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高貴的野蠻人」？

現年58 歲的艾瑪·奧巴赫擁有牛津大學碩士學位，但她卻在13 年前選擇遠離文明社會，獨自在威爾士西部的山林里過著「霍比特」式的原生態生活。艾瑪自建了一座土房，這裡找不到任何與現代科技相關事物，照明、食物、飲用水……一切都靠艾瑪自己。

「高貴的野蠻人」？

文|楊奎松

（歷史學者）

近來發現，有不少人都在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過的一句話，即：「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

按照引用者的解釋，恩格斯這是在說明一個事實，亦即「人本來就是半人半獸的東西」，任何道德約束、思想教化對人的獸性一面都不起作用。只要有豐厚的獲利機會而又不會太過傷害到自己，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身獸性的一面，即自私、貪婪，甚至於冷血、野蠻。

近似的偉人語錄，馬克思似乎也用過。比如，國人最喜歡引用的他的一句話是：「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膽壯起來。10%會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20%會使它活潑起來；50%的利潤會引起積極的大膽；100%會使人不顧一切人的法律；300%就會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

人類社會進入到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抑或一個社會驟然從非市場經濟轉上市場經濟軌道，創業發財的機會遍地都是，每每總會出現諸如《悲慘世界》《雙城記》《高老頭》等小說所描寫的那種亂象：「撐死膽兒大的，餓死膽兒小的」，結果是一方面私慾泛濫、道德淪喪，一方面法紀蕩然，社會紊亂。聯繫到這種時候、這種世道，馬克思的這句話似乎也可以和恩格斯上面「人本來就是半人半獸的東西」一說，畫上等號了。

湯姆·霍伯執導的電影《悲慘世界》，官方劇照

但是，不論今天人們引用恩格斯這句話的目的何在，如此引述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來論證自己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怕是都有把馬、恩二人的社會政治主張與馬基雅維利主義及霍布斯主義混同的嫌疑。因為多少熟悉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政治理論的人都知道，他們其實是社會進化論者，而且還是歷史決定論者。一個認定人類社會註定會依照不可阻止的生產力發展進程，最終達成理想狀態的思想者，既不可能是歷史悲觀論者，也不可能是人性悲觀論者。他們自然也不會乞求於制度設計或其他什麼國家的強力作用，來抑制社會人心的獸性問題。

實際上，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我們很少能見到他們正面談論或討論所謂「人性」問題。這不是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否認人性的存在，而是因為他們壓根兒就不相信這個資產階級整天掛在嘴邊兒的字眼兒，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如何可能真正實現和具體落實。馬克思、恩格斯是志在謀求實現人的充分自由和全面發展的。

換言之，他們的奮鬥目標從不在改造人性或人心，而是要造成滿足人的一切物質精神需要的社會發展環境。因此，他們所理解的「人性」，從來都是和「人權」「人道」「人的自由」及其「全面發展」相聯繫的。在他們看來，這世上的人要真正成為完整的人，即自由地展現人性，就必須要能夠掙脫現世的一切束縛，再不會變成為人的奴隸，也不會變成為物的奴隸。

馬基雅維利主張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也因之成為權術和謀略的代名詞。

由此也不難了解，如果我們說上面那句馬克思的話原本不是馬克思的，應不奇怪。那不過是他引用英國經濟學家托·約·鄧寧格的一句話，是拿來幫助強化他關於「資本來到人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這一判斷的。

同樣，如果不是基於與杜林論戰的需要，恩格斯也多半不會去談論什麼人的「獸性」問題的。因為在邏輯上這原本不是一個值得去具體討論並能被量化的問題。恩格斯從來都贊同說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他當然認同人的這種進化和演變，存在著由純粹的野獸，進化到茹毛飲血、較多獸性的原始人，再一步一步進化為知書達理、越來越多人性的文明人的緩慢過程。至於說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進化階段，人身上獸性成分保留得多些，還是人性的成分增加得多些，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這既取決於人的社會進化的程度，同時也離不開特定的物質生產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諸方面的影響作用。即使人的社會進化已經達到現代文明的程度了，如果現實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仍不能催生出足以滿足人性發展需要的良好的生產關係及其社會關係，那麼，再多的馬基雅維利或霍布斯等等，也創造不出真能阻止人的獸性發作的制度保障。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很少談論「人性」「獸性」問題，他們卻經常在談「文明」「野蠻」的問題。在馬、恩的著述中，隨處可見的，是他們用「文明」和「野蠻」談歷史、談現實，包括談論人。比如說把時代劃分成「文明時代」「野蠻時代」，把民族劃分成「文明民族」「野蠻民族」，把人劃分成「文明人」「野蠻人」，等等。在與杜林的辯論中，恩格斯就在用「文明」聯繫「人性」，用「野蠻」聯繫「獸性」。質言之，馬克思、恩格斯相信，「人性」「獸性」的問題，和社會發展程度密切相關，與其泛泛地拿「人性」和「獸性」做比較，不如基於更容易理解也更準確一些的「文明」「野蠻」的概念來談問題。

當然，時代不同了。馬克思形成他完整的世界觀的時候，資本主義的工業發展還處在蒸汽機階段。恩格斯去世時，歐洲第二次工業革命才剛剛起步。在進一步經歷了兩度工業革命，特別是經歷了一輪又一輪世界範圍民族國家大洗牌，資本主義已經全球化之後，人類今天對很多問題，包括對進化論的認識，較一個半世紀前，無疑也都變得更加複雜、豐富和多元化了。影響到人身上的獸性是哪兒來的，以及今人應該怎樣看待文明與野蠻這一發展程度差異的優劣等問題，各種看法較過去恐怕都更加分歧了。

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紡織廠工人

比如，人和猿比，現代人就一定比猿更多些人性嗎？一直到1960年以前，世人幾乎還不掌握有關人類祖先的靈長類動物的第一手資料，因此對類人猿更多的只是視為兇猛的野獸。1957年，22歲的英國姑娘珍妮·古道爾隻身走進坦尚尼亞貢貝河黑猩猩自然保護區，開創了就近長期觀察黑猩猩的歷史。之後，日本、荷蘭和其他國家的研究者也都通過類似方法，對黑猩猩的天性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人們漸漸得出結論：「殘酷的暴力是黑猩猩天性的一部分。」影響所及，相信進化論的人們關於人類的自私、野蠻，多半源於他們老祖宗的遺傳所致的觀點，似乎因此變得更加牢不可破了。

但上世紀90年代，動物學家們發現了另一種猿類：巴諾布猿。就基因而言，它和人類的相似度與黑猩猩一樣高。而這一回觀察的結果，卻讓眾多動物學家，包括人類學家深感意外。

荷蘭著名動物學家，曾經長期觀察過黑猩猩的弗朗斯·德瓦爾感觸尤深。他的結論是：巴諾布猿完全不同於黑猩猩，它們「是一種隨遇而安的動物」，「天生愛好和平」。不要說與黑猩猩，就是和現代的文明人類相比，它們都明顯地更善良，更具同情心。

這裡可以略舉他提到的三件小事來說明這一情況。

一件事是有一隻椋鳥撞上了英國特懷克羅斯動物園圈養巴諾布猿的外牆玻璃，一隻名叫庫妮的巴諾布猿看到了，馬上衝上前去把這隻撞暈了的鳥撿起來，想扶起它立在地上，沒有成功。庫妮於是用手托著它，爬上樹頂，兩手小心翼翼地拉開鳥兒的翅膀，然後把它像玩具飛機一樣拋向圈養區外。但這隻鳥在空中撲騰了幾下，還是落在了壕溝邊上。眼看幾隻好奇的小猿跑過去，庫妮怕它們騷擾它，又趕快從樹上下來，不讓它們靠近它。最後，這隻鳥兒自己恢復了體力，飛了出去。

一件事是密爾沃基縣動物園新來了一隻身體不大好的巴諾布猿。初來乍到，它完全聽不懂管理員的命令。和它本不認識的其他巴諾布猿發現這種情況，都走到它身邊，有的拉著它的手，有的吱吱叫著引導它到管理員要它去的地方。好幾天時間，這隻猿都依賴於它們的幫助。並且，當它覺得自己迷路了時，一發出呼叫聲，其他巴諾布猿就會跑來撫慰它、幫助它。

再一件事是一直在美國聖地亞哥動物園對猿猴做研究工作的女研究員埃米休產假剛結束，抱著自己的小孩來到巴諾布猿圈養區玻璃牆外，讓巴諾布猿們看看自己的兒子。突然，猿群中最年長的母猿轉身就跑到鄰近的一個籠子里去了。埃米以為這隻母猿生氣了。沒想到它是跑回去抱來它自己的新生兒，抱到玻璃牆邊來，讓兩個嬰兒互相對看。

巴諾布猿族群被認為是傳承著「 母系」社會的印記， 照片展示了巴諾布猿相親相愛的情景。

不難想像，如果人們過去相信人類的野蠻、殘忍、自私，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是由動物遺傳而來的天性使然的話，那麼，巴諾布猿則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反證。

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否真像18世紀盧梭所說，人類社會存在過「高貴的野蠻人」呢？自十七八世紀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開始以來，許多社會精英都在抱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敗壞。

這些抱怨者連科學都排斥，自然也不指望用什麼現代生物學、動物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科學研究的結果，來印證支持他們的觀點。對於他們來說，個人體驗、史書記載，都能證明，古比今好。就像盧梭所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裡，就全變壞了。」

好的東西一定是和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東西，因此，只有在遠古的人類中才可能找到具有坦誠、純樸和勇敢的高尚品性的純粹的人。他們固然野蠻，然而卻是「高貴的野蠻人」。

不容否認，對現代工業社會種種現象的逆反，使盧梭的這一看法引發了相當多人發自內心的共鳴。

美國廢奴主義者、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知名作家、一度還做過工廠主的亨利·戴維·梭羅，許多年後就為此放棄了舒適的城市生活，到馬薩諸塞州的瓦爾登湖畔，去實踐做一個「高貴的野蠻人」。

他於1854年出版了影響彌久的《瓦爾登湖》一書，用親身體驗告訴世人，只有在大自然里才能找到「最甜蜜溫柔、最純潔、最鼓舞人心的朋友」。

《瓦爾登湖》

[美] 梭羅 著 王家湘 譯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9年1月

1915年，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決心脫離歐洲戰火，找一處世外桃源，和一些朋友依照盧梭等人的主張，去過一種野蠻人的簡樸生活。這一計劃雖未能實現，但「一戰」結束後，他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他自己稱之為「野蠻人的朝聖之旅」的道路。他同樣認為，惟有在遠古，人類僅憑經驗和直覺為主導時，生活才是完美的。他一度立志去尋找那些始終保持著原始狀態的野蠻人，以學習他們與自然合一的生存方式。

戴維·赫伯特·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者，20世紀英國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勞倫斯的作品過多地描寫了色情，受到過猛烈的抨擊和批評，但他在作品中力求探索人的靈魂深處。

一直到今天，我們仍舊能夠發現歐美社會中存在著這樣一種反工業、反現代、反進化的強大的思想潮流。儘管，今天適合人類生活居住的大自然所剩不多，有條件遠離現世、徹底回歸大自然者為數有限，但對野蠻人及其野蠻時代、野蠻文化的看法，今人越來越多寬容和理解。

任何人，哪怕是人類學研究者，太過強調原始人部落文化野蠻一面，都難免會引起包括他們自己同行的反感。不僅如此，雖然在地球上找不到符合人們理想的「高貴的野蠻人」，但是，對一切純真、自然的事物充滿幻想的現代人，依舊有辦法讓世人牢牢記住野蠻人的高貴所在。

這不，幾年前，導演詹姆斯·卡梅隆就在遠離地球的「阿凡達星球」上，造出了這樣一個至今都讓人難以忘懷的野蠻卻高貴的原始部落。它所創造的迄今為止高票房，足以證明其影響力所在。

電影《阿凡達》劇照

當然，不論今人信不信歷史進化論，寄希望於洪荒時代僅憑直覺行事的原始人，包括虛無縹緲的阿凡達星球土著人，都不那麼靠譜兒。

刊於《財新周刊》201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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