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紅樓夢》人物服飾與人物形象

一、引言

曹雪芹的祖上，從曹璽至曹寅再至曹顒、曹頫祖孫三代四人做了江寧織造六十多年，在職任上，不但管理絲織業，為皇室提供包括絲織品在內的各種消費品，還為皇帝提供江南吏治民情。曹雪芹出生於這樣的世家，又是一個能詩會畫的天才，對於服飾的知識，自然是廣聞博洽的，對服飾的審美，情趣自然也是有獨到的見解。「服飾」就是「衣服和裝飾。」它指一個人穿著的衣服和裝飾。《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曹雪芹在小說中把他對服飾的知識，寫在小說中，如第四十回劉姥姥進大觀園，賈母與劉姥姥等游大觀園，到了瀟湘館，賈母對軟煙羅的介紹，就表現出來了。又把他對服飾美的理解，通過人物的穿戴，一一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整部《紅樓夢》眾多人物，尤其是賈寶玉和十二釵不同的服飾，琳琅滿目，在不同的場合，把不同類型的人物和人物的穿著，色彩紛呈，一一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如一個個光彩奪目的服裝表演舞台，一次次登台亮相。曹雪芹簡直就是一個技藝高超的服裝「設計師」，對每一個人物，量身定做，不但從人物服飾外在的色彩、款式、容貌、形體上考慮周到，還從人物的身份、氣質、性格和修養等內在的因素上，通過「比德」的手法，精心的設計和打磨，使每一個人物的穿戴，從表到里，都做到協調和諧，用人物的服飾來烘託人物的身份、性格，為自己塑造人物形象服務。

此外，曹雪芹通過描寫人物的服飾來烘託人的形象時，在色彩、款式等服飾的選擇上，運用了中國傳統的繪畫手法，如借用「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繪畫手法和風格，對不同的人物，體現了不同的服飾「繪畫」風格。

那麼，什麼是「曹衣出水」和「吳帶當風」呢？宋代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中，寫到一段話：

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為曹。謂唐吳道子曰吳。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體，其筆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按這個說法，已故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是這樣解釋的：「我要指出的，是曹吳二宗的區別不在線條粗細，而在用筆之正鋒還是側取，在氣格之飄逸還是凝重。吳是鐵線描，正鋒筆，行雲流水的意度；曹則是厚線描，側鋒筆，稠疊凝重的氣骨。」

按這兩種描寫人物服飾的筆法，「曹衣出水」與「吳帶當風」是相對的風格。「曹衣出水」寫人物的衣服紋飾，筆力鋼健稠密，重在寫形；而「吳帶當風」則是筆法圜轉飄動，如風吹動，重在寫神。

曹雪芹在描寫人物的服飾時，在吸取中國傳統服飾文化和繪畫服飾的手法，用來塑造人物形象時，有繼承又有發展。有的則是濃墨重彩，細細勾勒，對人物的服飾描寫，重在寫實寫形，這就是「曹衣出水」；有的則是對人物的服飾，只是虛寫或不寫，重在寫神與寫韻，對服飾的紋路、款式、用料、顏色等不著一筆，這就是「吳帶當風」。對於這種情形，啟功先生也觀察到了，他說：「本書中人物的服裝，有實寫的，有虛寫的。大體看來，是男子的多虛寫，女子的多實寫。女子中又是少女、少婦多實寫，老年、長年婦女多虛寫。」但啟功先生只是從人物年齡、性別上來分，仍然是粗略的。實際上，在小說中，曹雪芹用人物的服飾來烘託人物，同時在描寫人物的服飾時，借用中國傳統的繪畫手法，進行表現，把服飾的美與繪畫的美，做到「曹衣出水」的形與「吳帶當風」的神結合，「畫」出了一組組服飾風格各異的人物。

服飾的美與人物的美是相關聯的，俗話說的「人靠衣裝，馬靠鞍」，又說「服飾是人的第二張皮膚」。中國浩如煙海的文學經典里，在《詩經》里，就用人物的服飾美，通過「比德」的手法，來表現人物的美，或褒或貶。蔡子諤先生在《中國服飾美學史》也談到了這一點，即「如首篇《關雎》，即『美后妃之德』，這便是中國服飾審美文化普遍存在，且突出表現的『比德』審美現象所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或曰歷史文化氛圍」。什麼是「比德」？「比德」本是我國《詩經》的「比、興」手法，「將形形色色的自然現象社會化、人格化、道德化了。」服飾也不例外，「在中國服飾審美文化形態中，無論對於作為各種服飾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服飾的形制、顏色、紋飾、佩飾甚至質料等即『比德』審美現象的形形色色的本體來說，還是對於其所具有的紛紜複雜的『比德』審美意蘊來說，也都是一種普遍的存在。」服飾是通過形制、顏色等，利用「比德」手法，把人在社會中的「人倫之德」的等級、身份和追求美的情趣，表現出來。

總之，曹雪芹將人物的服飾美、繪畫美和人物形象美，體現了「曹衣出水」和「吳帶當風」的繪畫風格，通過「比德」的手法，將三者的美統一起來，為自己塑造人物形象服務。

二、服飾美、繪畫藝術美與小說人物形象美三者的關係

關於服裝的起源，學術界爭論不休，有對人體起保護作用的「保護說」，有展示人體的美、表達人們對美的渴望，和對人體裝飾美的追求的「裝飾說」，等等。但從人類對服裝的需求最基本的功能看來，服裝最初的功能應是禦寒。然後在滿足禦寒等基本需求的前提下，才從披獸皮、掛樹葉中走向追求美、渴望得到美的穿戴藝術，這就是服飾文化的起點。它集人的功用與對穿戴美的追求於一身，「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是人類文化的重要體現。」服飾「既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又是精神文明的含義。」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服飾的發展，從最先的實用功能，逐漸發展為功能與展現美的階段，從對身體的保護功能逐漸演變為，不斷地追求服飾色彩、風格、造型、圖案等外在的美。同時，服飾的美，它所體現的不單是視覺的審美的需求，更是一個人的情感、性格等內在的美，不同的服飾選擇，體現著不同人在年齡、性別、性格、身份、情趣和素養等等各個方面。它已包含有自身的情感和審美情趣，「人們選擇服飾的價值標準和審美判斷已經有了新的含義：個性代替模仿、情趣代替乏味、品位代替庸俗、理性融合感性，人們已經將包括服飾在內的大眾文化變成界定自身『存在』的符號。」另外，由於時代和地域的不同，服飾又體現著不同的民族和地區差異。這就是服飾美的體現，它既體現美的一般規律，即真善美的內涵，同時又是體現出服飾作為一種藝術所表現出來的個性美，即服飾表現出來的真、善、美。「真，是服裝材料、服裝人體、服裝結構、服裝工藝等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善，是服裝心理、服裝穿著、市場銷售、成本管理等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美，是服裝構成、服裝色彩、服裝設計、服裝展示等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它既體現出自然的美，同時又與生活和人聯繫在一起，又體現出它社會和人的屬性。因此，蔡子諤先生又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對服飾美的內涵進行闡釋，他說中國服飾美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這就是中國服飾審美所特有屬性，滲透了中國哲學和美學的深層意蘊，既體現「內形式」（如服飾「利身」、「便事」等本質屬性的體現即結構安排等。）又表現為優美的、悅目的「外形式」（如服飾的形制、顏色、紋飾、佩飾、質料等。）在服飾美學表現人的美的作用上，蔡先生還提出了服飾審美文化的「比德說」，他認為：「中國服飾審美文化的『比德』審美現象，是將中國古代服飾的形制、顏色、紋飾、佩飾及質料，全面系統地社會化、倫理化、審美化，使之成為社會倫理道德的物化審美形態。」服飾的美，首先體現為自然的美，即最基本的美，然後才是社會的美，它賦予了道德和人格的審美意蘊。綜上所述，服飾美，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它通過服飾的外在形式，如形制、色彩、線條等，和內在形式，如「利身」、「便事」、服裝心理等，來表現著真善美的內涵。它既有自然的美，又被以「比德」方式，把服飾的自然美與服飾的社會道德美、人格精神美結合起來。

同樣是藝術的範疇，服飾的美與繪畫藝術的美，既具有自然屬性，同樣具有人和社會審美意識、審美心理和審美感情。繪畫藝術是色彩和線條的藝術，「繪畫以筆為主要工具，以墨、顏料等為物質材料，通過線條、色彩、明暗、透視與構圖等造型語言，在紙、紡織品、木板、牆壁等平面上，創造出直接可感的具有一定形體感、質量感和空間感的藝術形象。」與服飾的美一樣，兩者的美，都離不開色彩、線條和形體的美。而小說是寫人的藝術，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時，除了利用人物語言、性格等塑造人物的形象外，還用人物的服飾美來烘託人物的形象美。人物的穿著被賦予了不同的身份、地位和性格等社會的屬性和人的精神品格，即「比德」，用服飾的社會化、人格化和道德化，來表現人物的形象。因此說，服飾、繪畫和小說的人物形象，三者之間美，從美的基本屬性和社會化、人格化和道德化，都同屬一源。

三、服飾美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對人物形象塑造的表現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明，服飾是中華祖先勞動的成果，是物質文明的結晶，它無處不體現著人類的審美情趣，同樣也蘊含著人類的情感和思想。它來源於勞動，與文學作品一樣，同樣也產生於生活和勞動生產之中。經過歷史長河的淘洗，經過幾千年的不斷豐富和繼承，閃爍著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文化。在造型、款式、色彩、線條等，都富有中華民族特有的服飾文化蘊味。「人靠衣裝，馬靠鞍。」「服飾是人的第二張皮膚。」人的美，與服飾的美，兩者互為表裡。在中國浩瀚的文學經典里，對服飾的美，不但蘊涵著豐富多彩的服飾文化，而且通過服飾的美來塑造人物的形象，實現了服飾在塑造人物過程中的「社會化、人格化和道德化」，服飾不單是承擔著表現外在直覺的美的功能，更多的是，通過「比德」的手法，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服務。

在《詩經》中，描寫服飾來表現人物的美的篇章，隨處可見。如《國風?鄭風》中的《緇衣》，有：「緇衣之宜兮」「緇衣之好兮」「緇衣之蓆兮」「緇衣」毛注為：「卿士聽朝之正服也。」這是一首通過對周武公作為卿士穿著「緇衣」的讚美，歌頌他所穿的朝服與他所具有的美德相符合。用排比的手法，不斷地頌揚著周武公所穿的「緇衣」之「宜」（「宜」按毛註：「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之「好」（「好」按毛註：「好，猶宜也。」）、之「蓆」（「蓆」按毛註：「蓆，大也。」）「緇衣」不再是一般的朝服，而把它人格化和道德化了，即用來襯託了周武公的德和才。這就是服飾的「比德」手法，在文學作品中，用來塑造人物的形象，即毛注所說：「《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我們知道，屈原的《離騷》繼承了《詩經》的「比興」手法，以花草禽鳥(作)作比興，以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賢臣，為了襯托屈原的高潔不群、忠心耿耿，那些芙蓉、芰荷等香花和美草，不再是一種自然界的植物，而是被屈原用「比德」的手法，被「人格化」和「道德化」了，成為屈原明志的外化的象徵物，即意象。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彰。

屈原被大夫上官靳尚姬進讒言，而被楚懷王流放，受不到重用，又不願與這些人同流合污，又不想以自己的清白留於世上，最後投汩羅江自殺，以明己志。他被流放後，寫了《離騷》，以抒發自己的愛國情懷和被排擠的不滿憤懣心情。在《離騷》中，他用浪漫主義的手法，抒寫自己的情懷。以「芰荷」作為衣，集「芙蓉」以為裳，用浪漫的寫法美化自己的服飾以明志。芰荷和芙蓉，在我國傳統文化里，它們代表著芳香和高潔，以它們作衣裳，以明己志，以襯托屈原的高潔不群的品格。這樣做成的服飾，當然是被屈原「人格化」和「道德化」了，完成了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服飾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也不少。再如反映人民生活勞動的樂府詩中，就有大量的詩歌，通過人物的服飾美，來塑造人物的形象，如《美女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

詩中所讚美的美女，正在採桑，作者對她的美進行三番的描繪和渲染：讚美她的優雅嫻美。一是從她的手腕戴著「金環」，頭上戴著「金爵釵」，腰上佩帶著「琅玕」玉佩，身上還掛著「木難」珊瑚珠，羅衣飄飄，裙裾隨風擺動。二是寫她的氣質美：「顧盼遺光采，長嘯氣若蘭。」三是從旁觀者的行為舉止來描寫她的美：「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行走的人把車停下來看，休息的人看到她的美都忘記用餐了。其中對她的穿戴的服飾進行的描寫更具體、更詳細和更直觀。

在中國浩瀚的優秀的文學典籍里，上面談到的只是為數不多的用人物的服飾來描寫人物形象的例子。在文學作品中，作家常常通過描寫人物的服飾美，作為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之一。從我國的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開始，一直到後來的各種不同體裁的文學作品，運用人物的服飾美來塑造人物的形象美。直到清代的曹雪芹，在他的中國古典小說頂峰之作《紅樓夢》中，更是運用得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在他的筆下為我們展示一個個服飾燦爛、形象生動、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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