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勾結日本」的親日派嗎？

圖註：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廣場上的孫中山銅像

短史記第516期

近年來，圍繞孫中山有意向日本租讓滿洲及簽署《中日盟約》等問題，有關其「親日」，乃至「賣國」的討論，時常見諸網路。如知乎上有網友提問，「同樣是勾結日本，為什麼孫中山是愛國者，汪精衛是賣國賊？」有網友回答，「孫中山命好，在1926年就掛了，不然要是活到了1942年，以他一貫的親日派作風，早就跟日本合作，現在成為頭號漢奸了。」或者說，「孫中山更有親日的嫌疑，孫和日本關係一直很好，宋教仁被殺之時，孫一時憤懣，想去日本借兵伐袁，據說還和日本簽有賣國協議。」等等。

揆諸史料，這些回答大都既迴避了孫中山求助日本的複雜考量，更忽略了他警惕日本，乃至抗拒日本的言行。

孫中山早年為革命常採取實用主義，但對日本侵華一直持高度警惕

從1984—1924年，孫中山先後14次進出日本，累積居留時間超過9年。他將日本選作革命基地，主要有幾方面考慮，一是這裡靠近中國大陸，又有大量留學生，方便開展革命；二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向富強，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三是中日兩國同屬亞洲，且所謂「同文同種」，因此孫中山一直期望日本能援助中國革命。①

與此同時，孫中山對日本的侵華野心一直心存警惕，如1903年孫中山發表《支那保存分割合論》，聲討日本對福建、浙江地區的侵略。1911年2月，孫中山被給宮崎滔天寫信說，「但恐貴國政策已變，既吞高麗，方欲並支那，自不願留一革命黨在國中也。」②武昌起義後，因日本為清廷提供武器，孫中山又對宮崎等明言：「非常懷疑日本的意向，日本會不聯合英俄壓迫、掣肘革命軍嗎？」回國途中，他遍走歐美各國，一方面是遊說他們支持中國革命；另一方面則是希望能讓英美聯手，阻止日本干涉革命。

革命期間，孫中山對日本民間人士抱有好感，但對日本政府是極為不滿的。1895年廣州起義和1900年惠州起義時，日本拒絕向革命黨提供武器；1907年和1910年，孫中山兩次被日本驅逐出境；1908年，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被日本查封。到了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再也按捺不住憤慨，表示自己「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之對待，甚為不滿」。③只是為了實現革命目標，孫中山時常不得不對日本政府委曲求全。

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孫中山懷有革命理想，而又缺少實力，除了通過不斷變換盟友，以實用主義手段來實現目標外，別無他法。桑兵就此判斷，「孫中山對其政治思想愈是篤信，其實用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給人不擇手段的印象。和袁世凱不同，孫中山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實現共和，他相信革命成功後，即能一舉收回失去的利權、領土。

圖註：孫中山和宮崎滔天合影

1919年後，孫中山的「反日」言論日趨激烈，遭日本媒體一再批判

一戰後，中國民族主義勃興，孫中山對日本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改變，開始公開談論日本侵華行徑。如1917年5月，孫中山發表《中國存亡問題》一文，稱「割台灣於日」「膠州已歸日佔」「日本佔南滿、東內蒙、山東、福建，均在（中國全國幅員）百分之五以上」等，言明日本的侵略行徑。他還說，「日本強行佔據膠、青，無異強盜行為！日本可謂強盜，吾國斷不能與強盜交涉，更不能承認強盜有強奪吾國土地之權利」④，言辭相當激烈。

1919年五四運動後，孫中山對日本的批評更是日趨激烈。他向《朝日新聞》記者談起「一戰」後的中日關係時，指斥日本軍閥「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竟意圖繼承德國在山東利益。孫中山最後指責日本人「日倡同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⑤這才致使中國民眾在感情上親近歐美，而仇恨日本。

對於日本的野心，孫中山也是很清楚的。1921年，他對美國記者辛默表示，「日本之意，蓋無（不）欲在中國擴充其勢力，彼擬以施諸高麗人之手段，復施諸吾人，將中國改成日本之殖民地」，不過好在「日本此種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贊同，乃系彼軍閥中之野心家主張而已」。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接受英文報紙《日本年鑒》採訪，說到滿洲問題，「承認日本在『滿洲』持有領土的問題可暫時維持現狀」，但強調「這並非應將日本列進與其他列強不同範疇之中」。⑥滿洲和香港、澳門一樣，遲早要被中國收回的。

針對孫中山越來越多的「反日」言論，日本媒體競相批評。如《東京日日新聞》指責孫的言論「帶有危險的激烈性質」；《大阪每日新聞》則警告孫中山, 稱他的言行有「急進主義與露骨的排外主義之危險」。⑦可見孫中山晚年是絕談不上「親日」的。

必須說明的是，孫中山對日態度是一方面，選擇的策略又是另一方面。依據局勢的變化，他的對日策略是不斷調整的。流亡日本期間，孫中山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自然不能發表指責日本的言論；在廣東建立軍政府後，他才獲得了直接批判日本的環境。1918年，孫中山在廣東第二次建立軍政府時期，因面對的敵人是日本支持的張作霖，他對日言論最為激烈。到了1923年，第三次軍政府時期，孫中山的對手已變為親英美的曹錕、吳佩孚，那麼他相應地改變策略，期待聯合日本，一同反對英美。⑧

孫中山是一個革命家，也是一個政治家。如學者俞辛焞所言，「政治家對一個問題的態度和言論，可以隨環境變遷而有所不同，這是政治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在這個問題上，與其說是政治家的認識問題，毋寧說是政治策略問題，孫中山亦不例外。」

圖註：「宋案」發生後，孫中山聞訊從日本回國。1913年3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內商討反袁

注釋：

①陳三井：《四分溪畔論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2頁；②《致宮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2011年，第508頁；③⑧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3、574、586頁；④《與記者的談話》（1920年1月26日），見《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2011年，第206頁；⑤《答日本記者問》，見《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4頁；⑥段雲章編著：《孫文與日本史事編年》，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4頁；⑦段雲章：《1923年後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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