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世界貿易與海商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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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樹志
摘編自《晚明大變局》，中華書局出版，看歷史獲授權刊登
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隊滿載香料和其他商品從東方返回阿姆斯特丹港
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秩序
在1800年以前，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無論從經濟分量看，還是從生產、技術和生產力看，或者從人均消費看，或者從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機制的發展看，歐洲在結構上和功能上都談不上稱霸。
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尼德蘭或18世紀的英國在世界經濟中根本沒有霸權可言。在所有這些方面，亞洲的經濟比歐洲「發達」得多，而且中國的明、清帝國、印度的莫卧爾帝國，甚至波斯的薩菲帝國和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軍事分量，比歐洲任何部分和歐洲整體都要大得多。
在1500-1800年，「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當時名副其實地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因為，「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
當時，「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美洲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
歐洲大約在1300年開始了商業革命，兩個世紀後，海外探險蔚然成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想在東方貿易中搶佔先機。航海探險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帝國，所產生的後果幾乎是難以估價的。
首先，以往局限於狹窄範圍的地中海貿易擴展為世界性事業，航海大國的商船首次航行於「七大洋」（西方人的習慣說法）；
其次是，商業貿易的數額和消費品的種類大量增長，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經濟全球化，就是把封閉的中國卷進了全球化貿易浪潮之中。
被迫捲入這一浪潮里的中國，在這一時期也湧現了一些傳奇人物，其事迹、作為都讓人頗為訝異。至於這個時期的西方殖民帝國，則湧現出某些具有國家職能、向東方進行殖民掠奪、壟斷東方貿易的商業公司。
泉州海商李旦
李旦是泉州海商，是繼林鳳之後又一個前往呂宋（菲律賓）進行貿易的巨頭，曾經一度成為中國人在馬尼拉的首領。
李旦的發財致富引起了當地的西班牙人的覬覦，尋找借口把他關入囚犯船中。神通廣大的李旦從囚犯船中逃脫，前往日本，投奔他的兄弟華宇——即西人所說的「甲必丹華」（Captain Whow）。幾年之後，李旦建立起一個往返中國福建、澎湖與日本（平戶、長崎）的海上貿易集團。
天啟年間的福建巡撫南居益對於這種情況頗為關注，他曾說：福建和浙江的商人，前往日本定居的有數千人之多，在那裡和日本人結婚成家，形成聚落，稱為「唐市」。他們裝載中國貨物運往日本交易的商船稱為「唐船」，聲勢很大，這種貿易很難取締。
僑寓日本的著名人物就是李旦。他是由於江戶幕府初期對中國商人的優待政策，而在平戶定居的。
在李旦去世前兩年，福建巡撫南居益向朝廷建議，利用李旦的特殊勢力，驅逐霸佔中國台灣的荷蘭人。
1624年，李旦的部下福建海澄人顏思齊、福建南安人鄭芝龍，堂而皇之率領部眾前往台灣。天啟五年（1625年）顏思齊在台灣病死，鄭芝龍被推為首領。
就在這一年的8月，李旦死於日本平戶，鄭芝龍巧妙地接收了李旦龐大的資產和船隊，成為天啟、崇禎年間東南沿海的海上霸主。他憑藉自己的制海權，向航行於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船發放「通行證」，確保他們的航行安全，由此獲得可觀的收益。
尼古拉?一官——鄭芝龍
「尼古拉?一官」名字真怪，何許人也？其實他就是明末清初聲名顯赫的鄭芝龍——閩粵沿海和台灣海上貿易集團的首領。
由於他會講葡萄牙語，充當外商的代理人，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尼古拉?一官」（Nicolas Iquan）這個名字有一半是「洋」的，即尼古拉，是教名；另一半則是「土」的，即他的小名一官的譯音（當地人習慣把排行第一的兒子叫做一官），因此西方史籍稱呼鄭芝龍為「尼古拉?一官」。
明朝末年，中國澳門的貿易陷入了重重紛爭之中。首先是葡萄牙擺脫了西班牙，恢復獨立地位，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因而失去了利益攸關的馬尼拉貿易。
與此同時，荷蘭人不斷騷擾澳門的海上貿易，使得澳門陷入混亂。於是，澳門只能另闢蹊徑，開發同東帝汶、望加錫、印度支那、暹羅的貿易，作為彌補。聲名遠揚的鄭芝龍巧妙地利用這一形勢，穿梭于海盜與官軍之間，操縱對日本的貿易。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鄭芝龍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安平鎮。泉州南部的安海港，是宋代泉州兩大港口之一，海商雲集，生意興隆，政府在此設置石井鎮，負責治安與稅收。
明代此地有石井巡檢司，所以史書說，鄭芝龍是「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這個沿海港口歷來海上貿易興旺發達，為了謀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鄭芝龍也不例外。
他的父親鄭紹祖是泉州知府衙門的庫吏，舅舅黃程是海商，從事中國澳門與日本、菲律賓的遠程貿易。
天啟元年（1621年），鄭芝龍前往澳門投奔黃程，開始了漫長的海商生涯。天啟三年（1623年），黃程有一批銷往日本的貨物，搭載在同鄉李旦的商船上，派鄭芝龍負責押運。由此，鄭芝龍開始與海商李旦結緣。
鄭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一，所以小名叫做一官，弟弟芝虎、芝豹就是二官、三官。當時葡萄牙人已經以借為名，強佔了中國澳門，在澳門擁有三個教會、一所貧民醫院和一個仁慈堂，大約有5000多名基督徒。
在這樣的氛圍下，鄭芝龍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取教名尼古拉（Nicolas）。之後，他隨母舅黃程前往日本，受雇於早已發財致富的中國商人李旦。
李旦以日本平戶、長崎為基地，從事日本與中國（主要是福建及台灣）的貿易。荷蘭人進入中國台灣後，李旦又把中國台灣作為與中國澳門、日本、馬尼拉、巴達維亞（即今日的雅加達）貿易的中轉港。
李旦很欣賞鄭芝龍精明狡詐的經商本領，把他收為養子，又把幾艘商船和巨額資金交給他掌握，從事與越南、柬埔寨等地的貿易，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得到李旦加倍的信任。
李旦在日本去世後，鄭芝龍名正言順地繼承了李旦的事業，一躍成為可以和外國商人抗衡的中國海商集團的首領。
大約在1621年（天啟元年）或1622年抵達平戶不久，鄭芝龍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結婚，生下了兒子鄭森，也就是日後鼎鼎大名的鄭成功。
1625年，鄭芝龍接收了李旦的船隊和財產後，活躍於閩粵沿海，被明朝當局視為海盜頭目。崇禎元年（1628年）福建巡撫熊文燦無力對付這個海上霸主，便用「招撫」的手段加以籠絡，封給他一個「福建游擊」的官銜，讓他把總部設在廈門，專門對付海商與海盜一身而二任的劉香。
當時劉香的勢力非同小可，擁有一百多艘船和幾千部下，1635年敗於鄭芝龍之手。此後鄭芝龍勢力如日中天，根本不聽熊文燦的管制，我行我素，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
鄭芝龍在澳門的一段生活令他終生難忘，因而對澳門有特別的偏愛。當時日本發布禁令，禁止在中國澳門的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貿易，鄭芝龍出面協助了葡萄牙人。他還派船去往中國澳門，裝載葡萄牙人的貨物，運往日本，只收取運費，利潤全歸葡萄牙人。
荷蘭人也企圖利用鄭芝龍。1640年荷蘭人和他達成協議，他本人不直接和日本通商，由他向荷蘭東印度公司提供中國生絲和其他商品，每年賒銷100萬弗羅林（荷蘭當時的官方流通貨幣，曾通行於歐洲），月息2.5%，為期3個月。
作為交換，荷蘭人在他們的船上給他裝運5萬元貨物和5萬元金塊，記在公司的賬上，他分得最終利潤的四成。
這個協議不過是一紙空文，1640年以後，鄭芝龍的船隊依舊不斷地前往日本貿易。
中國船的相當大一部分是鄭芝龍的，他的海商霸主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海上馬車夫」——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整個17世紀，荷蘭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霸主，因此，被稱為「海上馬車夫」。
1581年，荷蘭脫離西班牙而獨立，並於1588年成立共和國，隨即開始了向海外擴張的步伐，與葡萄牙、西班牙爭奪殖民地。17世紀的荷蘭已經號稱「海上霸主」，締造了經濟繁榮的「黃金世紀」。
1595年至1597年，荷蘭人霍特曼率船隊繞過好望角的航行取得成功，使得大批荷蘭貿易公司短時間內紛紛崛起，介入了同印度人的貿易。
1681年，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城
1600年，范?內克率領6艘帆船前往東方。他的使命是，抵達東方後，派遣其中兩艘船前往中國。他們的意圖是，仿效葡萄牙人，在廣東建立一個貿易基地。然而，荷蘭的這一計劃遭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聯合抵制，並沒有成功。
荷蘭人試圖獲得類似中國澳門那樣的口岸，沒有成功，卻開啟了廣州貿易的第一步。當時廣州每年春季和夏季都有交易會，外商都可以前往那裡進行貿易，於是有了荷蘭人的第一次廣州貿易。
1602年，在官員和貴族的仲裁下，荷蘭的各公司終於組成了統一的「聯合東印度公司」，這就是在遠東顯赫一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由來。
它的總部所在地巴達維亞（即今雅加達），不僅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貨物集散中心，而且也是其東方殖民地統治中心。
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懷有濃厚的興趣，企圖結束葡萄牙人獨佔這個海上貿易的優勢，但是他們沒有澳門這樣的據點，不可能與中國建立起直接貿易關係，無法與葡萄牙人競爭。
1609年，事情發生了轉機，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戶開設了一家商館，打開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國產品在日本的市場，它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進口中國貨物，並且切斷了葡萄牙人控制的貨源。
荷蘭東印度公司擁有在東方開戰、訂約、佔地等特殊強權，內有堅強的組織，外有強大的艦隊，駐地有軍隊、炮台。
172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廠
從16世紀到17世紀40年代，東方的商業大權幾乎為荷蘭人所獨佔。荷蘭人以馬來半島、爪哇、香料群島為根據地，既向中國、日本發展，又向印度發展，蘇門答臘、爪哇、馬六甲等地出產的胡椒、香料的經營，成了荷蘭人的專利。
荷、葡競爭的結果，終於導致武裝衝突。早在1603年，荷蘭人先後攔截從澳門開往馬六甲、從澳門開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奪得價值昂貴的貨物。
這樣的武裝襲擊一直持續了很多年，使得葡萄牙人的澳門中轉貿易損失慘重。由此，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最主要的中國絲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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