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另一種聲音

文史 07-08

詩歌：另一種聲音

詩歌：另一種聲音

來源《上海書評》

問：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說，詩歌是介乎宗教與革命之間的另一種聲音，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詩歌在中國（1949年以後的詩歌）哪個時期可能比較符合這樣的界定？為什麼？

北島：我先說明一下，這是他的論文集《另一種聲音》中的最後一篇，寫作時間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眾所周知，1989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帕斯這樣寫道：「我們經歷著一場時代的轉折：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回歸，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義上的回歸。一種向源頭的回歸，同時也是一種向初始的回歸。正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不能親臨歷史的終點，而是親臨一種新的開始。被埋葬的現實的復活，被遺忘和被壓抑者的重現。正如以往歷史上發生的那樣，匯入一種再生、向初始的回歸幾乎總是混亂：革新，復興。」而帕斯認為，詩歌為這種回歸提供了可能。回顧人類歷史，宗教與革命帶來太多血腥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另一種聲音」。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是始於60年代末的中國地下詩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併產生巨大的影響。其實這就是帕斯所說的那種回歸，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

問：可能令你失望的是，中國詩歌是否已經遠離革命和宗教太遠？是詩人自己的原因還是社會、政治等因素？

北島：你完全弄錯了，我認為中國詩歌恰好應該遠離革命與宗教。在我看來，革命與宗教有某種共性，那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依賴組織甚至武裝力量來完成改造人類的目的——「存天理，滅人慾」。而詩歌不同，它純屬個人的想像，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問：40年前的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既是起點，但沒走幾步就已經是終點了？這是否是你們這輩詩人始料未及的？

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40年算不上什麼。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只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問：施耐德在香港的時候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問：你為中坤詩歌獎寫的獲獎感言，和阿多尼斯的獲獎演講，在我看來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你們都談到了詩歌語言，你說「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耗盡能量而走向衰竭」「詞與物，和當年的困境剛好相反，出現嚴重的脫節」，在你看來，這是當代漢語本身的問題，還是因為漢語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響造成的？

北島：現代漢語的問題大了去了，作為中國作家我們要負很大的責任——對現代漢語的危機缺乏自覺意識。打個比方，有點兒像地下工廠進行批量生產，根本不管質量，只要盈利就行。除了充斥各種文學雜誌的小說散文和詩歌，再加上那些媒體網路泡沫式的寫作，真可以說是一場語言的災難。現代漢語在當代至少遭到兩次毀滅性的打擊。頭一次是從1949年至1979年，那是官方話語的一統天下，也就是我所說的詞與物的關係幾乎完全被固定了。第二次就是1989年到現在，由於商業化與意識形態的博弈與合謀，造成詞與物的嚴重脫節，如今的寫作，如同「自生自滅的泡沫和無土繁殖的花草」。

問：阿多尼斯講的是阿拉伯詩歌目前的問題：「阿拉伯社會如何擺脫視詩歌為誘惑與迷誤的宗教觀念？」「如何擺脫視詩歌為歌頌、商品或消費的觀念？」這抑或是包括中國詩歌在內全世界詩人遇到的問題？中國的特殊性又在哪裡？

北島：他說的頭一個問題與我們關係不大，中國基本上是個世俗社會，宗教的影響非常有限。第二個問題，那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性的困境了。說到中國的特殊性，那就是自1840年以來外辱與內患構成了我們複雜的民族情結，而中國的經濟崛起帶來某種「盛世」的幻覺，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這一幻覺影響下，物慾橫流，眾生喧嘩，讓本來就很有限的精神資源變得更加貧乏。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詩人面臨著更大的挑戰。

問：你同時說「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這一「再生」，詩人能做些什麼？或者還得寄託於外部環境？

北島：我想有必要把我在中坤詩歌獎獲獎感言中的這段話引全，以免產生歧義：「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關於漢語的現代轉型，這是個大話題，在這裡我只能簡單說說。首先應該承認，現代漢語還是一種年輕的語言，遠沒有達到古漢語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橫向的坐標軸上也是如此，比如用英語做參照。現代英語的轉型可以說是從莎士比亞開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我坐飛機經常隨手抓一本英文間諜或偵探小說消磨時間，不管水平如何，你得承認，文字都還過得去，至少不會造成什麼閱讀障礙。反過來你去看看當今的中文小說，不用說暢銷書，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小說家的作品，幾乎都難以卒讀。在我看來，一種語言的成熟取決於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規範化，二是試驗性，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就像舞蹈中重心與擺動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活在今天的漢語作家與詩人是有福的。這就是我所說的「再生的機緣」。

問：目前中國詩歌的問題，是否也與中國目前詩歌翻譯的頹勢有關？而不少西方學者可能認為，正是因為翻譯的介入，中國文學包括詩歌失去了其中國性。

北島：以前我還挺迷信這些西方學者，現在看來都是陳詞濫調。恰恰是由於翻譯的介入，文學才變得豐富多彩。甚至可以說，翻譯文學是本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的美國作家朋友（也是我現在的詩譯者）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說得好，翻譯的黃金時代往往也是詩歌的黃金時代。

關於中國詩歌翻譯的頹勢，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叢書「詩苑譯林」，總策劃是老詩人彭燕郊。從1983年起到1992年止，在十年的時間共出書五十一種。給你列一下書單，你就知道這套叢書的分量了：《戴望舒譯詩集》、《梁宗岱譯詩集》、《朱湘譯詩集》、《戈寶權譯詩選》、《德語六詩人選譯》（馮至譯）、《德語國家現代詩選》（綠原譯）、《英國詩選》（卞之琳譯）、《蘇格蘭詩選》（王佐良譯）、《英國十四行詩抄》（屠岸譯）、《英國現代詩選》（查良錚譯）、《法國七人詩選》（程抱一譯）、《法國現代詩選》（羅洛譯）、《域外詩抄》（施蟄存譯）、《古希臘抒情詩選》（羅念生、水建馥譯）、《印度古詩選》（金克木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詩選》（飛白譯）、《圖像與花朵》（陳敬容譯）、《紀伯倫：先知，沙與沫》（冰心譯）、《美國當代詩選》（鄭敏譯）等。這是什麼陣容？再給你舉個例子，是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世界詩歌叢書」。不用我多說，只要掃一眼，你就知道這兩套叢書的天壤之別了。「詩苑譯林」包括80年代中期我譯的《北歐現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很嚴格的選稿與譯校制度。首先要和彭燕郊先生協商，提出選題計劃，再由懂外文的資深編輯對譯本作出評估，提出修改建議，並最後把關。如今誰還管這些？有人願意出版詩歌翻譯就算是開恩了，得燒香作揖。

問：你目前因為各種原因，只能在香港寫詩創作，在這樣的狀態和環境中創作，帶給你意想不到的收穫是什麼？

北島：其實詩歌創作跟環境沒什麼關係。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穫：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與國際地位，由於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比如，剛剛結束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就是證明：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推廣非商業化甚至反商業化的「陽春白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說是成功的。所謂「絕處逢生」，就是這個道理。

問：能談談你的創作與中國傳統詩學的內在關聯？而更多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與傳統有斷裂。

北島：依我看，中國詩歌千變萬化，只要仍用漢字，所有的「基因密碼」都在其中。這就是我們和傳統詩學的內在關聯。不過斷裂往往也是必要的，否則就會出現類似近親繁殖的現象。

問：可是你那一輩出來的著名詩人，這些年在創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滯，他們有詩歌之外的另外事業，你覺得他們遇到的困境有哪些？

北島：寫詩難呀——可以這麼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熟能生巧。當然有些是寫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難處。

問：在這時代的轉型中，中國詩歌能發揮的作用會是什麼?

北島：這個問題應列入國家的五年十年計劃中。不管時代怎麼轉型，詩歌都應該倖存下去，也必須倖存下去，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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