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觀察 相比較說理,我們更愛故事
在「短經典」中,我們看見美國作家多克托羅在《詩人的生活》中寫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紐約人對孤獨和親密關係的背叛;我們發現英國人理查德·弗朗西斯在《古泉酒館》中,編織著現代人生活的況味;我們驚異於俄國「女巫」彼得魯舍夫斯卡婭在《迷宮》中描繪當代俄羅斯眾生相的冷酷與嘲弄。
《紐約客》自創刊以來曾發表了多位知名作家的短篇小說,包括艾麗斯·孟洛、村上春樹、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等。雜誌創辦早期,每期刊物會發表兩到三篇短篇小說,近年來減少到每期一篇。由於雜誌嚴格的審稿標準,能夠在《紐約客》上發表作品可能使作者一炮走紅。那些經常在《紐約客》發表作品的作家,被稱為是「紐約客作家」。
在沒有電力照明的時代,日落而息的人們,如何打發睡覺前的漫漫長夜?——閑聊,或者圍在火爐邊聽故事。怎樣的故事?深有講究——它必須一個晚上能聽完,因為勞作的人們經不起熬夜;它必須有結局又存懸念,這樣人們才能滿足又有期待地去睡覺。這樣的故事叫做短篇小說。
由「上海九久讀書人」策划出版的系列「短經典」,就是很多能夠「一個晚上聽完」的短篇小說。到2016年底,它的出版總量將接近上百種,這也是迄今為止國內出版規模最大的短篇小說叢書。
短篇小說愛好者王安憶,曾專門為「短經典」撰寫序文,回顧了短篇小說的歷程——從古典的莫泊桑到古樸的契訶夫,逐漸進入現代寓言式的卡爾維諾,直至靈巧簡約的卡佛和塞林格,現代知識分子的寫作逐漸脫離故事的原始性,開始進入生活的常態。
當短篇小說進入日常生活,它是否依舊魅惑難擋?短篇的讀者們,還在火爐邊等待嗎?
定位
「小圈子」讀者的自我狂歡?
短篇小說的出版,從全球範圍來看,一向不是熱點。由於市場化和娛樂化等潮流的裹挾,短篇小說不如長篇小說好賣也是國內外共有的現象。
但西方文壇一直有鼓勵短篇的傳統,比如愛爾蘭設有短篇小說大師獎;作家以在美國《紐約客》上刊載短篇小說為榮;出版業哪怕利潤微薄,也會不斷地推出短篇。相較之下,國內短篇市場就比較低迷了。「短經典」瞄準這個空當進入,但其平均單本一萬左右的銷量,與動輒過20萬冊的長篇比起來,依然是個平淡的數據。
相對於每本兩千多美元的預付金來說,平均一萬多本的銷量是盈利的。「九久讀書人」董事長黃育海說,在策劃這套叢書時,從不寄希望其中出現「重磅炸彈」,「『短經典』每冊的故事,生活場景拉得很開,故事也分散,沒有聚焦,不容易集中推廣」,而且「一本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就引發全民捧讀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真正熱愛文學的人早就是這個國家的小眾群體。」
那麼「短經典」想吸引的,究竟是怎樣的讀者?「肯定是城市人,你很難讓一個生活在陝北甘肅農村的青年對書里的故事有共鳴。這套書需要有知識儲備的讀者,包括外企白領、公務員、教師等等,而且『北上廣深』是主要陣地。另外我們也要進中學,絕對不能忽略如今中學生的思考能力。」黃育海說出了他的構想。
實際上,國內目前真正關注「短經典」的人群能否精準定位呢?上海「九久讀書人」的副總編輯彭倫認為,他們最重視這套書對中國作家的影響。「王安憶、蘇童、畢飛宇幾乎每本都看,閻連科對托賓情有獨鍾,青年作家中,張楚喜歡理查德·福特,周嘉寧、張悅然受到凱雷特的吸引。」
老一輩的外國文學專家陳眾議、陸建德也一直關注這套書。對於陸建德來說,最難忘的是厄普代克的《父親的眼淚》,「探討父子關係的短篇,中國最出名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強調父親為孩子做出的犧牲,但如果帶著比較的眼光,看同樣題材的《父親的眼淚》,就會發現一個父親尊重作為一個獨立成人的孩子的可能性。」
但陸建德在閱讀「短經典」時,覺得非常傷感。「我們現在特別關心自己,但自戀的人是不可愛的。中國作家都在心安理得地寫自己的故事,對『短經典』這樣的『窗口』的好奇心依然不夠。」
粗略地看,過去一百年間,中國曾有兩次大規模引入外國短篇的高潮,第一次是「五四」前後,魯迅、胡適等人譯介了大量短篇,促進了新文學的覺醒。第二次是上世紀80年代,博爾赫斯、福克納、卡爾維諾等大師的短篇大量進入,並間接帶動了中國先鋒派文學的寫作實驗。在當下這個信息更開放、觀念更多元的時代,外國短篇的譯介,是否對人們的精神生活,起到更大影響?
陸建德認為,改革開放初期,國內閱讀譯介短篇的消化機制不太好。「我記得當時國內還有一些作家,坐船到長江中心漂流,有意識地要忘掉意識,從而引發潛意識,這種實驗是為了創新而創新,是沒有生命力的。」
當下進入國內的「短經典」,其背後其實蘊含著複雜的倫理探究。作家一方面把自己的創作看做形式實驗,一方面也要牽扯「人該如何生活,人與人該如何相處」這些根本性命題。陸建德認為,很多看起來很冷漠的外國短篇,冷漠背後有堅實的人性領悟,而這一點,中國作家還遠遠沒有挖掘到位。
「閱讀『短經典』就像看見一塊水晶在陽光下的不同層面,對於我們創作或者做批評,都大有好處。」——陸建德
前景
短篇小說的未來,春天還是秋天?
2013年,加拿大短篇小說女作家愛麗絲·門羅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國內文學界很興奮,覺得短篇的春天就要來了,但作家徐則臣發現,「這個春天剛來就走了,馬上秋天就來了。」
他認為這和中國寫作、出版環境急功近利的態勢分不開,「就像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掙錢也要趁早,出版和寫作,前者要掙錢,後者要成名,唯恐被世界拉下。這嚴重妨礙了短篇小說的發展,因為短篇的閱讀市場,才是真的需要一顆耐心而純凈的心靈。」
有一種認識誤區,認為現代人繁忙的生活所造成的閱讀快節奏,會使得短篇更受歡迎,因為「人們也許沒有耐心看長的東西」,而在通勤路上或者排隊間隙,卻可以輕鬆讀完一個短篇。
不過下此結論還有些早。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腳印犀利地指出:越是草率的閱讀越有利於長篇小說,「長篇就是靠情節推進,嘩嘩翻一遍,可以很快」。徐則臣也感慨:「這個世道有點看不懂,都說忙,沒時間坐下來看書,但磚頭一樣的長篇就比中短篇小說集好賣。」
「短篇講究技巧和結構,耐琢磨,對讀者的門檻要求很高。平日愛看《小說月報》的讀者,未必去買『短經典』,很多人和我說,花一樣的錢,買長篇比短篇要值。」徐則臣非常無奈。
「買長篇比短篇要值」,更多是從經濟價值來考量,而飛速發展的中國,其實還依然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大眾對精神層面的藝術追求,也許還不能達到滿意的層次。「也許等中國再發達一些,人們對物質的追求沒那麼高了,就能有平常心了。這時,讓心靈沉潛的短篇才會迎來第二個春天」,談起短篇的未來,徐則臣比較樂觀。
其實從全球來看,短篇小說並非如我們所想那麼慘淡。比如「短經典」中的德國作家尤迪特·海爾曼的《夏屋,以後》,原版最初在德國剛上市時,情況很糟。但德國「文學教皇」拉尼茨基在其「讀書時間」的電視節目中做了介紹後,銷售量在德國突破五十萬冊。
「既然在德國這樣一個人口只有八千萬的國家,一本短篇可以賣掉五十萬冊,我們為什麼會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13億的國家裡,賣不動短篇?我們需要的,是探索這種空間的方法。」徐則臣覺得,外國短篇在中國有巨大的潛力,關鍵在於有公信力的人來推廣,才能讓普通讀者信服。「我們需要專業的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的推薦,讀者信任他們。我們也需要非常真誠看待藝術創作的媒介。熱愛短篇,必須是發自內心的愛。」
也許這個周期會很長,黃育海在最初推出「短經典」時,有一個美好的願望——希望有一天,熱愛短篇和愛讀長篇的中國讀者,人數能夠相當。不過彭倫的心態倒是很平,因為,「『短經典』是一套『潤物細無聲』的叢書」。
從《一千零一夜》起步,也許要追溯到更早的《山海經》時代,人類講故事和聽故事的慾望,從未枯竭。那麼這一次,「短經典」試圖引領的短篇潮流,會讓古時候講故事的那盆火,一直燃燒下去嗎?
采寫/新京報記者 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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