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告訴你：人類有多愚蠢

經濟學家告訴你：人類有多愚蠢

2016年07月07日

人類的誤判是多麼可怕

過去10年間人類都進行了重大的反思

撰文/Michael Lewis

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一個顛覆性的時代，抑或只是這個時代迫切想要為自己貼上這個標籤。但無論怎樣，過去10年間人類都進行了重大的反思。在一些原本依靠管理者憑直覺做決定的行業，如政治運動、醫療保健、軍事運動和競技體育，發生了最徹底的變革。這些劇變最明顯的原因是唾手可得的計算能力：無論人們想在哪個行業獲得競爭優勢，都能夠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各種數據並加以分析。這些劇變的潛在原因則是這樣一個觀點，即數據比管理人員的專業知識更可靠。人們（哪怕是專家）和各種行業（哪怕十分古老）都可能犯下嚴重的錯誤。比方說，如果一個人認為市場已經認識到職業棒球運動員的價值，那麼他就不會去尋找更好的評估方法。

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觀點被廣泛接受，要歸功於許多學者。其中發揮最大作用的要數經濟學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他最近剛剛出版了一部古怪而有趣的職業回憶錄——《不當行為》(Misbehaving)。說它古怪，是因為它比一般學術作品更加搞笑和貼近生活。說它有趣，是因為書中的故事不光涉及塞勒的職業，還涉及行為經濟學領域——它研究的是真實生活中的人，而不是經典經濟學理論中的理性的最優化主體。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行為經濟學基本上都只是理查德·塞勒的一些奇怪言論，而且差不多都是他私下裡的思考。他說自己「第一次產生這些古怪的想法」是在讀研期間，當時他正在撰寫論文。他打算研究如何衡量一條人命的價值——這樣一來，比方說，政府就可以據此做出決策，決定投入多少資金來改善公路狀況，避免人們在車禍中喪命。這個問題似乎沒有明確答案，但是塞勒指出，每當人們為了賺更多薪水而接受一份更容易死亡的工作時，他們已經用無聲的方式給出了明確的回答。 「假設我可以得到各種職業死亡率的數據，包括採礦、伐木和為摩天大樓清洗玻璃等危險的行當，以及務農、經營店鋪以及為低層建築清洗玻璃等較安全的工作，」塞勒回憶說。「高風險工作的報酬應該高於低風險的工作：否則的話，誰還去做危險的工作？」利用工資數據和這些崗位勞動者的死亡率精算表，他計算出了人們需要多少報酬才會去冒生命風險。（目前美國人的一條性命的潛在價值是700萬美元。）但他的研究沒有到此為止。他冒出了一個有趣的想法。

在做本職工作時隨時異想天開，似乎是行為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特質，他們還有一些特質，通常是一般經濟學家沒有的，在兒童身上倒很常見：喜歡大驚小怪；總是問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於大人們認為沒有思考價值的問題，他們總是充滿興趣。當行為學家們發現健身俱樂部的成員常常在收到每月賬單之後去健身房，或者賭馬者在一天中的最後一場比賽比第一場比賽更容易押注希望渺茫的那匹馬的時候，他們能樂上一整天。

除了計算一條人命的市場價格，塞勒還在想，如果去問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要多少錢才願意去冒死亡風險，那該多有意思啊。他從自己的學生開始，讓他們想像：如果上他的課就可能接觸到一種罕見的致命疾病，染病的概率為千分之一，全世界只有一種解藥：他們願意花多少錢去買解藥？

然後他又換了一種方式問同樣的問題：如果來上課會有千分之一的概率染上沒有解藥的致命疾病，給他們多少錢，他們才願意來上課？

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沒有區別，但是人們的回答大相徑庭。他們願意花兩千元買解藥，但是只有給他們50萬美元，他們才願意暴露在這種病毒之中。「光是經濟理論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相同的，」塞勒說。「按照邏輯的一致性，也應該是如此。……對於一名經濟學家來說，這些發現既令人疑惑，又有些荒謬。我把這些結果展示給論文導師，他讓我別浪費時間了，好好寫論文。」

塞勒沒有就此罷休，而是開始搜集人們違反理性選擇的例子。比如，一名男子本來打算去看球賽，看到外面下雪改變了主意，然後意識到自己已經花錢買了票，於是就又改變了主意。還有一名男子拒絕花10美元請人來修剪草坪，卻不願意接受20美元的報酬去為鄰居修理草坪。一名女子在購買45美元的鐘錶收音機時，為了節省10美元而開車10分鐘到較遠的商店，但是在購買495美元的電視機時卻不願為了省10美元開車去同樣遠的商店。塞勒請人到家裡吃飯，在飯前給他們上了一大碗堅果。客人們堅果吃多了，面對更誘人的飯菜時已經沒了胃口。他們下一次來塞勒家吃飯時，塞勒沒有給他們堅果——客人們反而更開心。

他還記錄了很多這樣的例子。閱讀了塞勒記錄的人可能會不以為然地說，「這些事就連汽車銷售員都能明白。」這正是問題的關鍵：「只要我們對自己或周圍的人稍加註意就能發現，我們在平時的決定中並沒有讓利益最大化，讓結果最優化，甚至不是理性的。」上世紀70年代初，塞勒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的教授們也並不認為人類是完全理性的。他們說，對於經濟學理論研究來說，人類的理性無關緊要，因為理性並不是常常出現的。它完全可以被當做一些無關緊要的雜音。

現在來介紹一下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上世紀60年代末，他們開始證實自己的一個猜測，即人們違背自我利益的做法並不是偶然和不可解釋的，而是人天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有一些可以預見的偏好——例如，他們總是從少量的信息中得出極端的結論。他們的喜好瞬息萬變。當面臨兩難的抉擇時是，讓他們做出反應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對這些事情的描述。也許最重要的是，當一種選擇是被描述為損失而不是利益時，人們的反應會截然不同。告訴一個人他有95%的可能在某個醫學手術之後存活，比告訴他有5%的概率死去，更容易讓他接受這個手術。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成果讓一代學者接受了這種人類天性中的全新模式，這其中包括許多年輕有為的經濟學家。從塞勒的角度而言，他不光接受了這兩個以色列人的觀點。他還採用了他們的成果，發揚光大，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20年前，塞勒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終身教職後，一名報社記者問一位更有資歷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他曾明確表示行為經濟學毫無用處——為什麼不反對聘用塞勒的決定。「因為每一代人都免不了要犯錯，」他說。如今，塞勒是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是諾貝爾獎多年來的獲選人。他的地位可能再一次證明了人類的誤判是多麼可怕，或者，他可能真的有些本事。無論怎樣，他都是一個顛覆力十足的人。翻譯/王湛 編輯/喬燮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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