價。可見，該書關於馮友蘭與梁漱溟那次會見的表述存在邏輯上的不協調性，因而缺乏可信性。
事實上，此書發表不久，當事人之一、馮友蘭的女兒宗璞便撰文糾正以上所述的主要情節。
二、宗璞對傳言的糾正
宗璞於1989年3月發表文章《記馮友蘭與梁漱溟的一次會晤》。文章指出：「事實是，梁給馮寫信在一九八五年底，馮梁相見也在一九八五年底，所談內容，無一句涉及批林批孔。」
這就是說，梁漱溟與馮友蘭的那次見面是在「文革」之後，而不是在「文革」之中，更不是在「批林批孔」期間，而且所談內容完全不涉及批林批孔，更談不上馮友蘭為「批孔」一事向梁漱溟訴說理由和苦衷。接著，文章詳細地回顧了馮友蘭與梁漱溟那次會晤的過程，大致如下。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學係為馮友蘭舉辦90壽辰慶祝會。在此前一天，馮家舉行一個小規模的私宴慶祝，馮友蘭提出邀請梁漱溟參加。宗璞打電話邀請，梁漱溟回答天冷不便出門。幾天後，馮友蘭接到梁漱溟的一封信，大意是北大舊人現唯我二人尚存，理應會晤，只應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意參加壽宴。如到我處來，則當以禮相待，傾吐衷懷。馮友蘭看後命宗璞寄給梁漱溟一本《三松堂自序》。
壽慶之後的12月6日，馮友蘭給梁漱溟寫信，由宗璞筆錄。信的開頭這樣寫道：
十一月二十一日來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憶錄之類也。如蒙閱覽，觀過知仁，有所諒解，則當趨謁，面聆教益，歡若平生，乃可貴耳。若心無諒解，胸有芥蒂，雖能以禮相待，亦覺意味索然，復何貴乎？
馮友蘭的意思很明確：《三松堂自序》已經講明所謂「批林批孔」和「諂媚江青」的原委，如果梁漱溟讀後可以諒解，那就不妨見面暢談，否則不如不見。幾天後馮友蘭收到梁漱溟的回復，全文如下：
芝生老同學如晤：頃收到十二月六日大函，敬悉一切。《三松堂自序》亦經收到並讀過，甚願把晤會談，或即在尊寓午飯亦可。請先通電話聯繫，訂好日期時間，其他如汽車等事，亦均由尊處準備是幸。專此布復，順請闔府均安！
梁漱溟手復
十二月十一日
從梁漱溟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在閱讀《三松堂自序》之後，對馮友蘭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現給予諒解，故欣然提出前來拜訪馮友蘭。出於禮貌，馮友蘭決定前往拜訪梁漱溟。12月24日馮友蘭攜同宗璞乘北大汽車處的車前往梁漱溟家。此過程是光明正大的，儘管無須登報聲明，但也「無須『悄悄地』前往，也不曾『悄悄地』前往。」
梁漱溟和馮友蘭那次會晤的話題有四個，一是關於所謂「諂媚江青」。對此，馮友蘭說道：一切事實在《三松堂自序中》俱已寫清，應該明白，如有不明白處請提出來。梁漱溟沒有對此事發表任何意見。接著談到佛學，然後說到兩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最後梁漱溟取出他的新書《人心與人生》贈予馮友蘭，並在書上簽字留言：「芝生老同學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贈」。
這就是兩位90高齡老人的最後一次會晤，氣氛是愉快和友好的。這一點僅從梁漱溟給馮友蘭贈書，並且不以老師自居，而以「老同學」相稱便可看出。從梁漱溟給馮友蘭的複信中還可知道，這次會晤本來可以在馮友蘭家進行，是梁漱溟前來拜訪馮友蘭，而不是馮友蘭前去拜訪梁漱溟。更為重要的是，梁漱溟對於這次與馮友蘭相見，從不願到願意，是以「諒解」為前提的，而不是為了達成諒解而見面的。梁漱溟之所以諒解馮友蘭是因為他讀了《三松堂自序》。正因為此，他們的談話不必重提「批林批孔」，更無需馮友蘭「敘述他的理由，包括他的苦衷。」梁漱溟也不必「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批評他的不對。」
梁漱溟與馮友蘭之間的那些通信，特別是梁漱溟給馮友蘭的那封親筆複信，無可辯駁地表明，《梁漱溟問答錄》關於那次會晤的描述，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內容上都是錯誤的。
三、梁漱溟頂撞毛澤東只是一半事實
接下來我們討論關於梁漱溟的那一傳言。梁漱溟頂撞毛澤東一事發生於1953年9月8－18日的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上。整個過程是公開進行的，基本上沒有什麼異議。過程大致如下。
9月8日，周總理給會議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11 日下午，梁漱溟在大會上的發言中說道：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
9月12日，毛主席即席講話，指出：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又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顯然，毛主席的這番話是針對梁漱溟的。梁漱溟聽了既感到意外，又感到不服，認為毛主席說他反對總路線是對他的誤解。梁漱溟當晚寫信給毛主席，希望給他一個機會重申他的觀點。13日毛主席約梁漱溟在看戲前談話，只談了很短時間，不歡而散。在梁漱溟一再要求下，他被允許在16 日大會上發言，他再次陳述自己並不反對總路線，而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
在次日（17日）的大會上，周恩來總理作了長篇講話，中心內容是說梁漱溟一貫反動。其間毛主席頻頻插話，分量很重，如：「你雖沒有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的。」「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屆 ( 指 1954 年 ) 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
梁漱溟仍然不服，再次要求發言作答，他被允許18日大會發言。但是他只講了十幾分鐘，就遭到台下政協委員們的抗議、哄趕。梁漱溟不依，並說：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梁漱溟所說的「雅量」就是毛主席能給他充分的時間來申辯，並承認對他的批評是誤會。毛主席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在這種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最後付諸表決，按照多數人的意見，梁漱溟不得不走下講台。
以上便是梁漱溟頂撞毛澤東一事的前一半。這一半成為佳話，廣為流傳。然而，該事件並未到此結束，還有後一半，但這後一半卻是知者甚少或是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掉了。
在梁漱溟頂撞毛澤東之後的二三天里，他的心情極為沉重，在親朋好友的勸說啟發下，他認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進而對毛澤東的批評全然接受下來，包括一貫反動、以筆殺人、偽君子、反面教員等。20日晚上樑漱溟開始寫檢討書，向毛主席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並請長假要求閉門思過。雖然梁漱溟沒有收到毛澤東的回復，但不久李維漢派人告訴他，今後需要出席的會議和活動，通知照發，但參不參加自便。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對梁漱溟的處理，可以說，梁漱溟作為「反面教員」而被毛澤東寬大處理了，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因「禍」得「福」。
梁漱溟在寫檢討書的時候，其心情究竟是怎樣的呢？梁漱溟回憶說：
覺悟前我總在如何辯解誤會上用心思，覺悟後便不想辯解什麼，感到的是慚愧、歉仄、悔恨……覺悟前亦知道「自高自大」不對，卻始終扔不開它；覺悟後驚於「自高自大」害死了我，一定要徹底粉碎它才得以救自己；覺悟前正所謂頑鈍無恥，心死已久，覺悟後悔恨不已，此心漸漸蘇醒。
梁漱溟晚年對三十三年之前與毛澤東頂撞一事做了如下評論：
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象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毛澤東和周恩來——引者）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請注意，梁漱溟晚年的這一評論是在沒有任何壓力下發表的，可以說是他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見，梁漱溟頂撞毛澤東是以梁漱溟的徹底認錯和無盡悔恨而告終的。
四、在「文革」中梁漱溟與馮友蘭的不同境遇
由於梁漱溟在1953年的「頂撞」事件中被毛澤東以「反面教員」的身份「保」了下來，在「反右」運動中又免於戴上「右派」的帽子，周恩來總理便有理由在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進一步保護他，使他受到較少的衝擊和迫害，至少在身體上安然無恙地渡過那場災難。
據梁漱溟回憶，他只是在1966年8月即「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抄家批鬥了二十天左右，從9月份開始改為在屋子裡交待「罪行」，基本上無人過問他了；他的工資只扣了一個月便回復到原來的幾百元。後來得知這是周總理辦公室下達的通知。從1966 年 9 月21 日開始，梁漱溟憑著記憶，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全文四萬字完成後，又接著寫《東方學術概觀》。梁漱溟不無感慨地說：十分感謝紅衛兵們，他們這時已經心不在此，興許還以為我一直在寫交代材料呢！
相比之下，馮友蘭在「文革」中的境遇遠不如梁漱溟來得幸運。北京大學是「文化大革命」的發祥地，馮友蘭位於北大燕南園的家早於1966年7月就被查封，工資降為幾十元（最少時只有24元），兒子鍾越、女兒宗璞都以馮友蘭的子女被定罪、批鬥，就連五歲的孫子也被幼兒園開除。在這期間，馮友蘭生了一場大病，需要開刀動手術，醫院拒絕接收。北京醫院的一位醫生出於人道和同情讓馮友蘭住進醫院，這位醫生當晚就被批鬥，馮友蘭的手術只做了一半就被趕出醫院。第二天馮友蘭拖著一個連接膀胱的尿瓶接受紅衛兵的批鬥。工宣隊進駐學校以後，馮友蘭即被關進「牛棚」，直到1968年秋才被釋放出來。據說這是因為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說道：「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
真是無獨有偶，馮友蘭也像梁漱溟一樣以「反面教員」的名義得到毛澤東的「保護」，只是這個保護比梁漱溟晚了整整15年，其中包括「文革」的兩年，而這兩年正是「文革」最野蠻的時期。梁漱溟在這兩年里尚可著書立說，而馮友蘭在這兩年里能保住性命就是萬幸的了。正如梁漱溟在頂撞毛澤東之後心悅誠服地認錯和改錯，馮友蘭在「文革」中得到寬大處理之後格外地感激毛澤東。他按照工宣隊的囑咐，給毛主席寫了感謝信。
1971年5月，作為北大、清華兩校領導的謝靜宜來到馮友蘭家，轉達毛主席對馮友蘭的問候。馮友蘭感動不已，立即寫了一封感謝信並附一首詩，托謝靜宜轉交毛主席。1973年毛澤東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馮友蘭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對自己以往的「尊孔」觀念進行了自我批判，在校內的有關會議上作了兩次發言。不久《北京大學學報》刊登了那兩篇發言稿，《光明日報》和其他報刊全文轉載，並加了「編者按」。據說謝靜宜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彙報北大「批林批孔」情況，提到馮友蘭的那兩次發言，毛主席當場要去並閱讀，並在上面改了幾個字和標點符號。這可能就是各家報紙紛紛轉載那兩篇發言稿的真正原因。
1973年秋天，北大校黨委通知馮友蘭到清華開會。會議由遲群、謝靜宜主持，說是要組織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華兩校大批判組，筆名為「梁效」等。馮友蘭成為「梁效」的顧問，主要任務是查閱一些成語、典故的出處。
1974年6月，馮友蘭接到通知，參加「梁效」等大批判組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會議，江青、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到會講話。會後馮友蘭跟隨去天津參加一個活動，後來才知道那是一個由鐵路工人主講的批孔會，實際上是江青為自己樹碑立傳的。但是馮友蘭當時不知道那個會議的性質和內容，而且一到天津就病倒了。在近半個月的住院期間，馮友蘭躺在床上不能動，便隨口做了幾首詩，越寫越多，就成了後來在《光明日報》發表的《詠史》二十五首。其中有兩句詩是「則天敢於做皇帝，亘古中華一女雄。」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這兩句詩是最受批判的，說是吹捧江青做皇帝。馮友蘭解釋說：「我當時的思想，是從批判的觀點出發的，我當時認為，武則天做皇帝這一行為，是和儒家的三條、五倫條條都違反的，若說反儒，她應該是最徹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圖。」
馮友蘭對自己在「批林批孔」運動的表現做了這樣的反省和評論：「我當時自以為是跟著毛主席、黨中央走的，鼓勵我的那些群眾也是這樣想的，至少也是這樣說的。可是我當時也確有嘩眾取寵之心。有了這種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極左路線，也就是自己犯錯誤，不能說全是上當受騙了。」
以上就是所謂馮友蘭在「文革」中「諂媚江青」的全過程。就筆者所知，沒有資料可以否定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所說的以上過程。這也就是為什麼梁漱溟在閱讀《三松堂自序》之後，立即對馮友蘭表示諒解。兩位90高齡的老人最終走到一起，握手言歡，重歸於好。
在此不妨插一句，任何一個經過當年「文革」的人都應對馮友蘭的遭遇有所諒解，就像我們能夠諒解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表示「永不翻案」，也像梁漱溟可以諒解周恩來當年首先指責他「一貫反動」。
相比之下，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顯得特立獨行，堅持「尊孔」立場，甚至說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的豪言壯語。梁漱溟這種剛直不阿的精神當然值得讚賞，不過需要指出，梁漱溟在此過程中也多次承認錯誤，他曾為此檢討說：「這錯誤不怪自己怪誰？又犯了老毛病，個人英雄主義，好勝，逞強。錯誤是我的錯誤，罪過是我的罪過，一切我應擔當。」這裡所說的「老毛病」是指他頂撞毛澤東時所犯的錯誤，即「個人英雄主義」。不難想像，如果毛澤東當時在場，局面又將會是怎樣？是否他在晚年回憶此事時再度陷入深深的悔恨和自責之中？
五、梁漱溟和馮友蘭對毛澤東的「知己」之感
梁漱溟和馮友蘭有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即他們都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同時他們對毛澤東都有「知己」之感。應該說，這種「知己」之感不是出於私人恩怨，而是出於政治理想以及哲學觀念。由於梁漱溟比馮友蘭更側重於社會改造的實踐活動，與毛澤東這樣的社會革命家交往更多一些，因而他對於毛澤東的「知己」之感也更強烈一些。
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梁漱溟出於對中國前途的憂慮，於1938年和1946年兩次專程訪問延安，多次與毛澤東促膝長談，通宵達旦，十分投機。梁漱溟這樣描述第一次訪問延安時他對毛澤東的印象：
此番會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時諸葛公稱關美須曰逸群絕倫，我今也有此嘆。他不落俗套，沒有矯飾。從容，自然，而親切。彼此雖有爭辯，而心裡沒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讓你很舒服地回去。
需指出，梁漱溟的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1941香港的《光明報》，當時中國的執政黨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可見，梁漱溟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絕無討好當權者之嫌，完全是他的真實感受。其實，梁漱溟和毛澤東早在1918年就有過交往，那時梁漱溟是北大講師，毛澤東是北大圖書館職員，他們在楊昌濟家見過面，而楊昌濟則是梁漱溟的北大同事，毛澤東的恩師和未來的岳父。
在政治理想上，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共同點是：主張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促進經濟發展，儘快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狀況。分歧點是：梁漱溟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反對武裝革命，提倡民眾教育。另外，梁漱溟對共產主義不以為然，他說：「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二者之間的分歧使他們當面爭論不休，最後把爭論焦點放在思維方法上。梁漱溟寫道：
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性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儘管存在分歧，但在總體上，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建國目標上，梁漱溟和毛澤東是一致的，他們的兩次見面均以求同存異的願望而結束，真可謂「君子和而不同」。正因為此，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有人請梁漱溟去香港，但被他拒絕。1950 年初，梁漱溟欣然接受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從四川來到北京，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和制定。梁漱溟一到北京就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接待，成為他家裡的常客，直到1953年「頂撞」事件發生。梁漱溟回憶說：
我與毛澤東之間的交往，遠在彼此年輕的時代。再加上後來在延安時期的兩次見面，毛成為偉人後又厚待於我，我便在思想上把他當作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了。這一點與 1953年發生的頂撞毛主席一事是有關連的。
與梁漱溟相比，馮友蘭與毛澤東的直接交往要晚得多也少得多，但在社會理想方面卻可說是神交已久了。正當梁漱溟與毛澤東忙於社會改造的實踐活動的時候，馮友蘭主要專註於對中國哲學史的闡述和哲學體系的建立。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大，馮友蘭一邊教學，一邊寫了六部書，其中的《新事論》（1940年）是將其《新理學》（1939年）的形而上學理論用於當時的社會實際問題。有趣的是，該書的關注點正是梁漱溟與毛澤東在那同一時期的爭論焦點，即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借用《新事論》的術語即，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殊相和共相。
由於馮友蘭的哲學理論和社會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某種共通之處，所以他對新中國的建立抱著讚賞和歡迎的態度。正因為此，當1947年國民黨政權搖搖欲墜的時候，正在美國講學的馮友蘭謝絕了美國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到處於內戰中的祖國。在北京解放前夕，馮友蘭又拒絕了蔣介石的邀請，不去台灣，而以校務會議主席的身份把清華大學完整無缺地交給共產黨。
馮友蘭與毛澤東的第一次直接接觸是在1949年10月，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過去講的是封建哲學，決心改造思想，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幾天後收到毛澤東的回信，對馮友蘭準備改正錯誤的態度表示歡迎；但又說「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1957年4月，馮友蘭與周谷城等人應邀到毛澤東家裡做客。隨後應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當時馮友蘭已經發表了那篇倍受批判的文章《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會上毛澤東讓馮友蘭發言，並說：「好好的鳴吧，百家爭鳴，你就是一家嘛。你寫的東西我都看。」1962年，馮友蘭在政協大會上發言，講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的進展和計劃。閉會那一天，毛澤東拉著馮友蘭的手問他的身體情況，還問：「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之後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吧？」馮友蘭回答他只能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對這次與毛澤東談話尤有感觸，他回憶說：「在這一次談話中，無論是就談話的內容或談話的態度說，毛澤東都好像是對待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
六、對梁、馮與毛澤東的關係之簡單比較
首先，梁漱溟和馮友蘭二人與毛澤東的關係都是學者與政治家的關係，他們之間在理論或實踐上有著某種深刻的相通和共鳴。不同之處在於，梁漱溟主要是在社會改造的實踐中與毛澤東交往，而馮友蘭主要是在哲學理論的研究中與毛澤東交往；相應地，前者更直白一些，後者更含蓄一些。
其次，在社會改革方面，二人與毛澤東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強國；但在達到此目標的方法上，二人都不贊成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梁漱溟是從中國特殊性的角度反對階級鬥爭理論的，馮友蘭則是從矛盾的對立統一性上著眼的。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即《中國現代哲學史》）中，主張中國哲學的辯證法即「仇必和而解」，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即「仇必仇到底」。「毛澤東思想也當然要主張『仇必仇到底』，毛澤東常說『將革命進行到底』，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在對毛澤東的認識和情感上，二人都經歷了失落自我然後回歸自我的曲折過程。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梁漱溟和馮友蘭都以其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在學界和政界樹立了各自的豐碑，成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在毛澤東帶領人民建立新中國的豐功偉績的震撼下，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某種深刻性及其個人魅力的感染下，他們心悅誠服地追隨毛澤東和共產黨，誠心誠意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以致到了某種近乎「愚忠」的地步，把自己一些本來正確的東西也放棄掉了。在「文革」之後，他們恢復了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做出客觀的評價。梁漱溟說，毛澤東大半生功績卓著，到晚年卻鑄成大錯。馮友蘭說：毛澤東「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
第四，「文革」結束後，二人痛定思痛，力圖彌補在跟隨毛澤東的曲折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他們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百倍的努力，不惜80以上的高齡繼續從事研究和寫作，直到95歲生命終止。在這期間，梁漱溟發表了新作《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概觀》。馮友蘭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口述完成《三松堂自序》，臨終那一年完成七卷本150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正應了他幾次病危蘇醒後的那句話：「待書寫完就不用救了。」梁漱溟和馮友蘭都對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充滿信心。梁漱溟晚年說：「世界的前途必然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馮友蘭臨終最後的話是：「中國哲學一定會大放光彩！」
七、結語
蔡仲德先生評論說：馮友蘭「一生的三個時期，分別是他實現自我、失落自我、回歸自我的時期。先生的歷程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苦難歷程的縮影，也是中國現代學術文化曲折歷程的縮影，具有典型意義。」
筆者贊同蔡仲德先生的這一評論。發生在梁漱溟和馮友蘭及其與毛澤東之間的是非曲直並非純屬他們個人之間的偶然事件，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從表面上看，梁漱溟與馮友蘭的表現似乎反差很大，細細看來卻是大同小異的。他們二人都是真正的學者，以略為不同的方式為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背負了沉重的十字架。令人欣慰的是，在他們有生之年看到了毛澤東後期極左路線的結束，兩位老人在經歷短暫的「誤解」之後握手言歡，重歸於好。
梁漱溟和馮友蘭都已去逝二十多年，但是圍繞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還有許多不實的傳言，並由此演繹出許多虛假的故事。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些人以他們的「學生」自居，以回憶錄或口述歷史的方式對已故前輩任意醜化，甚至不惜白紙黑字地捏造「事實」。當謊言被戳穿之後，不但不承認錯誤，還偷偷地抹掉劣跡，強詞奪理地為自己辯解，反把維護前輩名義的人指責為：把一個人「弄成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
好一個「木乃伊」，說得如此輕飄。好在每個人都有蓋棺定論的那一天，那就留給歷史去評判吧！
選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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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過的漢武大帝劉徹
※千秋功過論朱棣
※祝曙光：袁世凱功過辨
※朱元璋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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