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饒毅：中國成為科技強國還缺什麼？

知識 08-10

編者按：

　　經過近20年的持續投入，中國科技創新成果開始陸續湧現。隨著《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正式發布，科研創新被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可以期待未來更多令人「點贊」的科技創新成果。

　　但是必須看到，中國科技在投入和速度上贏得「點贊」固然不假，在創新的水平和質量上仍然有相當的不足。如何客觀評價中國科技創新的現狀，前瞻未來，中國成為科技強國還缺什麼、如何加快創新驅動？近日，新華每日電訊第16期「議事廳」欄目記者就這些議題，採訪了中國科學院院士、同濟大學海洋與地球科學學院教授汪品先和北京大學教授饒毅。

采寫 | 周琳（新華每日電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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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訪談

汪品先-中國科學院院士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

我們被國際社會「點贊」最多的，是我們的科技投入和發展速度，而不是我們在科研方面的創新能力

論文數量並不是科學研究追求的目標，甚至不是衡量科學發展水平的主要標誌。論數量，中國論文已經佔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卻離「世界第二」還差得很遠

科學發展路上也有與「中等收入陷阱」類似的現象。如果科研創新不能轉型，就會掉入陷阱，只不過這種危險僅僅從 SCI 數量上是看不出來的

獲點贊的主要是速度，還不是創新能力

?記者：英國《自然》雜誌引用的數據顯示，從2005年到2015年，中國發表的研究論文數量佔全球總量的比例從13%增長到了20%，這個比例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引用率較高的論文中，大約每5篇中就有一篇有中國研究者參與；不少中國頂尖的科研院校，已進入各種世界最佳科研機構排名榜單……關於中國科技進步的積極評價，似乎越來越多了，我們應該怎麼看待這種變化?

汪品先：中國科技創新確實有很大進步，但讓國際社會「點贊」的主要是「中國速度」。20多年前，美國人還在問「誰來養活中國」，但他們現在驚嘆於中國的高效率，認為「集體主義的中國贏了個人主義的美國」，甚至有人建議讓中國模式在美國「試運行一天」。

被「點贊」的還有中國對科技教育的重視程度。中國科技投入的增長舉世矚目，在過去30多年中，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投入增長了300倍，已成為世界各國科學家議論的熱點。幾十年前，中國一度是一個「白卷英雄」走紅、「拿手術刀不如拿剃頭刀」的國家，但現在是在校大學生3700萬、在外留學生50萬，從政府到民眾無不重視教育、尊重科學的科技大國。

整體說來，我們被國際社會「點贊」最多的是我們的科技投入和發展速度，而不是我們在科研方面的創新能力。但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和歐美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任何國家都是先有了數量的進步，後來才有質量的飛躍。

「創新」在中國還只是方向，尚未成為優勢。比如，在談到中國科技進步時，很多人都會把中國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數量居全球第二當作證據。我不反對SCI本身，但問題是有時候我們把它看得太重了，實際上，SCI反映的只是一個期刊的平均影響力，這與其中單篇論文的分量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我非常反對公式化地用影響因子乘文章數量，更荒唐的是根據這個數值去發獎金。這是在試圖量化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做科研需要錢，但錢多並不能保證高質量的研究。如果每個人都忙著找錢、忙著發表論文，大部分人只不過是在重複已經做過的研究，也許他們根本什麼都沒有做成，但是大量經費就這樣花掉了。低質量的績效評估，也和中國整體較低的科學評價標準有關。總體來說，有獨立思維和優異專業能力的科學家數量還很有限。

?記者：不可否認的是，雖然中國每年有大量論文發表，但具有高影響力的論文不多，重大和原始創新成果出現的比例還不夠高，離全球科研創新的「風向標」之地還有些距離。出現這種局面，說明了什麼問題?

汪品先：如今的科學研究和經濟一樣，都已經全球化了。學術界也和世界經濟一樣，發生了兩極分化：許多國家只能輸出「原料」，另一些國家對原料進行「深加工」，得出理論認識。後發國家為原料能出口而高興，科學家也為其數據能為國際所用而慶幸。

而事實上，大部分論文只是科學史上的過眼煙雲，並不會進入人類的知識寶庫，而這恰恰就是智力生產與物質生產的重大區別。因此，論文數量並不是科學研究追求的目標，甚至不是衡量科學發展水平的主要標誌。論數量，中國論文已經佔世界第二，但水平上卻離「世界第二」還差得很遠。不過，量變可以引起質變，當務之急是要抓住大好時機，促進科學轉型。

科學轉型也可以和經濟轉型進行類比。一些國家如墨西哥、馬來西亞等，20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直到現在仍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階段，原因在於低端製造業轉型失敗，阻止了發展高端製造、走向發達國家的通道。

科學發展路上也有與「中等收入陷阱」類似的現象。特別像地球科學和宏觀生物學這類地域性強的科學，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和發達國家一樣重要，而且有些自然現象比如說季風，主要分布在「第三世界」，因而發展中國家也會擁有獨特的「原料」優勢。尤其是國土大、人口多的發展中國家，不但可以提供「原料」還可以輸出勞務，做「勞動密集型」的分析工作，由此產生的文章數量相當可觀。

這好比經濟，低端製造業也可以帶來中等收入，但污染、低質、低價等惡性循環伴隨而來，不能轉型的就會掉入「中等」陷阱。科學發展的道路與此類似，不能轉型就會掉入陷阱，只不過這種危險僅僅從SCI數量上是看不出來的。

科學進步的評價難以量化，而在一個誠信不足的社會裡似乎只有量化的評價才顯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於是，很多科研機構都把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

我們招聘到很多科學潛力很好的年輕科學家，但是，他們將在什麼環境中工作，他們在競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時，是變成了優雅的科學家還是變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擔憂的

我們不能只滿足於跟風做些分散性的小題目，在別人的刊物上發表幾篇論文，要瞄準大目標、做大題目、解決大問題，做國際學術界的舉旗者、領跑者

要有原創性突破，不當科學上的「外包工」

?記者：那是不是說，如果不轉型，我們的科研也可能走上「重複」而非「創新」的道路?

汪品先：舉例來說，我國做深海研究最早的是微體古生物學，對照圖版在顯微鏡底下點化石，就可以研究深海沉積，中國、印度等國的深海研究就是這樣起步的。這也是30年前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只要有台顯微鏡，有個水龍頭，就可以「向深海進軍」。

這種「勞動密集型」的科研工種，比較費時費功，但在一沒有條件出海採樣、二沒有儀器分析樣品的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相反，發達國家則更多地採用精密儀器分析樣品，不但多、快、好、省，而且產生的數據更能說明問題。兩者的區別在於勞動層次不同，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工種要思考的成分不多，以至於有些學生喜歡邊聽音樂邊看顯微鏡；而「深加工」則要求思考，是智力勞動密集的工種。

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中國很多實驗室的儀器比一些發達國家的還要好、還要新，但一些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習慣、思考層次依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上。就拿地球科學研究來說，經過兩三百年的發展，正在整體進入轉型期。從前為了現象描述而越分越細的地球科學，現在又回過頭來相互結合，進入了系統科學的高度，探索機理已經成為國際前沿的主旋律。各種文獻里，「俯衝帶工廠」「降塵機器」「微生物引擎」之類的關鍵詞頻頻出現，匯總全球資料、跨越時間尺度的新型成果也紛紛呈現。即便是地方性的研究，也帶有「局部著手，全球著眼」的特色。然而，正當國際學術界在向地球系統科學的核心問題發起攻勢時，我國學術界卻在熱衷於計算論文數量。

因此，就像需要依靠高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一樣，科學研究也需要轉型。我國的出口商品已經從多年前的領帶、打火機發展到手機、高鐵，我國的科學研究也需要向學科的核心問題進軍，需要有原創性的突破，這就是轉型。現在我們處在「中等」狀態，往往是從外國文獻里找到題目，買來外國儀器進行分析，然後將取得的結果用外文在國外發表，這當然是我國科學的進步，但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科學上的「外包工」。想要成為創新型國家，就不能只注重「論文優勢」，應該在國際學術界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學派，有自己的題目。

?記者：「論文優勢」似乎是一把雙刃劍，它讓我們的科研人員迅速站在了國際研究的巔峰位置，但這又容易掩蓋數字背後的真實問題。這種「數字崇拜」為中國科研創新轉型發展帶來了哪些障礙?

汪品先：阻礙轉型的因素很多，但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過於看重物質，忽視了精神。當前，片面追求論文數量的偏向，就是這種導向的產物。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科研轉型就很難實現。

問題出在以論文數量為基礎的評價標準和激勵機制上。科學進步的評價難以量化，而在一個誠信不足的社會裡似乎只有量化的評價才能顯得公平，不能量化也得量化。於是，很多科研機構都把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反正三篇比兩篇好。如果解析度要提高一點，那就用論文發表刊物的影響指數加權，這就造成了有些單位按論文數量乘以影響指數發獎金的做法。這類不合理的物質刺激辦法，可以催生出大量的論文，卻促進不了科學進步和創新，反倒客觀上阻撓著科學的轉型。

更嚴重的問題，是學科發展中的經費投入的走向。對於有些單位來說，發展科研無非是造房子、買設備、搶人才，而搶人才的力度與年薪的高度正相關。於是，在國企領導紛紛削減收入的背景下，某些地方科學人才的標價卻一路飆升。這類「搶人才」的惡性舉措，不但本身缺乏可持續性，而且對學風建設起著負面作用，是科學轉型大潮中的逆流。

當然，這類問題只是發生在部分單位的部分學科，更普遍的問題在於我們科學發展中的精神支撐不足。我這裡指的是科學與文化的關係。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是科學研究作為生產力的重要性，忽視了科學研究的文化屬性，而缺乏文化滋潤的科研就會缺乏創新能力，成為轉型的阻力。

科學具有兩重性——科研的果實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科研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進文化。作為生產力，科學是有用的；作為文化，科學是有趣的。兩者互為條件，一旦失衡就會產生偏差。假如科學家不考慮社會需求，只知道「自娛自樂」，科技創新就必然萎縮；相反，失去文化滋養、缺乏探索驅動的科學研究，只能做一些技術改良，難以有創新突破。

科學與文化的脫節，與我們的導向有關。中國歷來偏重科學的應用價值，忽視科學的文化本質，洋務運動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典型。其實，科學的創造性就寓於其文化內涵之中，失去文化本性的科研，可以為技術改良服務，卻難以產生源頭創新。現在，我國從科學院到高考，都有文科與理科分割的毛病，科學與文化之間切出了深深的斷層。科學與文化關係，是我國科學轉型中一個重大題目，兩者的脫節將是我國科研轉型的重大障礙。

饒毅：十幾年來，中國有很多人提過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但實質是，這一問題在全局層面一直沒有徹底解決。在具體層面，有些單位解決得很好，有一些進步，但總體而言，科技體制改革不如人意。很多應該負責的人，對於改革工作都拈輕怕重，所以，能否深化改革，不在於方向不明確，而在於缺乏推動的人。在過去，我國的研究資金比較少，顯得問題不是特別嚴重。現在經費充足，問題反而越來越嚴重，導致了大量浪費。

全社會的道德滑坡繼續，也導致文化成為改革的阻力。以前大學生普遍因為道德和面子而有所顧忌，現在的不少畢業生普遍追求利益而不顧顏面，道德更只是對其他人的要求。申請經費從少數人打招呼到普遍打招呼，不打招呼被理解為不尊重評委，一個年紀輕輕的人可以因為積極搞關係而連續幾年影響部委的經費，這些都是以前不可想像的。我們招聘到很多科學潛力很好的年輕科學家，但是，他們將在什麼環境中工作，他們在競爭提高科研水平的同時，是變成了優雅的科學家還是變成了狼，恐怕也是令人擔憂的。

轉型：變「論文驅動」為「問題驅動」

?記者：目前，中國很多產業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發達國家在科學前沿和高技術領域仍佔據明顯領先優勢，我國支撐產業升級、引領未來發展的科學技術儲備亟待加強。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轉型去驅動創新發展?

汪品先：中國要建成科學創新強國，避免「中等」發展陷阱，只有走轉型之路。無論是研究者和研究課題，抑或研究途徑，都有待轉型。現在有很多人把科研等同於寫論文，但學生寫論文為了畢業，老師寫論文是為了立項，研究者本人對這些問題缺乏興趣，不知道這些論文有什麼意義，也不關心究竟誰需要這些論文。

論文導向、評審驅動下的研究者，難以有寬闊的視野和宏大的胸懷，於是，研究課題小型化、研究組織分散化成了學術界的主流，難以形成能在國際學術界「坐莊」「問鼎」的研究力量。

我國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科學研究隊伍，早在2011年我國研發投入佔全球比重就達13.1%僅次於美國，照理應當進入「領跑」「舉旗」的行列，而不該繼續為「躋身」國際而感到滿足。但這就要求轉型，要求研究者爭取「自我解放」，從論文驅動轉化為問題驅動，從功利驅動拓展到求知慾驅動。論文要寫，功利要有，但研究者首先需要有對於科學問題的求知慾，而不是首先考慮一項研究會帶來多少獎金。

研究途徑轉型，轉的是研究方法和學術思路。這裡的關鍵在於承擔著引領責任的學科帶頭人，只有他們改變思路和方法，才能帶動學生和同事。這首先體現在學科的戰略研究和規劃制定上，如果每人想的都是「我的題目在哪裡」，而不是尋找整體的科學突破口，那麼這種「戰略」「規劃」可能比不訂還壞，因為他們提前瓜分掉了未來的經費。

科研工作者不能只滿足於跟風做些分散性的小課題，或在別人的刊物上發表幾篇論文，我們要瞄準大目標、做大題目、解決大問題，做國際學術界的舉旗者、領跑者。積极參与乃至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也是促進中國科技轉型的契機。

還需要強調的是學術交流的轉型。隨著技術的發展，科學界要處理前所未有的海量數據和研究成果。在知識爆炸的今天，科學家跨學科的學術討論和面對面的思想碰撞顯得格外重要。與文藝演出不同，朗誦會式的單向宣讀論文，走馬燈式沒有爭論只有掌聲的亮相，都已經不再流行，正在被互動的學術討論會所替代。而我國一些重形式、講排場的「學會」依然盛行，相信在今後幾年的「轉型」浪潮轟擊下，會被新形式的交流所代替。

饒毅：重大項目的決策常被誤導，這也是一個大問題。由於科研項目管理不科學，各部委之間有很多重合的研究項目，導致浪費和低效。改進重大決策過程的方式之一，是建立一個高水平的、科學的諮詢委員會，由各研究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組成，他們不僅來自學術界，也來自工業界。這個委員會可以設在國務院，獨立於部委利益而存在，類似於美國的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

在發達國家，有很多獨立的研究機構，比如德國的Max Planck研究所，美國的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允許科學家嘗試一些冒險的想法，從事長期項目。他們還有非政府或者慈善基金支持科學研究，比如美國的Sloan基金會。這些獨立機構激勵競爭，形式多樣，補充了政府支持的研究項目，值得我們學習。