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儘可能多地環遊世界，直到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困住了我

知識 08-10

在酒店游泳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奇怪而明亮的聲音，「我想去死。」

蘇珊娜·喬伊遜（Suzanne Joinson）是一位英國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說是 2012 年出版的《The Lady Cyclist』s Guide to Kashgar 》。她的在旅行中寫成的文字以及非小說類文學作品先後刊登在《Vogue》、《Lonely Planet》和《Independent on Sunday》等媒體上。現在她居住在英國蘇塞克斯郡（Sussex）的沃辛（Wor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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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某個時期，我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酒店的房間內。一個月之內從上海出發，經過維爾紐斯（Vilnius，立陶宛首都——譯者注）和羅馬（Rome），最後抵達都柏林（Dublin）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接著，我就又馬不停蹄地開始新一輪奔波。只不過，這一次的目的地變成了雅典（Athens）、新西伯利亞（Novosibirsk）和吉隆坡（Kuala Lumpur）。我都是獨自一人前往這些城市進行旅行。到達目的地之後，我需要不斷參加各種活動，發表各種演說。經歷了跨越時區的飛行和倉促緊張的日程安排之後，我真的想在一天結束時能回到酒店房間里好好休息一下。我住過各種酒店：房間里的小冰櫃內有時候裝滿各種食物和飲品，有時候則空空如也；空調可能嗡嗡作響，可能壞了，也可能溫度太高或者太低而且無法手動調節。儘管床寬大無比，枕頭也硬得硌人，但我依舊會試著好好放鬆。這時候，我也許能夠聽到隔壁房間的電視聲響或者走廊上陌生人的悄聲低語。

在莫斯科時，我在一家名為 Cricket 的酒店內住了一個月。在歐洲各國時，我住的是都是房間狹小局促的三星級客房。而在中東時，我住的一般是大型連鎖酒店，比如喜來登酒店（Sheraton）、麗笙酒店（Radisson）和希爾頓酒店（Hilton Nile）。不管走到哪，我都會根據當地的酒店價格和旅行的性質來選擇棲身之所。我喜歡住在標誌性的酒店內，而且要是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小說中那種殖民地風格的酒店。比如耶路撒冷（Jerusalem）的 American Colony 酒店、伊斯坦布爾（Istanbul）的 Pera Palace 酒店和孟買的 Taj Mahal Palace 酒店就深得我心。

從二十多歲開始，我一直過著這種漂泊不定的環球旅行生活。這種生活一直持續了十年。在此期間我有一些時候是單身一人，有些時候則處於戀情之中。最開始，這種在全世界各地周而復始的短暫生活令我感到新鮮和愜意。前幾年裡，我覺得這種生活樂趣無窮。但是突然有一天，我開始感到厭倦。

抵達異國他鄉後，我喜歡用游泳來消除長途旅行的疲憊。通常來說，酒店的游泳池都藏在大樓的內部。為了去游泳，我會蹬著松垮多絨的酒店拖鞋，艱難地穿過走廊和一排排長得完全一樣的房門。我在浴袍裡面幾乎都不穿衣服。這種裝束讓人有一種私密感，但同時也感到暴露無遺。酒店的游泳池幾乎每次都空無一人。只要摘下眼鏡，我就再也看不清假的棕櫚樹和通往按摩浴缸的台階。

長期以來，游泳的好習慣使我受益良多。入水之後，「倫敦風格的我」就被甩在腦後。幾圈下來，我就是一個閃著光芒的全新國際范兒旅行者了。但是有一次，游泳給我的感覺完全不同：經歷了一次令人迷惑困頓的 18 小時旅程之後，我又一次來到游泳池，平躺著漂浮在添加了各種化學物質的水面上。

突然之間，我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奇怪而明亮的聲音。這個聲音給我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建議——它說：「我想去死。」這是一個平靜而理智的聲音，它與瓷磚上熒光燈的反射光線、泳池中水流的輕拍聲、桑拿房水珠的滴落聲和大樓內某處水龍頭被擰開的聲音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我趕緊翻過身來，開始慢慢蛙泳。接著，這個聲音讓我潛下水去。我服從指令，閉著眼在水下潛游。很快我觸摸到了池壁，那感覺就好像鯊魚的鼻子觸碰到了船隻一側的船舷。

第二次遇到這種情況時，腦海中的聲音大了一些。第三次時，聲音又比第二次大了不少。它堅持不懈地向我提問，而我則默默回答。這構成了一段段合理的內心獨白。我在哪裡？某個國家的某個游泳池內。我在這認識誰？實際上誰也不認識。誰會想念我？實際上沒人會想念我。接著一個清晰而理性的聲音讓我潛下去，把自己悶在因為加了氯氣而發藍的池水中，然後順其自然。這個聲音令我感到驚恐。

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不應該經常於一周內在亞非兩個大洲之間穿梭；這個世界也不應該按照這種速度來回變化。常態化的國際旅行會擾亂人們的生活節奏，令人感到混亂和困惑。有的時候，這種生活模式甚至會帶來更糟糕的損害性結果：主觀自我（subjective self）當中的部分核心元素開始漸漸衰退。但即便如此，我依舊喜歡四處漂泊遊盪。那時的我是一個隨性的姑娘，經常在最後時刻買一張機票去暢遊世界。每次旅行結束，我都會回到倫敦南部的布里克斯頓區（Brixton）。在和他人合租的房子里，我總有一種被輕微束縛的感覺。因此旅行回來之後，我就會開始著手規划下一次旅行。

每次從在回家的計程車中爬出來或者拖著行李箱來到門前時，我都會想起簡·里斯（Jean Rhys）。她在 1939 年出版的《早安，午夜》（ Good Morning, Midnight）一書中寫道：「在夜裡走回來，回到酒店。總是同一家酒店...你走上樓梯。總是同一段樓梯，目的地也總是同一個房間。」我的生活就是一個循環。雖然不斷尋找新的東西，但實際上我一直在原地繞圈，沒有絲毫進步。

大腦中有一個區域叫做海馬體（hippocampus，主要負責記憶和學習。日常生活中的短期記憶都儲存在海馬體中，如果一個記憶片段在短時間內被重複提及的話海馬體就會將其轉存入大腦皮層，使其成為永久記憶——譯者注），它的形狀酷似一隻海馬。在很多方面而言，人類還沒有完全破解它的奧秘。

但是，科學家認為海馬體就好像人體內的導航裝置。它能將人類的記憶與大腦處理位置信息的過程聯繫起來。雖然海馬體經常處理地理信息和位置信息，會利用地標對象和圖像幫助我們理解風景、室內布置和景觀，但它的功能遠不止這麼簡單。有的時候，海馬體還會根據人類情緒的「地理信息」繪製地圖。比如為未來的目標、願景、實現目標的手段和記憶序列「繪製地圖」，或者系統化我們的對自己的描述。因為海馬體的存在，我們能夠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也能夠學會站在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科學家發現，沮喪和抑鬱的情緒能對海馬體起到抑制和扭曲的作用。正因如此，沮喪抑鬱的人才會在很多層面上感到徹頭徹尾的迷失。

我不知道自己是因為旅行太多從而導致海馬體的導航功能受到抑制，還是單純因為十幾年來逃避親密關係和任何貌似安定的家庭而感到疲憊。但不管怎樣，酒店的建築以及所有與酒店有關的東西（比如房卡、長走廊、召喚服務人員按鈴的聲音）都會觸發我心中想要自殺的衝動。而且這種衝動日漸增強。

過去十年中，我一直焦躁不安。這期間，我在「家」（其實就是一系列租住的房子，每個房子住不了多久我就會搬家）和不斷獨自抵達全世界各地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義大利著名作家——譯者注）風格城市的這個過程中來回切換遊盪。我很孤獨，而且這種孤獨感與日俱增。我幻想穿過鏡子，去看看鏡子另一邊的世界。於是我沉浸在這樣的想法里無法自拔，絲毫不知道如何才能不去胡思亂想。

在密集旅行的最後一年，我開始失眠。我的失眠情況非常嚴重，唯一應對漫漫長夜的辦法就是徹夜讀書。如果身處一個有午休習慣的國家，我會在午休時間補充一下睡眠。其他情況下，我會在傍晚時分的空閑時段打個盹，然後再起床為晚上的活動做好準備。

在那些難熬的夜晚，窗外的異鄉城市總有一種自相矛盾的感覺：看上去空虛無比，但又人山人海。此時，我開始閱讀超現實主義藝術家以及他們與城市、旅行、逃避和酒店房間的關係。在凱瑟琳·康利（Katherine Conley）1996 年出版的《自動的女人》（Automatic Woman）一書中，我了解到德國藝術家尤妮卡·祖恩（Unica Zürn，下文中藝術家漢斯·貝爾默[Hans Bellmer]的合作夥伴）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是如何因為在柏林的一家酒店內打碎了窗玻璃就被關押到一所精神病院的故事。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法國超現實主義作家——譯者注）小說《娜嘉》（Nadja）中的主人公也是因為在巴黎酒店內的「不穩定和奇怪行為」而被監禁起來。我還沉迷於英國出生的藝術家、作家利奧諾拉·卡靈頓（Leonora Carrington）的作品。她入住馬德里的麗茲酒店（Hotel Ritz）後將自己脫得精光，然後與酒店工作人員發生了衝突。此後，她也被關進了診所內。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上述三位女性在酒店內的墮落行為並不令人感到驚奇和意外。無論如何，她們都過著「候鳥」一般四處漂泊的生活。對於那些信奉超現實主義的女性而言，酒店的鏡子、房門、門鎖、陽台和浴室都可以變成活躍的道具和布景，為她們「跨越鏡子前去另一個世界」的過程烘托氣氛。

很多時候，這些女性生活中的男性藝術家也會大肆鼓勵這種行為，並對其大加利用。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在藝術創作時沉迷於刻畫主人公遇到潛意識、調情和瘋狂的行為。大部分情況下，作品中的女性會被一路逼迫著（或者自願）來到另一個世界的奇異入口。與此同時，作品中的男性角色則在一邊冷眼旁觀。通過女性推開的大門，男性的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們才發現原來自己能夠達到一種精神自動主義（psychic automatism）的純凈狀態。換句話說，這些藝術家能夠超脫理性的束縛或者道德和審美的控制。通常而言，酒店房間正是這些藝術家進行實驗的最佳場所。

祖恩代表了一種徹頭徹尾的矛盾體，她獨自佔據了整個閾限空間。她會跟在貝爾默後面，保持幾步的距離。祖恩不僅是給予貝爾默靈感的女神，也是貝爾默創造出來的青春期前玩偶，而且還是一個活生生的等身大小玩偶。祖恩崩潰了三次，每一次觸發的原因各不相同：要麼是因為她離開了自己與貝爾默在巴黎合租的公寓，要麼是因為離開與前夫所育的子女並住進了酒店。

在自傳中，祖恩將酒店客房描述成「一個巨大而空曠的舞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它看起來不像幻覺的產物，反而更像是在一個人自我中心形成的清晰畫面。」她在書中說，自己之所以會有這種想法，正是因為通過酒店的窗戶向外望去並體驗到了與童年創傷有關的幻覺：她看到了 15 歲時被拍賣的家庭住宅以及家中所有陳列。這標誌著她所認識的家庭、童年和根本的自我都被徹底毀滅，消失無蹤。

祖恩被瘋狂所吸引，也接受了瘋狂的行為。她故意置身於匿名的房間中，從而使自己產生幻覺。她跨越了現實與虛幻之間的邊界，而她看到的與房間和房子有關的圖像就是最好的證明。她在書中寫道：

這座沐浴在翠綠色光芒中的房子變得透明起來。她能看穿牆壁。在房間里，她看到來自岩石神廟（Temple of the Rocks）的印度佛像，在黑色天鵝絨材料上用金線和銀線刺繡而成的中國巨龍以及散發著金光、紅光和綠光的阿拉伯地燈。但房子里的景象僅僅是曇花一現，因為牆壁很快就封閉了起來。接著大門也被關閉，整個房子都徹底融化。甚至連房子最初出現時照耀它的綠色小燈也

一同消失不見。

幾年之後的 1970 年，她再次出現了一系列幻覺。然後幻想的世界轟然倒塌，她又一次回到現實世界中。這次她從巴黎的一個陽台一躍而出，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解脫。

我收集了一大堆印有酒店抬頭的信紙。我喜歡用這些信紙給別人寫信，而不是寄送明信片。美國詩人伊麗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是一個旅行成性的人。她在一生中四處漂泊，對各種酒店早就輕車熟路。她喜歡在酒店的信紙上素描草圖。其中一幅素描畫的是她住過的房間，也就是紐約默里山酒店（Murray Hill Hotel）的客房。她捕捉到空間令人感覺局促幽禁，甚至會誘發幽閉恐懼症。

在 1938 年發表的故事《坐牢期間》（In Prison）里，她寫道：「在我看來，我如今的酒店生活與監獄生活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處：酒店與監獄都有走廊和一個一個的房間，也都住著一大群目的不同且互不相干的人。雖然每個人不同的目的讓他們顯得生機勃勃，但是彼此之間依舊差異巨大。」

酒店的入住體驗基本上都與客房有關：你會感覺進入到一個受限的空間，它既屬於你，但又不屬於。酒店的客房像是牢房，又像是陷阱。

喬納森·埃利斯（Jonathan Ellis）在 2006 年出版的《伊麗莎白·畢曉普作品中的藝術和記憶》（ Art and Memory in the Work of Elizabeth Bishop）一書中寫道：「畢曉普很難安居在貼著牆紙的酒店客房，因為這種環境會讓她想起童年時候的恐懼。」正如尤妮卡·祖恩從酒店窗戶向外望去能看到童年時候家庭住宅被拆毀的場景一樣，我很快也意識到一個問題：不管你逃得多遠——即便是住進坐落在宇宙邊緣的酒店——酒店房間的布置和裝飾總會讓你想起童年時候的恐懼。當你站在浴室昏暗的燈光之下時，你看起來就好像鬼魂一般。

在旅行時，我心中那種不安的感覺會與日俱增。所以我試著從家裡帶一些東西放在身邊，以便讓自己感覺踏實一些。但我很快發現，除了書籍之外我一無所有。而且這些書籍都我來說沒有任何個人意義。這個事實令我難過不已，並且開始質疑自己生活的方式。從那以後，每當置身於國際酒店的傢具和裝潢（有意設計的看起來很普通的大廳、寬大的前台等）之間時，我都會感到恐慌。酒店的餐廳和樓梯間也會讓我感到不適，因為穿越這些空間也會誘發我心中的焦慮和悸動。

我有一種陷入圈套的感覺，心中充滿了對幽閉的恐懼和偏執妄想。但是，最強烈的感覺卻是深深的迷茫：我在哪？我到底是誰？身體的血液、肌肉和骨骼在試圖定位自己而失敗的時候一直嗡嗡作響，或許是因為大腦中的海馬體在翻跟頭。因此，我感覺自己被一種永久且恥辱的感覺所淹沒。我決定必須停止旅行，在家裡好好待一段時間。於是我放棄了全世界到處跑的工作，選擇在家靜靜坐著寫點東西。

留在家中的工作有很多種。我能找到最接近自己要求的工作就是在肯特郡（Kent）馬爾蓋特（Margate）的一個酒店內當駐場作家。我計劃在那裡將自己與外界隔離開來，好好完成一部作品。我認為留在英國會讓我感到更加安全、踏實。再也沒有酒店的游泳池，再也不會因為頻繁跨越時區、丟失時間觀念而迷失自我，再也不會經歷因時差沒倒好而充滿幻覺的夜晚。

在潮濕的小房間里，我能遠眺大海，也能看到荒涼的人行漫步道。我開始繪製地圖，描繪出我認為繼承了早期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努力的作家和畫家。她們是無名酒店客房中的夜間女王。從利奧諾拉·卡靈頓到簡·里斯，從簡·里斯到艾米·懷恩豪斯（Amy Winehouse），從艾米·懷恩豪斯到翠西·艾敏（Tracey Emin）。艾敏是馬爾蓋特培養出來的最優秀的藝術家，她童年時代就住在馬爾蓋特國際酒店（Hotel International in Margate）內。那是一個海濱酒店，艾敏的父親則是負責運營的老闆。對於年幼的艾敏來說，酒店並不是一個安全的棲身之所。她在藝術生涯中有很多作品詳細闡述了自己童年時期缺乏安全感的事情。

艾敏在 1993 年創作了一件名為《國際酒店》（Hotel International）的作品。這是一個由她生活中使用過的布料和材料製成的被子，上面還有手工縫製上去的毛氈字母。2005 年，卡爾·弗里德曼（Carl Freedman）在一次採訪中問到了她對舒適友好空間的利用和使用拼接材料、毛毯、帳篷等重新製作娃娃屋的事情。弗里德曼問道：「當你創造這些娃娃屋時，會感覺自己是一個在玩傢具的小女孩嗎？」她回答說：「可能吧。」弗里德曼又問：「所以你一直困在過去是嗎？你陷入自己太深，已經無法自拔了嗎？」她回應道：「也許我是在試圖糾正我的家吧。」

我在英格蘭南部海岸的一個破舊海濱小鎮長大，距離艾敏的家鄉馬爾蓋特並不是太遠。家鄉的扁礫石、糟糕的天氣和殘破的約翰·貝傑曼（John Betjeman）似酒店令我厭煩。我曾經就在那座酒店中給庸俗骯髒的老闆打工，做暑期服務生。工作主要是為年邁的老太太端冰淇淋。為了逃避這一切，我想盡了一切辦法。多年以來，我一直認為家鄉荒涼的海岸線和海鷗發出的粗聲大叫與死亡沒有區別：它們都代表了世界的盡頭，時間的終點。

我儘可能多地環遊世界，但總是像簡·里斯發現自己會不斷回到同一個起居室一樣原地踏步——「她命中注定要回到起點，回到布魯姆斯伯里（Bloomsbury）那間小卧室。而那間卧室和她十年前離開布魯姆斯伯里住的小卧室幾乎一模一樣...」——我發現自己如今又住在一個與故鄉很相似的破敗海濱小鎮，距離倫敦和蓋特威克機場（Gatwick airport）很近。走在海邊，周圍到處是墨魚骨和乾魚蛋。我現在住在靠近海邊的地方，周圍有一排破舊的酒店。它們的名字都很尋常，比如 Belle View 或者 Sea Bright。當我透過窗戶凝視酒店內部時，我想起了伊麗莎白·畢曉普貶低酒店裝潢的種種描述：「毫無吸引力的牆紙」以及「土耳其地毯」。最後為了保住性命，我還是放棄了美好但卻需要不斷旅行的工作。我不再假裝將倫敦（或者其他任何城市）當做自己的家，並且搬回了故鄉。對，就是那個天氣糟糕，酒店殘破還有著海鷗的小鎮。在那裡，我試著用不再奔波的安定建立一種令自己惴惴不安的平靜。

如今我會想起人生中四處漂泊的歲月。那是一段令我驚訝的原地打轉時光，我差點沒能撐過來。它與酒店的各種意象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我想到了畢曉普的一句名言：「無論家在哪裡，我們是否都應該待在家中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並不後悔曾經的逃避，但我也對旅行的風險有了更好的認識。

現在，我給自己定下了幾條規矩：出門旅行的時間不能太久，最終一定要回來，確保自己能被動物、孩子、家庭、丈夫等事物所「束縛」。實際上我要緊緊依靠這些事物，讓它們成為我的支撐，成為我漂泊之旅中的大錨。當我回憶起大酒店中的游泳池和所有與酒店有關係的東西時，我會在潛意識裡的封閉局促空間中產生幻想——我想像自己平躺在水面上，靜靜地漂浮著。我不再害怕這種失重感，而它也不再像溺水、跌落那樣令我恐懼。相反，我能感覺到的只有隨波逐流罷了。

翻譯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愛德華·霍普在 1957 年創作的油畫《Western Motel》。該畫目前收藏於耶魯大學美術館內。圖片版權：Cor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